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09左右，2025年出生人口792万，部分地区生育率甚至更低；与此同时，约18%的育龄夫妇面临生育挑战，相当于每六对夫妻中就有一对需要医疗帮助。低生育水平与持续增长的辅助生殖需求同时存在，共同构成了当前中国人口与生殖健康领域最真实的图景。

在这一背景下，“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将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作为重点任务，从发放育儿补贴、完善生育休假制度，到推进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有序应用、加强医疗费用保障等，政策工具箱正从“减负”走向多维支持。

当然，除了生育支持方面的一系列政策出台和落地之外，我们发现青年人在生育、家庭、事业等方面的认知中，还存在一些误区，尤其是很多女性希望在事业稳定后再考虑生育，却不知道女性的卵巢功能从28岁后开始逐渐衰退，35岁后生育力减半，40岁以上自然妊娠率不足5%。

近日，在采访中，默克医药健康中国董事总经理穆安德直言：“生育力评估，不孕不育的早发现早治疗，这些认知差距仍是市场教育中需要跨越的一环。因此，最大的问题不是技术或药物，而是意识。”

在穆安德看来，应对这一局面，需要政府、企业、社会三端协同发力。政府层面应进一步推动辅助生殖知识的公共教育，将生育力检测纳入常规体检或婚前检查体系；企业层面可借鉴先行者经验，如生育友好企业为员工提供弹性工作制、生育及辅助生殖费用报销等实质性支持；社会层面则需推动媒体与医疗机构合作，消除辅助生殖相关的病耻感。当认知逐步提升，生育友好型社会才能真正从政策文本落地为每个家庭的红利。

市场真相与认知差距

中国辅助生殖市场的增长潜力，首先来源于晚婚晚育这一全球性社会趋势。“现在有很多女性选择不结婚，或者推迟结婚时间。这不仅发生在中国，全世界各地也都在上演。”穆安德指出，这与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密切相关——女性担心收入和生活成本，通常优先考虑发展事业。行业需要做的不是扭转这一趋势，而是帮助女性在新节奏下做出更理性的生育规划。

真正的瓶颈在于认知。穆安德强调：“数据显示随着生理年龄逐渐增加，人们的生育能力在逐步降低。如果很多女性在做生育决定时，能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可能她们会更加慎重地规划生育和事业。但现在很多女性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这种信息不对称，是当前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对比国际经验，中国女性对生育力的关注普遍偏晚，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女性首次进行生育力检测年龄上得出。在欧洲，医生通常建议35岁以上女性尝试自然怀孕6个月未果即进行检测；而在中国，很多人因各种因素备孕一两年未成功后才考虑就医。这种模式不仅推高了个人成本，也加重了医疗系统负担。穆安德认为：“在提升中国男性与女性对生育力检测与保存，不孕不育的早发现早治疗方面，媒体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行业角度看，缺乏正确的认知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教育空间。穆安德指出，仅靠药物无法解决根本问题。“默克作为生殖医疗方面的领导者，这方面是担负有责任的。目前全世界大约有1200万婴儿通过体外受精诞生，其中有600万受益于默克的药物。”他反复强调，责任不仅在于提供产品，更在于帮助公众建立科学的生育观。

这正是头部企业在市场中扮演的独特角色。穆安德表示，“许多女性对生育方面的知识还缺乏了解，因此我们与社会各界，包括基金会、医生，还有医疗专业人士都展开了合作，来提升女性对于生育健康的认知度。”

行业参与者必须清醒认识到：认知教育不是公益，而是基础设施。当更多女性和夫妻意识到生育力是有限资源、需要提前规划时，筛查、诊断、治疗、保存等各个环节的需求将同步增长。

穆安德的判断是如果真的能在这方面帮到大家，就能真正给患者、给整个大众的生活带来改变。这种改变，正是辅助生殖行业长期增长的底层逻辑。

政府引领下的多方协同

“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以专章形式部署“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标志着生育支持从零散政策升维至国家战略。纲要明确要求“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从“减负”到“赋能”，政策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深刻转变。

在具体举措上，纲要构建了多维支持体系：育儿补贴与个税扣除缓解经济压力；生育保险扩围覆盖更多人群；生育休假制度全面落实，鼓励弹性工作制；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应用并加强医保保障。这套组合拳试图从资金、时间、服务三个维度同时发力。

对政府的战略部署，穆安德也表示高度认同：政府大力推动生育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并且特别引述了人口预测数据称：“到2040年，我们每个人就需要去抚养一位老年人。还有预测认为到2100年，中国总人口可能只有8亿。我认为政府现在所做的事非常重要。”

穆安德明确提出了企业参与生育治理的三重责任，第一重是产品可及性。“我们需要和政府密切合作共同推动产品注册，提升患者可及性。近期我们也与政府相关部门探讨了我们的几款产品，如何让中国更多的夫妻，主要是女性能更快地用上我们的产品，同时也提高产品的可负担性。”

第二重责任是提升公众对生育疾病的认知。穆安德强调：“作为全球辅助生殖领域的领导者，我们有责任帮助提升人们的认知度。只有当公众真正了解生育力的重要性，政策红利才能转化为实际的生育意愿和行动。”

第三重责任是以雇主身份率先垂范。默克推出了覆盖全球的辅助生殖员工福利计划，符合条件的员工最高可享受17万元人民币的费用报销。穆安德表示：“我们可以从对待员工的方式以及提供的福利上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他呼吁其他企业也加入这一行列。

穆安德特别强调了企业文化变革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企业不一定需要提供高额报销，从低成本方式入手同样有效。“至少他们可以为女性提供弹性工作制，这不需要很大成本。当女性员工因为生育问题需要请假去看医生时，她们可能会感觉到不自在，但在默克，这绝非禁忌话题。我的态度始终是，你不需要取得我的同意，直接去看医生就行了。管理者需要赋权女性，甚至赋权她们的丈夫。不用问，直接去。”

在穆安德看来，当前，中国辅助生殖行业正处于生态驱动发展的关键期。未来需要在三方面持续发力：认知教育从零散投入走向公共体系整合；多层次支付体系从医保单一支撑走向商保、企业补充保险多元共担；跨部门协同治理从政策各自为战走向服务综合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