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医疗巨头纷纷“倒戈”，亚洲医疗创新风口正从新加坡加速吹向中国

近年来，一场全球医疗巨头与中国创新的赛跑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2018年7月，赛诺菲中国中西部运营与创新中心及赛诺菲全球研发运营中心正式落户成都高新区；2019年6月，强生创新孵化基地“JLABS”正式在上海启用；2019年10月，斥资8.63亿元的罗氏上海创新中心在上海张江高科罗氏园区落成；2019年10月，波士顿科学西部首个创新中心正式落户成都高新区；2021年9月，西门子医疗上海创新中心在张江科学城正式启用；2021年10月，阿斯利康将上海研发中心升级为全球研发中国中心。

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据统计，仅在上海，全球排名前20的药企落户中国区总部或研发总部的就有18家，这些研发中心的落地在“炒热”国内医疗创新市场的同时，也让亚洲医疗创新中心的风向发生了偏移，开始逐渐从新加坡吹向中国。

那么这背后的逻辑究竟是什么呢？

当医疗巨头们第一次将目光瞄准亚洲市场时，他们首先看到的并不是中国，而是国土面积仅有719.1平方公里的新加坡。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上世纪80年代，已经结束第一波经济腾飞的新加坡，开始将代表着的经济的鸡蛋放在了医疗领域。

但这并不容易。因为当时的新加坡在医疗领域完全就是一张“白纸”，本土没有一家代表性企业，相关政策也不完善，也没有成熟的教育条件培养出相关人才，可以说找不到一点与医疗相关联的讯息。

好在新加坡人足够聪明。他们大胆启动“外援政策”，不惜重金在全球范围内引入了一批生命科学领域的明星学者，分子生物学奠基人、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西德里·布伦纳就是其中之一。

除此之外，新加坡还制定了诸如“BMS”计划、“RIE2020”、医药创新计划等鼓励性政策，并促进多种资源融合打造了一个理想的营商和出口环境，其目的是竭尽所能地满足医疗企业在新加坡本土的发展需求。

但真正留下这些行业“大佬”的还是新加坡抓住了“创新”这个关键变量。首先在投入上，新加坡每年会在医疗研发领域投入约15亿新币（折合人民币约70亿元），并会额外拨款约37亿新币（折合人民币约174亿元）用于研发基础设施建设，这其中主要包括实验室和孵化器的搭建。

其次在合作上。新加坡政府搭建了多个多元化的主体合作平台，其目的是促进跨国公司、本土企业、科研院校和政府机构等创新生态链的深度参与方能够高效交流，重点解决其在技术研发、科研团队组建、资金扶持和商务合作等核心维度的定向需求。

最后在科研人才培养上，新加坡推出了“生命科学人力开发计划”，主要在三个横向维度发力。其一是延续“外援政策”，在全球范围内招募生命科学领域的顶尖人才；其二是依托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等本土一流高校，专项培养医疗领域的研发人才；其三是与企业合作，以企业研发需求为导向，定向培养一批新兴力量。

这一系列“精准服务”让原本艰难的医疗创新变得相对容易了很多。一方面在培养创新力上，新加坡不仅为科研团队提供资金，还帮助其构建人才团队以及提供实验室；另一方面在释放创新力上，新加坡建立了快速审批通道，并借助于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出口政策，在让创新成果快速走向市场的同时，也能让其很快得到市场的反馈。

这些满满的“诚意”让医疗巨头们很难拒绝。据统计，截止目前，已有包括葛兰素史克、默沙东、艾伯维、诺华、辉瑞、罗氏、赛诺菲、安进等在内的11间世界顶级的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在新加坡投资建设了超过25个大规模创新研究基地，研究方向包括临床科学、基因组学、生物工程、细胞生物学、医药生物学、生物成像及免疫学等前沿领域，每年转化收益超过三百亿美元。

既然新加坡如此有“诚意”，也在近30年的时间里产生了一定的成效，为何全球医疗巨头们要开始将目光瞄准中国医疗创新市场呢？

这当然也是有原因的。首先就是政策的大力支持。据统计，仅在2021年，我国在医疗科研成果转化领域就出台了49条政策，其中国家政策16条，地方政策33条，其核心内容主要聚焦于“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科研激励”三个焦点板块。

其次是整体创新环境的优化。一是在创新力生产端，越来越多的科研院校以及企业开始投身于医疗创新事业；二是在创新力产出端，实验室、孵化器以及转化中心等科研“硬件”逐渐趋于成熟并且呈多样化态势。

三是在创新力落地端，投资机构、企业以及政府等“买方”对于早期医疗项目的热情愈发高涨。以投资机构为例，2021年我国医疗健康领域共发生59起早期投融资事件，融资总额达到25亿元，另外要特别强调的是，共有107家投资机构参与早期投资，其中不乏经纬中国、君联资本、薄荷天使基金、创新工场、元生创投、凯风创投等知名投资机构。

然后是巨大的医疗创新市场空间。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以及消费水平的不断升级，我国医药领域始终保持着超过全球医药市场的增速增长，2014年到2018年增速为8.1%，市场规模从1.1万亿元增长至1.5万亿元，2020年则达到1.75万亿元，已跃居成为全球第二大医疗市场。

最后是还未被充分挖掘的创新力。近年来，得益于整体创新环境的改善，我国医疗领域的专利数量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但在转化率上却显得“一蹶不振”，其数据不足5%，与国际领先水平相差甚远。

一边是高专利数，一边是低转化率，两者之间堆砌的是无数个被“浪费”的医疗创新力。如何把这些创新力从“死亡之谷”拉上来，这正是全球医疗巨头们所擅长的事情，也是他们在中国市场甚至整个亚洲市场找到新增长曲线的关键所在。

因此，他们来了。

虽然大家都站在中国医疗创新这条跑道上，但这些医疗巨头们显然并不愿意“随大流”，他们在“如何将自身优势更好地与中国医疗创新市场相结合”这个问题上，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答案”。

2021年10月11日，阿斯利康全球研发中国中心在上海正式开业，一起“破壳”的还有上海国际生命科学创新园，即上海iCampus。

“iCampus”这种产业园区模式是由阿斯利康和当地政府共同打造，其核心是协同当地政府和阿斯利康在全球的顶尖医疗资源，因地制宜地推动当地创新企业与创新医疗技术的融合。

这一“合作模式”在充分激发地方经济发展潜力的同时，也能很好地帮助创新企业在技术研发、商业化推广等方面与全球企业实现“同频共振”，这对于创新成果在中国本土的孵化具有积极意义，而这些创新成果也将满足当前中国临床领域的重度需求。

截至目前，阿斯利康“iCampus”已拓展至7城，分别是北京、无锡、成都、杭州、上海、宜兴和广州，并成功吸引包括和誉生物、迪哲医药和华熙生物等在内的超60家知名医药企业入驻。

1997年，波士顿科学刚进入中国时，只有不到10名员工。如今，波士顿科学在中国已经拥有约1200名员工，近年来的营收更是呈两位数增长。

如此迅猛的发展离不开其制定的中国市场战略，那就是充分融入本地医疗创新生态圈，加速创新技术在中国的转化，以此形成与更多本土伙伴合作共赢的协同效应。

其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本土创新人才的培养，波士顿科学依托“创新学院”这一医生成长平台，通过形式多样的学术活动，形成培训网络，辐射全国各大省级医院，以此扩充中国医疗行业的人才储备。

第二是促进与创新生态链的深度参与方合作，推动“产学研医”之间的转化。2018年，波士顿科学与清华大学技术转移研究院共同建立“T3创库”；2019年，波士顿科学中国区第二总部及西部首个创新中心正式落户成都高新区；2020年，波士顿科学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共建“华西—波科联合创新中心”。

第三是整合全球医疗资源，实现开放式创新。作为一家微创介入领域全球领先的医疗科技公司，波士顿科学近年来在中国市场注入了很多创新血液，重点体现在将国际创新经验与本土研发实践有机结合，加速创新成果转化，促进产学研医融合发展。

2021年9月，西门子医疗上海创新中心在张江科学城正式启用，这是西门子医疗全球四大创新中心之一，另外也是目前西门子医疗全球首家对外开放的联合创新平台。

据悉，该创新中心主要聚焦于先进诊疗技术、医疗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智能医疗器械三个前沿领域，主要以与本土初创企业、医疗机构、科研院所合作为着力点，加速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在中国本土落地。

具体而言，创新中心为本土初创企业提供了两种合作模式：一是加入初创计划，即验证创新技术和方案，寻求与西门子医疗合作的机会；二是入驻创新中心之后，享受一站式创新服务。创新中心拥有4200多平方米办公区域，配备有快速原型实验室、数字化仿真实验室、医疗ai研发平台、智能影像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初创企业可以依托这些平台进行更高质量的创新。

根据数据统计，西门子医疗当前在中国拥有超过560项专利技术，每年创新投入高达数亿欧元，这充分表明了西门子医疗专注在中国市场做本土化创新的决心。

在强生看来，当前的医疗创新和转化很难像以前一样，可以一个人、一家企业、一个机构来独立完成，而是需要基于一个良好的创新生态，即与政府、行业伙伴、学术机构以及本土商业合作伙伴等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式创新”的生态体系。

因此，强生打造了“JLABS@”这一创新孵化器模式。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前，“JLABS@”已经在圣迭戈、旧金山、波士顿、马萨诸塞州洛厄尔、休斯顿、多伦多、比利时比尔斯、纽约市等地区落地。

2019年6月，JLABS@上海在张江科技园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强生在亚太地区第一家、也是全球占地面积最大的一家。据悉，该孵化器采用了“无附加条件”模式，即“企业入驻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如果有新成果诞生，强生将与之合作。”

而在孵化创新企业方面，相比于一般的孵化平台，深谙科技型企业发展路径的强生不仅为初创企业提供公司运作上的支持，更试图一站式解决企业在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和医疗技术方面的实验需求，其具体表现在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领导者”和为其带入强生的的管理模式、能力和文化两个方面。

1994年，罗氏进入中国，成为入驻上海张江的第一家跨国企业。2004年，罗氏研发（中国）有限公司成立，主要从事药物的研究和早期开发。2019年，罗氏投资8.63亿人民币将其升级为罗氏上海创新中心，致力于把上海打造成继巴塞尔和旧金山之后的全球第三大战略中心。

据悉，该创新中心将整合罗氏集团的资源与优势，为创新药物、诊断与个体化医疗、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初创企业提供个性化支持。值得一提的是，创新中心将主要聚焦于“firstin class”的中国本土创新企业。

这其实也是充分发挥罗氏在创新药方面的优势。罗氏上海创新中心不仅涵盖了整个创新医药产业链的各项环节，包括药物的早期研发、生产和商业化等，还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产业链各环节的协同效应，加速医疗创新成果落地，使药物研发能够不断满足中国患者的需求。

截止2020年年底，罗氏上海创新中心共产出了271件发明专利申请，其中有144件已获授权。未来，创新中心也将继续增加研发投入和科学家人数，加强免疫领域的药物研发，并建立肿瘤领域的药物研发和抗体发现研究能力，推动中国本土研发的创新药物走向世界。

中国医疗领域的创新蓝海正在加速形成，但若想要上岸，这些跨国医疗巨擎还需要在未来克服多方面的阻力。

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我国当前创新体系的不健全，创新力不足和转化率低仍是棘手问题；二是本土企业创新力的强势崛起，越来越多的本土医疗企业开始专注创新和转化，并在近年来产出了大量创新成果；三是海外巨头们的同质化竞争，这就要求他们在医疗创新中国化这条跑道上，不仅要跑出距离，也要跑出速度。

但无论怎样变革，在现阶段的创新和转化上，这些海外巨头们都逃离不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一是握准当前中国医疗市场的创新体系；二是充分理解当前中国医疗市场的核心需求；三是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重点专注本土化创新；四是积极与创新链的生态方合作，共同推动创新成果的落地。

当一个市场变得越来越大，相应的，竞争也将比以往更加激烈。但不管怎样，真正能脱颖而出的，永远是那些将自身优势与本土需求紧密结合并最大化产出效益的“创新者”，这不只是适用于海外巨头，本土企业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