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支持1986年，FDA批准第一款单抗，抗体药物产业化时代由此拉开序幕。2021年，GSK PD-1抑制剂dostarlimab获批，这也是第100个被获批的抗体药物，抗体药物由此进入“百抗”时代。
包括抗体在内的所有药品，在尚处于萌芽阶段时，业内人士往往会不计代价去研发和生产。但随着药品产业化版图的扩大，市场面临可及性选择，工艺问题便成了关键——对工艺水平的突破可以有效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扩大产品产量。
几十年来，人们对单抗药物生产工艺的几经突破和迭代，终于迎来了抗体商业化的辉煌时代。 2021年，全球抗体药物市场已突破2000亿美元，相比2020年增长16.5%。
周凯松博士在生物医药领域拥有数十年的工艺开发、产业化和注册申报经验。2009年回国，周凯松博士曾任职于齐鲁制药，负责齐鲁制药生物药物的工艺开发和产业化工作。2016年距今，周凯松博士任职于信达生物，主要负责信达生物CMC板块的相关工作，包括工艺开发、产品开发、CMC生产车间、采购供应链的管理等。
仅仅在信达生物这一平台，他就曾主导完成了超7款产品在国内外上市，领导并完成了40余个抗体及小分子、ADC项目的工艺开发、注册申报，区域涉及中国、美国、欧洲、澳洲。
在火爆的抗体市场和白热化竞争的背后，作为国内的头部抗体药创新企业，信达生物有哪些新动向？以抗体药起家，信达生物为何又强势入局CDMO？信达生物在兼具抗体领域固有优势的同时，又为何能为CDMO、CGT等新兴赛道赋能？在当下这个时间点，他们如何看待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
近日，动脉新医药联合赛默飞专访了信达生物高级副总裁周凯松博士。
信达生物是国内最早研制出PD-1抗体的制药企业。成立至今，信达生物伴随和见证了中国生物医药的崛起和快速发展。众所周知，10年前我国抗体行业的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国药企的抗体产量已经从当初的1-2g/L提升到如今普遍的7-8g/L。
随着抗体产业不断的成熟，新兴产业也在快速萌芽。近几年，CGT（ Cell and Gene Therapy，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热度很高。在周凯松博士看来，CGT行业的现况类似于十年前的抗体行业：做的人很多，但目前相关产品的产业化尚在萌芽之中。
如何加速这些萌芽赛道的成长，快速将产品推向产业端？这需要供应商的发展和突破。供应商的突破可以带来优秀的细胞株、稳定的培养基、高载量的填料，以促进产品产量和质量的提升和价格的降低。
动脉新医药：供应商可以带来优质的培养基、填料等产品，让产品在产业化过程中实现降本增效。您觉得培养基在生物制药上游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周凯松博士：培养基对于生物制药的整个工艺环节至关重要，它占据了大概30%的原材料成本。所以如果说培养基是这个行业的血液，一点也不为过。
信达生物一直致力于开发出老百姓用得起的高质量生物药，在整个生物制药产业中，只有最终的产品具有市场可及性，才是一个成功的产品。如何降低成本，主要可以通过三个途径：首先是通过工艺水平找到高表达的细胞株以及合适的培养方式，让产品的表达量提升；其次是采购能力，然后才是企业的运营能力。如果按比例换算，工艺成本占据整体成本超过一半。不难看出，降低成本的大部分功劳实际上都来源于供应商。
动脉新医药：信达生物是什么时候开始和赛默飞的Gibco品牌开始合作？
周凯松博士：我们一开始就是跟赛默飞合作。我2009年回国，在齐鲁制药负责工艺开发时，就开始使用赛默飞的培养基产品了。尽管后来其他公司也陆续推出了系列产品，但是在过去十几年，我们发现赛默飞的培养基能够在表达量比较高的同时，产品的质量也比较稳定。
对于信达生物这样处在大规模商业化阶段的企业，我们想要的并不是某一个批次生产的表达量高和质量好，而是在保证产量和质量的同时，产品的批间一致性也达到稳定。这在早期使用培养基产品时是看不出来的，只有通过长期的合作和生产才能够确定供应商原料的安全和批间一致性。
同时，赛默飞的供应链十分稳定。在国际关系和疫情的双重影响下，过去几年内，我们遇到的很大一个问题就是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供应链问题甚至关乎企业的生死。我们跟赛默飞合作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方面的烦恼，企业不需要担心断供而准备场地大量储备原材料。
动脉新医药：为什么赛默飞能够实现稳定供货呢？
周凯松博士：我跟他们聊过，因为他们很早就有相关的布局。赛默飞在国内建立了许多仓库，起到了缓冲的作用，确保客户不被断供。这种做法也是企业们最喜欢的：供应商备仓库，企业不备仓库。我们想什么时候用，他们就什么时候提供。
对于企业来说，未来商业化竞争实际上就是供应链的竞争。即使企业自己反应快速，但是供应链上下游反应慢，那最后的结果仍然是慢的。因为，整个反应速度取决于最慢的那个。
除了布局CGT等新兴领域外，包括信达生物在内，君实生物、复宏汉霖、创胜集团等国内头部生物制药企业在近年还纷纷布局了CDMO赛道。
今年5月24日，信达生物成立夏尔巴生物技术(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夏尔巴生物），宣布入局CDMO赛道。目前，夏尔巴生物在苏州的产能已达6万升，预计不久其商业化生产基地产能总计将达23万升。
面对信达生物等Biotech强势入局CDMO赛道，各方人员不免投来质疑。周凯松博士在访谈中也做出了回应。
动脉新医药：信达生物为什么要强势入局CDMO？
周凯松博士：新药研发九死一生，就算产品成功上市也会在医保政策下面临残酷的市场竞争。国内PD-1的价格经过几轮医保谈判后，价格已经降到美国PD-1价格的十分之一不到。在一定的价格压力下，生物制药公司的的产能和成本优势成为企业能否应对竞争和实现利润的关键条件。
信达作为国内生物制药企业的先发者，前瞻性战略布局了充足的CMC产能，并通过PD-1和另外几款上市抗体药品，积累了行业领先的工艺技术和经验。在此基础上，我们发现行业内Biotech startup公司越来越多，对于CDMO外包的需求急剧增长，而信达生物可以将我们部分富裕的产能结合我们的技术和know-how优势，为这些Biotech startup提供服务，同时也帮助信达提高资产使用效率。
动脉新医药：相比其他专一在CDMO赛道的企业，以信达生物为基础成立夏尔巴生物有何优势呢？
周凯松博士：作为一家初创CDMO企业，我们在这个激烈的赛道上并不感到焦虑。基于信达生物在生物医药领域丰富的经验和资源，可以让夏尔巴生物得到生存的基本条件。但如何在激烈的赛道上胜出，则需要夏尔巴生物具有差异化的优势。
这就涉及两个问题：我们能为客户做什么？什么客户会和我们合作？针对第一个问题，与其他CDMO企业相比，基于此前数年的制药经验，我们大概做过400多批的商业化生产，生产成功率达100%，我们更懂得如何做药而不是单纯的提供一个批次的生产服务。夏尔巴生物的强项在于知道如何去开发药物，了解申报IND、NDA、上市后变更等制药的所有流程和细节。信达生物的许多变更当时在国内也都是第一次做，这些经验对于没有做过产业化的制药公司或者是没有到这一阶段的Biotech，都是很珍贵的。
动脉新医药：CDMO作为一个需要重资产投入的赛道，您们后续在业务版图上会继续扩大吗？
周凯松博士：除了在单抗方面提供服务外，夏尔巴生物还将进一步布局CGT。我们也很惊奇的发现，在我们放出消息进入CDMO赛道后，很多联系我们的客户不是抗体类药企，而是CGT领域的企业。我想，这是由于客户认可我们的CGT GMP车间以及整个生物制药的质量体系、生产能力，所以他们才找上门。
很多人都知道信达生物从2015年开始就跟礼来保持合作，包括我们的CMC团队、厂房的设计及建设运营都有礼来的帮助。大家也都知道，礼来对生产过程和产品的把控十分严格。跟他们合作的过程中，他们对我们每一步的操作，细到SOP、质量的放行，都进行了严格的监管。这个过程对于信达生物很痛苦，但是在经历了这个痛苦的过程后，信达生物成为了跟国际大药企质量体系相当的创新药企。
动脉新医药：信达生物已经取得了很多成绩，为什么还要进行很多新兴的、冒险的、跨行的布局？
周凯松博士：这得从中国目前的药企分类说起。目前中国药企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齐鲁、恒瑞、石药等传统药企；第二类是AZ、罗氏、辉瑞等国外药企；第三类则是信达、百济、君实、复宏汉霖等新兴的创新型生物制药公司。新兴的Biotech在资金支持和产品丰富度上都还有待成长。在大浪淘沙的时代下，企业如果保持不变就相当于退后。所以抗体领域并不是信达生物的行业天花板，我们会凭借持续优化的做药理念和技术平台去不断地探索新的蓝图。
随着CGT等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培养基等上游供应产业也迎来了新的巨大机遇。周凯松博士相信，虽然目前上游供应链还没到爆发点，但是巨大的需求已经摆在那里，爆发只是时间问题。
CGT行业的火热就像当年的美国淘金热，目前挖金子的大部分人还没有致富，但是卖锄头的人已经致富了。而CGT企业能否规模化发展，这取决于供应商是否能够开发出突破性的技术，让CGT产品降本增效。
动脉新医药：信达生物在兼具抗体领域固有优势的同时，为何又能开辟CDMO、CGT等新赛道，并为其赋能？
周凯松博士：这得从抗体产业是如何取得重大突破说起。在我看来，抗体发展至今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突破，供应商的功劳不可磨灭。供应商的发展和突破带来了优秀的细胞株、稳定的培养基、高载量的填料，这些都促进了抗体产量和质量的提升和价格的降低。
同理，我认为CGT的高速发展，很大一部分在于供应商是否有突破。例如供应商是否能找到一种培养基以及培养方式，提升细胞的产量和质量，同时降低价格。我们都期待，包括赛默飞在内的生命科学工具供应商能否推出更好的、“一统江湖”的技术。
当然，我们希望在出现重大突破前就前瞻性的布局这一赛道。
动脉新医药：跟10年前的抗体产业相比，您觉得CGT行业的成本降低会更快吗？
周凯松博士：一个产业在发展初期，大家肯定都会不计成本的去研发。但是当它真正走到商业化阶段时，就要考虑方方面面的毛利。随着CGT产品不断的商业化，CGT药企会和供应商协同降低产品的成本，这样产品和行业才会有未来。
我一直认为，生物制药行业，从运营、供应链、CMC等角度来看，它在商业化端的最大突破，都来源于供应商。在一个产品的商业化道路中，一个产品从0分达到80分，供应商起主要作用，而团队对产品的不断打磨，则是让产品从80分做到100分。
动脉新医药：您此前在CMC工艺开发领域有多年的经验，您也谈了抗体和CGT产业的发展，那么您觉得中国生物制药工艺是否到了一个变革点？
周凯松博士：是的，我们目前正处于变革当中。实际上在国内做CMC比在国外要困难许多。因为国外的CMC成本高，随之带来的是售价高，他们不用太过考虑产品的临床可及性。但是国内在提高工艺水平的同时，结合政策和临床患者条件，我们还必须降低成本。这些都需要上游供应商与药企协调推进产业发展，比如外企在国内本土化、本土企业在国内迅速崛起。
当然，工艺水平也会影响供应，从而影响成本。一个产品要先保证它的质量，才能进一步去追求成本的降低。通过工艺创新，加快研发速度和产品的表达量，也是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的有效途径。
动脉新医药：您觉得未来几年生物制药行业会聚焦哪些问题？
周凯松博士：从信达生物本身来讲，未来我们会“两条腿走路”，同步聚焦国内跟国外的市场发展。首先，我们肯定会先立足于国内，满足中国老百姓的用药需求。另一方面，我们还会继续走向海外，朝着“in China for global”的目标前进。
医疗是人类永恒的刚需，所以不管是CDMO、还是CGT、或是其它未来新兴的领域，我们都愿意为了解决病患迫切的需求去积极地布局。在积极前瞻性布局的同时，企业更应该沉淀出好的平台和产品，在生物医药快速发展的年代学会与时间做朋友：
过去十年，赛默飞等供应商帮助了我们这一众生物制药企业高速发展；未来十年，我们希望可以和供应商一起发展，不仅仅在抗体药领域，还在CGT等领域，做出更多变革性的成果，开发出更多老百姓用得起的高质量生物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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