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浸会大学（浸大）与科学信息分析公司爱思唯尔（Elsevier）联合发布《传承与创新：解码中医药科学发展轨迹》全球研究分析报告。该报告首次以科学化指标、系统化方法，全面呈现中医药研究的全球发展趋势与现代化进程。报告涵盖2014至2023年全球逾20万篇中医药相关文献，透过数据真实地反映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在中医药科研方面的国际地位与贡献。

“中医药研究事实上已在国际舞台产生了重大影响——无论是在科研产出的数量、质量，还是在学术界、社会乃至专利等方面的贡献，都展现出显著的国际影响力。”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研究与拓展）暨研究院院长吕爱平指出。

跨学科融合正成为中医药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力。从基础机理研究到临床验证，从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到与药理学、分子生物学等核心领域的深度交叉，从科研评价体系的优化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协同，跨领域团队正在打破学科与地域壁垒，推动中医药研究走向更加系统化、国际化的新阶段，加速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转化，也为中医药在精准医学与新药研发领域拓展了新的可能性。

然而，要真正进入全球主流医疗体系，中医药仍需跨越多重门槛：高质量临床试验的积累、严格可追溯的质量控制体系、复杂多变的国际监管标准，以及跨文化语境下的认同与传播，都是亟待攻克的行业痛点。

“展望未来，最理想的蓝图是由我们自己创造的。走出去，开展国际合作与跨区域协作，是中医药发展的关键一步。随着数据体系的完善，我们将在全球舞台迎来更多的合作与机遇，未来可期。”香港浸会大学校务研究及策划总监牟婧雯表示。

十年跃升

全球视野下的中医药科研版图

在全球视野下观察中医药科研图谱，“传承”与“创新”正在协同构成发展的主旋律。

报告回顾了2014年至2023年间的科研文献，从领域定义切入，以十年为时间尺度描绘出一条清晰的发展轨迹。

爱思唯尔科研分析服务部中国区主管周鹰鹰指出，近十年来，中医药科研产出呈现持续跃升态势，复合年均增长率高达10.6%。自2022年，全球每年发表的中医药相关论文已超过三万篇，其增长速度显著高于同期全球医学整体科研产出的平均水平。

不仅如此，中医药科研在学术影响力上同样表现不俗。高被引论文占比达到14.2%，归一化引文影响力（FWCI）为1.12，亦高于全球整体研究的平均值1。

“其中，中国内地在中医药科研产出方面占据绝对主导，美国、中国港澳台地区、韩国、日本、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地也积极参与、产出活跃，表现突出。港澳地区学者数量虽不及内地，但在人均产出及高被引论文占比方面展现出极高的科研效率与影响力。”周鹰鹰补充道。

十年磨一剑，中医药现代研究能够在国际化进程中积蓄如此动力，离不开政策的强力托举。

202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提升中药质量促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以“提升中药质量为基础、科技创新为支撑、体制机制改革为保障”，构建结构合理、质量安全、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中医药产业体系。该政策涵盖中药资源保护与规范开发、中药标准体系与数字化建设、监管体系改革等，并通过人才培养与资金扶持，确保中医药产业在技术与质量上的持续提升与稳定发展。

此前，《“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明确指出，要推进中医药与现代科学的深度融合，推动中医药与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加快中医药现代化与产业化步伐，支持其高质量发展和走向世界，为建设健康中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吕爱平补充指出，除中国内地外，港澳地区以及欧美部分国家的政策扶持与科研项目，也为中医药的国际化研究提供了坚实支撑。

“随着全球对医药创新路径的不断探索，以及现代医学在部分领域面临的瓶颈，中医药的现代化研究和国际化合作，或将成为越来越多科学家关注和切入的新方向。”吕爱平表示。

在时间推移下，科研热点也在不断更迭。

数据显示，2014—2018年间，耳穴疗法、人参研究、太极等传统主题位列高产领域；然而在2019—2023年，这些传统主题虽依然活跃，但排名已有所下滑。

与此同时，“草本制药”“网络药理学”等新兴交叉领域快速崛起；新冠疫情相关研究则因公共卫生事件的推动而迅速上升。这一变化清晰地表明，中医药在巩固传统优势的同时，正不断吸收现代科技成果，主动响应全球公共健康需求。

得益于中医药研究的蓬勃发展，其影响力早已突破学术圈的边界。

数据显示，约11%的中医药文献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被提及。换言之，中医药科研成果正引发社会共鸣，其影响力已延伸至社会舆论、产业布局与公共决策等更广阔的领域。

突破边界

中医药跨入跨学科发展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医药研究迈入新时代，其定位已突破“补充与替代医学”的传统范畴，正日益深入肿瘤学、免疫学、生化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等核心医学与生命科学领域，呈现出跨学科深度融合的趋势。

以肿瘤研究为例，中医药在肿瘤免疫调节、肿瘤微环境重塑，以及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应用等方向的临床与基础研究数量显著增加。相关文献正在从作用机理向大样本、机制-临床一体化转化的方向演进。这不仅为中医药科学化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也为其产业化与临床转化开辟了新的研发通道。

吕爱平指出，尽管过去十年中前后两个阶段的研究重点各有差异，但多学科交叉融合始终是中医药科研发展的关键路径。

跨界融合不仅是加速器，更是创新引擎。吕爱平进一步解释：“人体系统极为复杂，我们既拥有数千年的中医临床经验与经典文献积累，又面向共同的人类健康目标。未来，中医药研究应以中医为驱动核心，融合西医生命科学与数据科学，以人工智能搭建认知桥梁，这将使我们‘站得更高’，去捕捉更复杂的关联网络。”

相关研究显示，人工智能（AI）的最新进展正在重塑中医药中多代谢物相互作用的研究模式。机器学习（ML）与深度学习（DL）技术已成熟到能够解析活性代谢物与多靶点间复杂关系的程度。AI在处理大规模数据、识别复杂模式、整合多维数据集方面的独特优势，使其成为中医药研究中不可替代的工具。ML擅长从海量数据中识别潜在的作用模式，而 DL 则通过自动学习高阶特征来捕捉活性代谢物与其多个靶标之间的复杂关系。

然而，要将这种跨学科潜力转化为可持续的科研与产业生态，还需在机制与结构上同步升级。

一方面，应推动科研评价体系从强调个人成果转向鼓励跨学科团队协作。目前的学术评价往往偏重个人学术水平与带头人影响力，而要真正激发跨学科合作的活力和创新力，更应当重视团队合作与跨学科创新的学术影响力。

“解决人类健康问题绝非单一学科的任务。应围绕民生健康的重大挑战，凝练若干跨学科关键议题，组建融合中医学、数字健康、运动科学等多领域力量的科研团队，集中攻关。”牟婧雯强调。

另一方面，区域协同也是关键驱动力。报告显示，香港与澳门在国际合作率及学术影响力（以FWCI来衡量）方面均优于内地。

对此，牟婧雯建议，可通过联合高校、政府及地方科研机构，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例如，浸会大学、广东省科技厅与珠海分校共同设立的“1+1+1”种子基金模式，就能有效整合不同地区科研团队的优势资源，形成合作合力。

事实上，早在2022年，教育部、财政部与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就明确提出要“打破学科专业壁垒、促进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交叉融合，围绕人工智能、国家治理等领域培育新兴交叉学科”。

产业视角同样在加速这一进程。中国市场与监管环境对创新中药的接纳度持续提升，临床试验与药品审批流程的优化，使更多基于中医药理论的新药研发与复方现代化项目进入产业化赛道。

与此同时，全球大型制药企业与中国生物医药公司的合作与授权交易日益频繁，跨国药企对中国早期创新资产兴趣显著增加，为中药现代化提供了资本支持与国际化通路。

展望未来，吕爱平认为，中医药在精准医学与新药开发中具备驱动潜力：“当传统中医药与生命科学、数据科学实现深度融合时，可能催生全新的医学范式，例如更精细化的健康分型、新型诊疗体系、复方药的组合化转化，乃至新药模态的诞生，这些都可能成为中医跨界融合的前沿方向。”

市场“高墙”

中医药如何敲开国际药品之门

随着全球对自然疗法与传统医学兴趣的复兴，“中药出海”已经从文化符号华丽转身为现实产业命题。

但是，有“潜在市场”并不意味着“易于打开”。

中药企业试图打开国际监管之门已历近三十年。

在这期间，我国已有十余家中药企业的产品获得美国 FDA 的临床试验批准，然而至今仍无一款中药以“药品”身份顺利通过 FDA 审批并上市。仅有三种中药制剂进入到了临床Ⅲ期试验阶段，分别是天士力的复方丹参滴丸、杏灵科技的杏灵颗粒，以及和记黄埔的 HMPL-004。[LW1] 

吕爱平坦言，当前中药的最大市场仍局限于中国内地，“要真正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是当务之急”。

吕爱平进一步指出，海外市场对内地中药存在结构性吸引力障碍——许多在国内以“中药”或“中草药”之名销售的产品，本质上是保健品或食品添加剂；若想真正进入严格的医疗体系，这类产品仍难以跨越重重挑战。

行业与监管实践不断验证，要进入欧美主流医疗路径，必须以随机对照、可重复、多中心等高质量循证研究为支撑。

因此，高质量临床研究是中药国际化的关键环节。

吕爱平强调：“只有通过高水平、高质量的临床研究来确立干预措施的疗效——无论是中药、针灸，还是其他非药物疗法——并通过重复验证，使其成为全球临床实践指南的一部分。”

中药“成分复杂、批次差异大”的固有特性，使得质量控制成为国际审评的重中之重。因此，任何涉及中药的干预措施，都必须对其质量标准、批次一致性做到极致精准，甚至阐明背后的作用机制也不能缺位。

与此同时，面对国际监管体系的复杂性，吕爱平指出，企业必须充分理解规则本身。同时，随着市场扩容，还得逐条落实从技术、细节到规范的全链条通路。

例如，欧盟在 2004 年推出针对“传统草本药”的简化注册程序，但条件苛刻（通常要求至少 30 年的传统使用记录，其中 15 年必须在欧盟境内）。若企业希望以治疗性药品身份进入欧盟或美国产品目录，就必须选择常规药品注册路径，对应承担完整的药理、毒理与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要求。

“在这一过程里，本质上是一种国际合作行为。”吕爱平表示，“我们若要申报 FDA 或欧盟审批，就必须与熟悉这些体系的美国或欧洲合作伙伴共同开展研发与注册。”

此外，即便某款中药经过严谨验证证明疗效显著，若其剂型、用法或中医诊治逻辑与目标国医生和患者的习惯严重脱节，其国际推广仍会受到阻力。因此，文化层面上，推广中医药的文化认同同样重要。

吕爱平坦言，一个疗效再突出的复方，若海外用户因文化差异难以接受，其推广终将受限；因此，科学传播之外，文化认同必须同步构建，才能确保中药真正“落地”并被接受。

中医药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征程，既是一场科学探索的马拉松，也是一次文化对话的跨洋航行。从实验室到临床，从本土到全球，从古老智慧到前沿科技，中医药正站在一个“既传承又重塑”的关键节点上。下一步，是跨界整合能力、科技实力、国际规则适应力与全球竞争力的综合较量。

未来的挑战或许仍如重峦叠嶂，但正如数据所昭示的：在传承与创新的双轨上，中医药正在书写属于自己的全球化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