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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北京大学副教授张嵘:创新转化需各司其职,孤独症成果开始走向市场阶段

作者: 李成平 2022-03-21 11:04
专家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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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 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北京神经科学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第九届委员会委员、北京神经科学学会孤独症专业委员会联合创始人、北京大学医学部孤独症研究中心联合创始人。

 

研究方向:孤独症的发病与治疗机制研究,针刺转化医学及机理研究。

 

研究成果:从孤独症发病的生物与社会环境角度探索高危因素以及母子之间的潜在联系;对孤独症儿童社会交往行为分型提出新的鉴别方法,开发测评量表以及磁共振数据分析方法;采用动物模型与人体研究探索针刺相关技术治疗孤独症的相关机制,从预防、诊断和治疗孤独症方面做应用及应用基础研究;采用多中心、随机对照双盲试验验证针刺相关技术在不孕不育症、孤独症等疾病中的疗效与安全性,发布专家共识并研发与产业化相关产品。


中国医疗行业出没着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出身高校,内心专注、性情纯粹。他们专业,所以能在处理医疗问题时直指核心;他们怜悯,所以能够拒绝利益的含情脉脉而回到为患者服务的基本面;他们求索,所以才能冲破传统思维,呼唤出创新的医疗解决方案。

 

他们是传道授业解惑的院校教师,也是中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动脉橙果局旨在成为医疗创新的“深度陪伴者”, 希望与这些高校创新力量一道,将实验室成果转化为成熟的商业产品并实现产业化落地。这一次,我们对话的是北京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嵘


张嵘教授所牵头的北大医学孤独症研发团队,与电子科大、重庆大学合作,通过十余年的专业积累,推出了孤独症智能诊断与TEAS精准治疗一体化创新平台,并完成产品开发,正在准备开展国内医疗器械注册证审批。除针对孤独症儿童的辅助诊断与治疗外,张嵘教授也正在开展源于母亲的孕产期高危生物与社会环境因素研究,为孤独症的一级预防,提高妇女生育健康与优生优育做出更多有意义的科研成果。

 

在张嵘教授看来,满足市场和临床需求是其开展科技研发的初心,所以她认为,科研成果转化为成熟的市场产品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那么,张嵘教授是如何开展科转事业的?她又是如何看待国内医疗创新环境的呢?本文将为大家一一解答。

 

以下为动脉橙果局与张嵘教授之间的对话实录,为便于读者顺畅阅读,动脉橙果局在文章上做了不改变原意的编辑。

 

创业是成果转化众多路径中的一条

 

动脉橙果局:科技成果转化是当下时代趋势,但凡事都需要一个契机。就您而言,是什么原因推动您去做科研的?当前又有哪些科研成果呢?


张嵘教授:我的本科是儿科医学专业,研究生是医学神经生物学专业,2008年休产假时无意中观看了一个孤独症题材的纪录片,深受触动,感到要运用自己的临床医学与基础研究背景,解决孤独症群体的实际需求与我国医疗实践中的瓶颈问题,才是我在医学院科研工作的意义所在。


后来有缘接触并开展了孤独症相关的课题研究,经过十几年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我们团队提出一种基于脑影像的孤独症辅助诊断方法(中国发明专利),实验室数据表明区分孤独症与正常儿童的准确度达到91.62%,独立样本验证也达到 90.48%,和孤独症诊断金标准ADOS,CARS一致性非常高。通过《北京孤独症分型问卷》(中国著作权)对诊断后的儿童进行社交亚型区分,并挑选适用儿童进行经皮穴位电刺激(TEAS)治疗,对感觉、社交、焦虑和挑食效果明显,安全性高,接受度好。这个系列成果对于孤独症儿童脑标记物的建立,减少漏诊、误诊,亚型诊断以及源自本土的个体化解决方案是一个贡献。此外,通过寻找孤独症生物特征谱,也在孤独症儿童以及母亲体液中找到元素、代谢、神经递质和激素等变化规律线索,对于孤独症的生物与社会环境病因学说提出新的证据,为实现孤独症的预防提出新的筛查方法与技术手段。


目前,我们在孤独症方向已经取得了“论文+专利+书籍”的系列成果,脑结构与功能网络分类算法,电子问卷与治疗设备也已经研发成功,已经受到学术界与社会界的关注,开始走向市场阶段。


动脉橙果局:请问这个项目最重要的社会效益是什么呢?我看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旗舰杂志《信使》刊登了您主笔的文章,是否意味着这个成果对于全世界也有贡献呢?


张嵘教授:孤独症作为一种发生在儿童早期的神经精神发育障碍,其日益升高的患病率与医学诊疗手段的缺乏,使其始终停留在行为诊断、行为矫正阶段。中国儿童精神科医生只有约300人,并且医生,康复机构地区分布严重不平衡,本项目的推广实施利于全国妇幼系统通过人工智能脑影像辅助诊断与云技术建立有效的门诊早筛与辅助诊断体系,也利于妇幼工作人员对当地孤独症患儿的网络化服务,便于施行定期评估、监督治疗、咨询辅助服务,对实现孤独症的早诊早治,意义重大。


孤独症不仅是中国的医学难题,也是世界上非常关注的社会难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2年关注的主题是神经科学,孤独症是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因此很荣幸受邀撰写文章并在《信使》杂志2022年第1期发表,并以11种语言在194个国家传播。关于孤独症目前几乎所有的筛查,诊断工具与行为矫治方法都源自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我们团队的成果被展示不仅仅是中国科研工作者在国际社会舞台拥有话语体系的开始,也是源自中国本土的诊疗方法和技术走向世界的前奏。


动脉橙果局:对于很多科学家来说,他们或许会习惯性地认为自己的创新项目必须走向创业。想问下您是采取了哪种形式,以及您会如何选定一条创新转化的最优路径?


张嵘教授: 在科转上,我们主要通过“技术转移+项目公司”的模式。在技术转移上,由第三方机构完成尽职调查、委托资产评估等流程,确定转化项目初步方案,然后根据尽调、评估结果,拟定成果转化详细方案,征得成果转化相关各方同意后,就可以签订书面协议了。


在知识产权获益分割上,北大采用学校占30%、发明人团队占70%的分配模式,并给予发明人很大的资金自主权。此外,北京大学还设立了科研成果转化奖项,来激发教授们的创新活力。技术转移模式既帮助企业减轻了前期技术研发的压力,也能够真正转化科学家们的实验室成果。所以北大的技术转移率非常高,在生物医药领域尤为明显。


北大也提供了多样的校企合作模式。比如由企业出资,北大提供技术服务的合作方式;双方针对一个市场需求联合开发解决方案的方式,由企业提供转化平台和资金,学校提供科研平台和技术;学校和企业也可以合作建立联合实验室、研究院。


同时,创业也是我的科转选择之一。针对自己积淀很深、拥有浓厚研究兴趣,以及具有强烈的终身从事决心的项目方向,我都会亲自把控。

 

“专业的事情应由专业的人来做”


动脉橙果局: 科研成果转化看似是一件孤独的事情,但其实它非常讲究团队协作。在这一过程中,您会参与哪些工作?


张嵘教授:我觉得,科转工作应该是专业的事情由专业的人来负责。尺有所长,寸有所短,每个人都会有擅长和相对薄弱的地方。儿科医学和医学神经生物学的专业背景是我的优势,再加上十几年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基础和产品研发背景,我能够在疾病的发生原理、解决方案设计和应用场景预测上输出完整的理论体系。所以,从产品研发到获取上市医疗资质期间的医学部分,我都会亲自跟进。


我能做的,是让科研成果获得国内外同行、服务对象和政府主管部门的认可,尽可能减少它上市前后的阻碍。而至于这个产品怎么卖、卖多少的事情,应该让更专业的人才来策划开展。大家各司其职,发挥协同效应,才能实现成果的顺利转化。


动脉橙果局:科技成果转化涉及环节众多,需要各方面的专业化人才。您希望与怎样的合作伙伴共事?


张嵘教授:首先,人格是最重要的考量,是高于智力和能力的选择。在科研事业上,我的目标一直很明确——必须贴合市场和临床需求,解决社会痛点,具有社会效益。商业效益也会考虑在内,但不会是第一决定因素。我希望我的合伙人也是如此,不是为了赚钱而来做这件事的人,一定抱着满足了人们的医疗需求,也赚到了钱的想法。


其次是合伙人有一颗持之以恒的决心,科研成果转化道阻且长,我希望合作伙伴能够将其作为终身事业,不会因为外部诱惑而变来变去。他们能够站在高远的位置看待创业的全过程,不会被眼前一毫一厘的利益所蒙蔽。我们要一起做好吃土的准备,面对层出不穷的困难,咬着牙坚持下去,最后凭借坚韧的奋斗精神和人格魅力感染更多的资源方。


在我看来,我们拥有很好的基础研究环境,依托北京大学以及电子科大,重庆大学等合作伙伴的上游科技资源,想做好一件事并不难。所以,我们不要让杂乱的思绪干扰我们的内心,把精力都放在项目上,减少团队内耗。


我曾了解到,有一家孤独症企业的两位创始人在合作之前,“相亲”一般地约见了彼此的父母、发小和同学,通过第三方来了解对方的为人处世和三观。我深受启发。我觉得,在选择创业合伙人上,一定要考虑到合伙人的专业背景、成长经历是否与自己契合,认知上存在巨大差异的人绝不适合一起创业。


如何选择投资机构也是一个困难的课题


动脉橙果局:科研成果转化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一旦踏上这条船,挑战和困难都是层出不穷的。那么在您这么多年的科转事业中,您遇到了哪些困难和阻碍?


张嵘教授:首先,学校与产业需求的碰撞机会比较少。大学教授的时间大多用在了实验室和教学工作上,很少有时间和机会与产业走动。不过,学校也意识到了这点,开始举办创新创业大赛、产业论坛活动,助力教授们走出实验室。


比如2021年1月,我们的孤独症智能诊断与精准治疗一体化创新平台获得了首届“未来之星”生物医药创新成果转化项目大赛医疗器械组的一等奖。通过这个活动,我认识了很多的企业、投资机构和政府主管部门领导,极大地拓宽了信息流通的渠道。


面临严峻的“卡脖子”现象,国家也在大力推动本土创新力量的崛起。在政策引导下,北大的产业部门也在积极加紧高校与产业的合作,旨在把学术创新能力和市场需求紧密结合。我们也能明显感受到,学校在政产学研合作的思路上越来越清晰了。


其次,不知道如何选择合适的投资机构。医学科研成果转化周期长,对资金的需求也较为强烈。但对于长期浸润在科学研究环境的科学家们,他们或许不太能够分辨出哪些投资机构是做实事,哪些机构是“捞快钱”的。


据我所知,我有一些科研创业朋友在引入投资机构后,就很难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决定公司的发展方向。有些资本会要求他们快速实现盈利,而这就背离科学家们创业的初衷了。说实话,我在这一问题上的经验不是特别丰富,也不太清楚如何去规避风险。


动脉橙果局:如何看待国内现阶段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发展,对于医疗创新事业的未来有怎样的期待?


张嵘教授:我觉得高校教授做科转真的太重要了。高校是挖掘原创科学技术的重要平台,高校教授能够触达最前沿的技术方向和进展,了解国内外的技术发展阶段、差别与差距,知道如何去创造性解决瓶颈问题。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教授们走出纯粹的实验室,在社会环境中服务老百姓。


要促进科转,还需要国内职称与人才评价体系规则上的突破。比如针对职称评定,增加多维度的认可标准,应用型教授用产品说话,基础探索型教授则以前沿的论文作为评价标准。从人才评价层面上,解除教授们的后顾之忧,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教授们的才能,实现创新成果的爆发。


动脉橙果局:您觉得作为高校教师,除了科研和成果转化,还有什么有意义的事情?


张嵘教授:培养人才是高校最重要的任务,在培养研究生方面,我会要求我的学生入学后,先去机构、门诊看看孤独症孩子和他们的家庭,让他们在实践中理解工作的意义,产生更加深刻的使命感。这样,他们往后无论是做实验室研究还是临床工作,就会有源源不断的自驱力,勤勤恳恳地做事。很高兴的是,我们课题组的绝大多数毕业生都没有改变研究方向,继续在各个新单位从事孤独症的诊疗服务与基础临床研究,我相当一部分的论文成果是和毕业生一起完成的。我们的传承与延续就是源源不断成果产生的基础与保证。


在科研之余,我也积极编著孤独症的专业著作,在大学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孤独症谱写障碍》选修课,举办国际论坛,组织义诊与公益科普讲座。一方面希望医学生能早期了解这个特殊的社交障碍群体,未来从事这方面的临床服务与研究事业,另一方面也希望建立起中国学者和国际顶尖专家与社会民众的桥梁,使得我们的科学研究和国际接轨,和百姓相通,团结更多人投入到这个伟大的事业中。

注:文中如果涉及企业数据,均由受访者向分析师提供并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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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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