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体内、体外CAR-T无疑是最为引人瞩目的生物医药产业。在这一赛道，类器官技术正成为CGT企业加速研发的“标配”工具。——“在国内，我们接触和服务了多家CGT公司。无论是从CGT疗法特性还是毒理、药理模型构建上，这类企业都更愿意拥抱类器官。”艾名医学创始人游明亮博士在接受动脉网采访时谈到。

类器官（Organoid），即利用成体干细胞、多能干细胞或组织祖细胞在体外三维培养形成的具备器官结构与功能特征的三维细胞培养物，通过细胞外基质及特定生长因子诱导细胞自组织分化，形成包含多种器官特异性细胞类型的空间结构，其具有自我更新、自我组织和遗传特征稳定性。与传统的2D细胞相比，3D细胞更接近细胞真实形态，可以更好地模拟复杂结构和功能，为疾病研究、药物开发、临床诊疗提供更精准可靠的实验模型。

CGT疗法的靶向性、免疫原性等特性在传统动物模型中难以准确模拟、对于企业自身而言，数据外推临床的可靠性不足，将导致后期失败率居高不下，形成研发成本和效率压力。类器官可实现高通量药物筛选、个性化疗效预测、临床患者筛选等，帮助企业在早期对管线实现二次验证与淘汰。同时，随着FDA、NMPA对CGT药物安全性要求日趋严格，企业需要提供更充分的毒性数据（on-target/off-target）支持，来作为IND申报的关键证据链与补充材料。

游明亮博士指出：“当前医药研发端的需求不是概念性的，而是带着明确成本计算与监管焦虑来找解决方案的。”这也解释了为何类器官服务正从早期科研工具，迅速转变为生物医药与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

成立于2020年的艾名医学，是一家以类器官技术为核心的研发型医疗科技企业，自主研发试剂、耗材、设备、软件等类器官全产业链产品，集研发、生产、科研服务、医学检测四位一体，助力肿瘤精准医疗与新药研发筛选。日前，动脉网特别邀请到艾名医学创始人游明亮博士、联合创始人申重阳博士，进行一场深度对话，谈了谈类器官的自动化与数字化迭代。

不是追风口，而是在风口形成前建好跑道。

2020年，游明亮和申重阳接连从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癌症科学研究所和美国耶鲁大学回国，长期深耕干细胞、3D细胞培养领域。游明亮和申重阳发现，3D细胞及类器官模型在生物医药产业链中的应用尚属起步，全球范围内尚无法规或指南推荐。两人一拍即合下，认为在早期研发与精准医疗中，类器官将是一个game changer。

不同于纯技术驱动的Biotech，自诞生起，艾名医学就定位为“精准医学公司”，用自动化、数字化解决类器官产业化效率痛点。“Aiming”的命名暗藏战略野心——既是“瞄准”精准医学靶点，又以“现在进行时”宣告这场变革正在发生。Logo中心的红色靶点被巧妙设计成类器官形态，象征从医药研发到精准医学的一击即中。

发展过程中，艾名医学瞄准了类器官技术在行业应用中的三大痛点——产品化、自动化、数字化，基于底层技术创新，实现产品链条的全面迭代。

当前3D细胞培养试剂耗材通用性不足，导致类器官建模成功率低、批次差异大，严重制约商业化落地。艾名医学试图用“可计算的确定性”替代“不可控的手艺活”，让培养基从消耗品变为可标准化复制的工业产品。

具体来看，艾名医学搭建起一套包含数据验算与反馈设计的培养基算法平台。这套“3D细胞数学模型”的底层逻辑，彻底改变了传统“试错式”研发路径——通过持续测序测试与数据回流，模型自动优化培养基成分配比，使类器官扩增速率与得率实现工业化级跃升。

“需求驱动、算法赋能的思维，贯穿了艾名医学的产品体系。”申重阳强调，“艾名医学培养基平均经历10次以上版本迭代，每次升级都是数据模型跑出来的最优解，而非实验室经验的堆砌。”

具体来看，自研MasterAim^®肿瘤类器官培养体系，成本仅为竞争对手的5%～50%、建模成功率高出30%、检验准确率超出1倍，已有25种肿瘤类器官培养试剂盒、17种正常小鼠组织类器官培养试剂盒。耗材方面，自研Signoid^®类器官芯片可实现高通量均一大小的类器官培养；自研ProPEG^®水凝胶成分确定，可替换现有动物来源基质胶，可实现批量生产，批次间质量更稳定。

但真正让艾名医学在技术服务端建立护城河的，是其对客户需求、行业痛点的精准把握。

申博士提到——通过与一线的深入沟通，当前类器官产业链面临两大核心需求：缺乏血管化导致无法模拟真实药物递送与代谢微环境；缺失免疫细胞让免疫疗法的体外评估缺乏实证与路径依据。因此，艾名医学率先推出血管化类器官与免疫细胞共培养类器官，以及覆盖肝、肾、肠、脑、心脏、肺、血管七大系统的iPS类器官培养产品矩阵。

类器官药物敏感性检测（PDTO）是肿瘤个体化治疗的重要工具。但当前的应用层面，仍存在众多应用推广的困境——患者希望今天送样明天出结果，实验室却需要14—21天培养周期；医生想同时评估化疗、靶向、免疫、放疗全方案，企业却只能提供靶向和化疗两种单一模型；医院检验科难以为药敏项目配置15人以上的专业团队，而这恰恰是大多数类器官公司的最小培养单元。

事实上，三层困境即为临床应用需求与前沿技术应用端的链接断层：术后患者等待化疗的黄金窗口期通常不超过7—10天，传统类器官培养流程却动辄3周，临床价值在漫长的等待中急剧衰减；成本结构带来极大挑战——5~10人技术团队、复杂手工操作、高昂试剂消耗，使得人力成本与检测费用居高不下。“这三层困境不破除，类器官永远停留在科研研发，成不了大面积应用的临床工具。”游明亮一针见血指出，“这不是技术迭代能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生产方式的重构。”

艾名医学的答案是类器官系统培养鉴定智能工作岛（Organoid Systematic Culture and Analysis Robot-AI,OSCAR-AI）。作为国内首台全自动类器官培养及分析设备（药敏工作岛），OSCAR通过自动化、一站式集成培养和微量样本极速制备，打造系统性解决方案。

OSCAR的核心突破在于微量样本极速制备：只需10微升穿刺组织，通过微流控芯片模块，5—7天内可自动化生成200—300个均质类器官微球，药敏报告周期压缩至7—9天，较传统方法提速一倍以上。临床端，这意味着术后患者能够在首次化疗前拿到个体化用药方案。

更关键的是人力与成本的高度缩减。申重阳强调，系统性解决方案的本质，是将分散在15个人手中的操作，封装进一台设备的算法和培养体系。结合培养基迭代和算法验算模型，经历超10次版本升级，使集成的类器官扩增效率达到工业化水准。设备还支持“三模合一”——既能高通量生产微球类器官，也能兼容3D细胞培养、2D细胞及iPS细胞诱导分化，实现从科研到临床的无缝切换。

商业模式来看，手工操作的类器官服务毛利率不足30%，且难以实现规模化、高通量、短时间培养；自动化设备则将人力成本压缩80%，检测通量提升超10倍，毛利率有望突破60%。尤其，它让医院检验科独立开展检测成为可能——操作标准化，无需自建昂贵技术团队，将真正打开院内药敏检测市场的天花板。

据悉，艾名医学OSCAR已进入全国头部三甲医院，并与区域类器官中心共建标准化实验室，正加速临床落地。

在艾名医学的发展版图里，类器官不是终点，而是数据生产的生物矿。

传统肿瘤治疗的数据困境在于“稀疏性”：一个患者在一个时间点只对应一种用药方案，形成单一数据点。而类器官药敏检测能在同期测试数十种药物，产生多维反应矩阵。游明亮谈道：“这不仅是效率提升，而是数据层面的指数级增长。”

通过三个维度，艾名医学逐步构建出肿瘤类器官模型库，提高数据利用率，希望打造出数字化肿瘤类器官模型（Digital Tumor Organoid Models，DTOMs）模型库。例如，针对特定病种人群，将类器官药敏数据结合基因组、转录组、蛋白组深度测序，形成对药企极具价值的R&D数据资产；深度合作院端，构建个性化患者档案，合并患者个体化信息，形成数据－应用－反馈－强化的正向循环，推动类器官向自动化、数字化不断迭代。

与此同时，AI能力已内嵌到硬件产品中。OSCAR全自动类器官培养及分析设备集成了高通量AI视觉识别模块，通过图像算法自动判断类器官生长状态与药物敏感性，替代实验员在显微镜下的重复劳动。“2D细胞的高内涵筛选已经很成熟，我们在突破3D类器官的实时动态识别，”游明亮说，“这个模块已申请专利，标准统一且可溯源，将为后续报告材料提供数字化证据链。”

“AI在医疗领域应用应当遵循4D标准：Digital（可数字化）、Deplicable（可重复）、Detectable（可检测），以及最难的Definable（可解释）。”游明亮解释道，“医生敢用AI的前提，是它能像临床指南一样给出证据链，而不是黑箱决策。”

进一步来看，艾名医学作为重要产业合作伙伴，参与到昆士兰科技大学（QUT）牵头的 “微生理系统技术培训中心（MiPSET）”。该项目入选了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RC）2025年度产业转型培训中心（ITTC）立项名单。艾名医学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企业，也是亚洲仅有的两家入选机构之一（另一家为日本企业）。

面向未来，申重阳强调，类器官芯片的未来需要进一步结合临床端需求，比如对小型化、桌面级设备的需求；对多组学数据、代谢分析等的多维集成；对实时监控、动态评估的临床空白。“在更长远的未来，类器官需要从‘中心化服务’走向‘院内即时检测’，进而成为常规诊疗项目。”游明亮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