斥资百亿抢办“新”高校，CEO们打的什么“算盘”？

3月，西安交通大学的“宝藏校长”王树国宣布卸任。从这所百年名校退休刚一周，他又加入了福耀科技大学（暂名）出任校长一职。向他抛出橄榄枝的，正是福耀科技大学理事长、中国“玻璃大王”曹德旺。

2022年，曹德旺发起的河仁慈善基金会首期捐资100亿创办了这所定位为新型研究型高校的福耀科技大学。在他以外，还有诸多功成名就的企业家投入教育科研事业。

2018年，吴亚军、王东辉、王健林等多位企业家合力捐赠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会，成立了西湖大学；2020年，虞仁荣成立宁波市虞仁荣教育基金会，斥资100亿成立了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暂名）。

近几年，CEO们似乎都扎进了抢办新型研究型高校的堆。

要探寻新型研究型高校的起源，还得从研究型高校说起。

在1876年，美国银行家约翰斯·霍普金斯成立了世界上第一所研究型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这所大学创新提出要专注于扩展知识、研究生教育并鼓励研究。在此之后，全球范围类兴起了一股创办研究型高校的风潮，包括哈佛、耶鲁、哥伦比亚、普林斯顿在内的一批老牌名校也受其影响，开始改革。

而我国高校由于起步较晚，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倡导“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直到2006年研究型高校这个舶来品才正式在国内被提及。而后的10年里，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科技的飞速发展，传统的研究型大学已经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的需求。于是，一种既保留了研究型大学的基础性基因，又对某些不适应现代挑战的缺陷基因予以编辑与重组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应运而生。

在2010年，深圳借鉴香港科技大学办学模式成立了国内的第一所新型研究型高校南方科技大学，2年后上海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合作成立上海科技大学。但在这两所高校成立之后，我国新型研究型高校陷入了沉寂。

多年后，施一公、陈十一、潘建伟、饶毅、钱颖一、张辉、王坚七位学术大咖联名提交《关于试点创建新型民办研究性的大学的建议》并获得支持，新型研究型高校才再次回归大众的视角。继西湖大学之后，宁波东方理工大学与福耀科技大学成立的消息也相继传出。

新型研究型高校一方面继承传统研究型大学优点，更加强调研究方向“小而精”、跨学科以及应用前景等方面的发展。

和传统高校不同，新型研究型高校一般会朝着一个研究方向尖端突破。如西湖大学仅设置了理学、医学、工学3个学科门类；东方理工大学也仅以工科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就连成立时间最长的南方科技大学也仅设置了37个专业， 而传统高校平均开设专业数量都在70个以上。

虽然新型研究型高校开设专业种类少，但教学内容并不单一，专业课程都是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标准设置的。

以上海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为例，该学院主要设置了5个专业，分别是蛋白质科学与生物技术、系统生物学与转化医学、干细胞生物学与再生医学、定量生物学与分子影像学、化学生物学与创新药物。从专业名称便可以看出，这些专业的综合性较高，且以应用价值为主。

在人才培养层面，这类大学会更多的要求学生的实验（践）以及创新能力。为此，在招生环节上，这类大学更讲究“精益求精”。南方科技大学是我国所有新型研究型高校中规模最大的一所，但学生总数不足一万人，其中近一半学生为硕博研究生。自2012年起，南方科技大学本科招生时便采用了“631”，即高考成绩占60%、学校组织的能力测试成绩占30%、高中学业成绩占10%的综合成绩评定。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寻找到更具有综合素质的人才。

同时，学校在硬件设施上，也给足了学生实践创新的空间。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这些老牌高校拥有诸多包括国重实验室在内科技平台，就连刚刚成立的福耀科技大学也宣布将再加注100亿，配置高水平科研条件。

所有的“新”举措，都是为了让学校成为“创新型人力资本增值”的放大器和加速器，最终解决被“卡脖子”的技术难题。

创办一所高校并非易事，除了投入大量资金以外，受到资源、政策限制，想要办成高水平大学更是难上加难。但在现实中，这些高校创办者们却都干劲十足。

从宏观角度来看，新型研究型高校就像是一眼“活水”，为我国科研教育的发展开辟出一条“蹊径”。

事实上，在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新型高校，就像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德国的柏林洪堡大学，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美国的斯坦福大学。他们都以“先锋”的身份尝试在新领域进行科研的突破，而最终他们踩中了时代的风口，引领着一次次工业革命。

而我国的新型研究型高校也肩负着这样的责任，不仅要解决“卡脖子”问题的限制，更要探索新的科研方向，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先机。

据统计，截至2023年11月底，西湖大学已经在《自然》《科学》《细胞》等刊物上，发表了16篇高水平论文。这些内容涵盖生命科学、能源等多个领域，还开创了许多世界首例。如2023年06月，吴建平实验室宣布首次解析了小鼠和人的精子鞭毛微管二联体复合物的冷冻电镜结构，鉴定了多个精子特异的微管结合蛋白，并由此发现了一类新型的弱精症亚型；同年，深度最大，且真正具有深海作业能力的新一代仿生型潜水器样机“西谷I号”完成了2000米深度的首次成功尝试。这些具开创意义的科研成果，也让西湖大学在科研界名声大震，也代表着我国科研的进步。

除了科研方向的探索以外，新型研究型高校也是高校新发展模式的试点。十年前，“学分制”几乎是我国高校首选的培养机制，而当时南方科技大学便开始了书院制、导师制的尝试。事实证明，这种培养模式不仅能够因材施教，极大程度发展人才实力，同时也能为尖端研究“定点”培养人才。如今许多老牌名校，如东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也纷纷采用了这类新的培养制度。

从高校发起人，特别是这些企业家的角度来看，创办新型研究型高校也有他们的打算。

首先，有企业支持背景的高校，在制定科研方向时有一定的考量。如福耀科技大学的理事长曹德旺曾表示：“我们的办学方式是模仿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办学方式，实行错位办学，瞄向目前制造业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短板，培养产业工匠式的领导人才。”

而福耀集团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汽车玻璃专业供应商，对制造业创新技术的需求不言而喻。因此，创办福耀科技大学，不仅有机会突破我国在制造业的技术难题，提升整体质量，同时对福耀集团而言也是新技术的来源。

当然，创办高校也能够进一步提高企业知名度。就像“铁路大亨”斯坦福夫妇捐赠了斯坦福大学，也让公司的名字响彻世界。而对标“斯坦福”的福耀科技大学，或许在未来也能让福耀集团的知名度再上一个台阶。

最后，创办高校也有企业家的个人情怀在内。几乎所有在企业支持下成立的高校，都落地在了企业所在的城市。一方面是企业家的情怀，为家乡教育事业做贡献，另一方面也能加强企业与高校之间的合作、交流。

社会力量支持的高校，在组织构成上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产学研”的闭环，为成果转化培育出了一片沃土。

在2020年6月，西湖大学首个自主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西湖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完成近亿元Pre-A轮融资。另外，西湖烟山、西湖心辰、西湖丝创、西湖灵犀、西湖智能视觉等多家孵化落地的企业也展现出了“明星气质”，深受资本的追捧。西湖大学转化的成功并非偶然，事实上她也展现出了新型研究型高校在转化层面的优势。

应用型人才方面的优势不必赘述。这类高校在培养人才时，便强调应用与综合性，这让科研人员能够在立项时自然的考虑到落地，大大提升了转化的成功率。其次，专业研究足够聚焦，能够集众人之力攻克一方难题，比其他团队单打独斗效率更高。

而灵活的转化机制，以及先天的市场优势，才是新型研究型高校的“杀手锏”。

相较于传统高校，有社会力量参与的新型研究型高校在进行转化工作时更为“企业化”。如西湖大学在成立一年后迅速搭建起了成果转化办公室。办公室没有“铁饭碗”保底，采用自负盈亏的企业化的运作，多劳多得更能激发转化人员的工作热情。

此外，2020年又成立西湖大学（杭州）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可以企业的名义对对外募集各类资本，设立创投或股权投资基金，直接进行VC/PE投资。这也能自由的资助孵化项目，减少繁琐流程上的束缚。

新型研究型高校的市场优势更是明显。企业参与创办的高校，与其他高居象牙塔的传统高校相比，更接“地气”，与市场的联系更为紧密。基于此，且提支持企业与高校之间既定的合作，其他企业与地方政府也合作起来也更为顺畅。

2018年西湖大学与博智林机器人公司签订合作，成立了“西湖大学-博智林机器人联合研究院”；2023年宁波东方理工大学宣布与镇海区合作共建宁波东方理工产业技术研究院；就连尚未开始招生的福耀科技大学也在2024年与西门子签订合作，共同培养“工业4.0” 人才。

一方面高校可以为企业、地区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服务，另一方面，企业、地方也能将市场需求反馈给高校，进而点对点的进行科研转化，这样不仅能提升双方竞争力，还能共同促进科转效率。

在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过程中，几乎都对标了海外私立名校。如福耀科技大学对标的便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其不仅采用了理事会制度，还强调产教融合。

虽然有诸多相似，但国内新型研究型高校并不能与海外私立名校划等号。

新型研究型高校的资金主要来源政府拨款、科研项目资助以及社会捐赠，虽然背后同样有商业大佬的支持，但在运营上更多的还是受到政府的监管与约束。但同样，享有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源保障。

如西湖大学成立的背后依仗着社会各界捐赠的西湖教育基金会，但其依旧需要获得教育部批准才能成立。与之对应，政府也提出、实施了“315”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工程、“双尖双领+X”重等举措，为西湖大学提供了更广阔的科研和发展空间。

而海外私立高校不同，这类高校更像是企业化运作，运营上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灵活调整专业设置和教学方式。但自主权过多也可能导致部分私立高校过于关注自身利益，在专业设置上更倾向于个性化的教育，以适应社会需求为导向。

固然，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往往需要借鉴和吸收国际高等教育的优质资源，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以提升其国际化水平。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也结合本土文化和社会需求，形成了具有适合本土发展的办学模式和发展路径。

总的来看，新型研究型高校不仅能率先探索前沿科研方向，还能为社会提供一种新型人才培养方案的试点。在成果转化方面，也能利用自生优势与市场接轨，促进科研成果落地。

然而这些还并非“新”的全部诠释。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新’是相对且动态的概念，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以及教育理念的更新，这类高校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并涌现出新内容，其保持‘新’的关键在于不断改革创新。

对标世界名校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不是照搬模式，而是要探索出一套更适合本土的人才培养计划。这是考验，当然也是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