对话科途医学：风口上的类器官技术，如何才能商业化落地？

类器官作为新兴的体外评估平台，在通量、成本等方面都具有优势，近年在科研与临床项目中不断获得验证，伴随着各种利好政策，各方都为类器官技术应用谱画了广阔而迷人的前景。

但对于类器官公司本身来说，最大的问题还是如何实现商业化。即使在欧洲与北美等类器官起步较早的地区，商业化路径也没有得到完全验证，国内公司无法找到对标，也有很多投资人坦言，对类器官领域还处于“观望阶段”。

抛开前沿、尖端这些标签，类器官的落地价值应该如何实现？带着这个问题，动脉新医药访谈了科途医学总经理孙志坚。

孙志坚于2016年成立科途医学，专注于肿瘤类器官功能性检测技术的研发和成果转化，缩短肿瘤新药研发周期，其技术服务平台已获得众多行业知名药企以及医院的使用认可。

在创业之前，孙志坚在药企工作多年，曾在诺华制药上海研发中心担任肝脏疾病药物研发，之后经历了百济神州从刚开始创建到上市的整个过程，拥有丰富的产业经验。

不久前，科途医学完成数千万元新一轮融资，也成为国内首家融资至B轮的类器官领域公司。

自2009年类器官技术真正突破以来，类器官模型被寄予厚望，如何培养高标准的类器官并进行分析变得至关重要。同时，类器官技术也在不断被与传统的体外细胞系和动物模型对比。

科途医学是国内较早进入类器官领域的公司，已经培养出近30种类器官模型。目前类器官还没有成熟的标准，但在孙志坚看来，模型质量控制的水平，会直接影响落地应用的效果。

动脉新医药：动物模型可以被完全替代吗？以及如何看待器官芯片这条技术路线？

孙志坚：去动物化肯定是趋势，一方面是伦理问题，另一方面类器官模型对效率是有很大提升的。不过短期内动物模型被完全替代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动物模型是个整体，能提供的价值还是很多的。但从长期来看，芯片、自动化等技术的发展会帮助加速临床前概念验证，动物模型的使用量也许会逐渐减少，甚至在某些场景下可以完全退出。

器官芯片的优势在于可以把更多的组织整合在一起，而且可以在不同的时间调整、改变药物浓度，这一点上更接近真实人体的情况。从做新药的角度来看，器官芯片一个很好的应用场景是毒理测试，就是把各种正常的器官组织整合到芯片里，然后观察毒性的变化，就可以做快筛，国外已经在用了。

还有一些类器官公司和药厂大量合作，比如去检测针对肿瘤的药效，但这件事情可以在芯片里完成，也可以在类器官模型中完成，芯片只是一种形式。

动脉新医药：现在有很多类器官培养方法的讨论，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评判类器官模型呢？

孙志坚：标准应该是和建立的目的挂钩的。

如果目的是临床诊断，那目的就是希望在类器官上得到的数据和在真实的人体上是高度一致的，因此一致性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建模的成功率，如果成功率只有十分之一或更低，那么就很难大范围地推广使用。另外是时间效率，有的细胞长得慢，因此需要针对性的技术去满足细胞量的要求，这也会影响终端交付，临床需求是急需求，时间太长了就会比较糟糕。

但是从新药研发的角度去评价的话，就不一样了。模型建立时长是次要的，药企更关注的是稳定性高不高，遗传背景清不清晰，临床数据充不充分，数据的临床转化率高不高。成功率在这里也不关键了，哪怕100个里面成功一个，但这一个好用就可以了。

动脉新医药：想做到高稳定性，是不是比较有挑战？

孙志坚：是的。目前很多类器官都是“能长就行”，但要做工业服务的话，稳定生长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模型靶点突变丢失了，药效评价的结果就不可信了。

稳定性包含两个点：一是可以稳定传代，二是主要的遗传稳定性。这对技术是有挑战的，因为在培养过程中大量高浓度的因子，可能会造成正常上皮细胞过度增殖，从而有生长优势并导致癌细胞的群体丢失。

科途医学做类器官的出发点是给新药研发提供模型工具，所以我们更关心和了解客户的需求，从技术上以分泌组学的方式做培养基筛选。

在培养过程中，也可以发现各种癌症的特点，比如结肠癌培养，方法就比较简单，直接包埋法就可以完整生长，效率也是挺高的。但是像神经胶质瘤就不行，需要先把干细胞培养起来，再进行包埋。

动脉新医药：可以再讲讲类器官在工业端的具体应用场景吗？

孙志坚：应用场景非常丰富，可以对应科途医学服务的不同客户类型、或药物研发阶段。

说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药物适应症拓展探索，属于药品上市后的产品生命周期管理与拓展。有客户的产品已经实现了在适应症中的获批上市，但还希望能拓展更多的适应症以提升药物销量，他的需求就是在多种肿瘤类器官中对药物的有效性和其生物标志物的特征进行分析，为新的适应症临床试验开展提供数据支持。

还有客户的产品是还未上市，但不确定应该怎样更有针对性地做临床试验。这是非常关键的决策，如果适应症选择做错，那么会给这个药物的命运带来很大不确定性。这种情况就可以在类器官中做有效性的预测，包括预测临床响应率和敏感人群生物标志物分析，来发现最佳的适应症切入点。我们很高兴为这些需求的客户提供很多关键决策的数据支持。

有的药物研发客户通过类器官模型，发现针对恶性的癌症有效的，并在美国拿了突破性进展。对于早期研发项目，我们还有客户是立项论证阶段就在类器官中进行靶点验证，建立真实世界靶点表达水平的数据和参考药物有效性之间的关系，从而在项目启动伊始就释放了关键风险因素。

总体来说，类器官的应用场景丰富，覆盖早期药物发现生物学、中期转化医学、PCC阶段的关键决策支持，临床阶段的伴随临床研究。

在各种应用场景上的成功拓展，展现了科途团队对需求的把握。科途医学已服务多家医院开展类器官活库建设，并支持10余项临床研究，同时，科途医学通过创新抗癌新药研发服务平台的建设，支持制药企业及研究机构抗癌新药研发。

“我们的模型其实更加具有产品化的概念。”孙志坚总结。

科途医学已建立的不同瘤种类器官模型示意图

这与团队的基因密切相关，科途医学的三位创始人结合了学术、产业、创业三重背景：一位是肿瘤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的谢东教授；另一位创始人康平是连续创业者，之前为百普赛斯生物联合创始人同时是一位蛋白因子领域专家，为科途医学的上游配方筛选和试剂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

孙志坚拥有丰富的药企经验，曾在诺华制药上海研发中心担任药物研发职务，之后经历了百济神州从刚开始创建到上市的整个过程，负责创新药的生物学机制研究。药企的工作，让孙志坚真实感受到了产业对模型的需求，并因此投身了类器官领域创业。

在业务模式的探索过程中，孙志坚与团队在类器官领域的进一步商业化上，也拥有了自己的思考。

动脉新医药：从应用场景的丰富度来看，科途的商业模式已经比较跑得通了，是这样吗？

孙志坚：我们的三个方向，第一个是Biobank CRO，给药厂、医院定制化建库，开展新药研发服务；第二个是类器官的国产替代，就是上游试剂，包括试剂盒、水凝胶、蛋白和专用耗材等；第三个就是数据库建立和创新管线的发现。

现阶段科途最多的订单集中在转化医学，药效药理测试等临床前阶段检测。虽然商业化模式取得一定的验证，我们也还在理解和探索终端最真实的需求，希望能探索出一条可行的商业化落地的道路。

动脉新医药：那您如何看待类器官这个领域的商业化前景？

孙志坚：一个新技术出现，开始肯定会被赋予很大的想象空间，会被预期能解决很多问题。但在真正执行过程中就遇到更多具体困难，大家会再慢慢冷静下来，然后这里面最能体现价值的一部分又会逐渐地被大家认可。

类器官确实很火热，学术界也火热，每年都有大量学术论文出来，但真正要去实现商业化，或者走向稳定应用、可靠应用的话，依然会面临很多挑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类器官技术是否能提供比之前模型更高的价值，并以一种规范和可重复的模式稳定提供给终端使用者。这是评价这个技术能否商业化成功的关键。

比如去做个性化医疗，是否能够真正帮助到患者？这需要去一线了解、理解这个场景。

工业端的药物研发，也要看到类器官的使用场景是什么，是否真的存在需求；能不能帮助到药企提高新药研发效率，降低研发风险。

我们内部常常问自己，能够在哪些方面去提供核心产品和价值。“概念尝鲜”之后，经过了考验，沉淀下来好东西，才可能进入到商业化增长的阶段。

动脉新医药：所以要想体现价值，就要洞察需求。

孙志坚：是的。要从使用端去考虑问题。如何去建库，以及建库之后如何质控，之后如何积累，再如何服务？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要在使用终端去寻找答案，只有这样，才能有针对性的塑造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定位。

动脉新医药：目前来看，在类器官这个行业里，公司竞争壁垒是什么？

孙志坚：我理解临床端的壁垒主要还是数据，要大量数据积累构建评价有效性模型标准。工业端的壁垒不止一面，刚才说过模型的稳定性，还要有清晰背景数据、模型和数据量，还有服务能力和质量等。

对模型清晰背景数据的积累非常重要，例如一个耐药类器官模型模型，背后要有很多数据支持，包括临床的用药响应数据，基因组的数据和表达谱的数据，可能也会有蛋白质组的数据，SOC药物数据，靶向药敏感性数据。这些数据积累通常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比较长的时间积累。所以但从模型背景数据清晰这一条就可以看出，工业端应用的壁垒还是挺高的。

另外用类器官模型提供专业服务也是有很高门槛的，这个点在其他领域也有先例，比如PDX服务出现这么多年，做PDX模型库的团队很多，但现在真正商业化成功的只有少数。差异在于标准化的服务体系建设。如果没有大量投入、踏踏实实进行模型产品化建设，建立再大的库，也很难找到可放大的应用场景，从而会影响公司的商业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