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数量遥遥领先，转化率却大幅落后，“中国式创新”离“美国式创新”究竟有多远？

数据永远都喜欢讲真话。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数据显示，从2019年开始，中国已连续3年在专利数量上称冠全球，且与第二名美国的差距越拉越大。再聚焦都高校，截止2019年年底，我国“双一流”大学拥有的发明专利超过25万件，其数量远超美国。

但在创新这件事上，专利数量只是其中的一个衡量维度，最关键的还是在于转化率。据数据显示，美国在90年代初期科研成果转化率就已攀升至80%，即便是到了现在，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科研转化率仍然维持在50%以上。

但中国目前在这一数据上还十分“尴尬”，虽然近年来在转化上做了很多努力和尝试，但实际转化率仍低于10%，离美国还有较大差距。再把范围聚焦到医疗领域，其基于转化率的差距更加明显。

那么，中国在医疗创新上究竟和美国还差在哪呢？对此，动脉橙果局进行了深度分析。

在解决一件事情之前，最先解决的就是意识上的问题。

在美国，作为医疗创新主体，医疗中心和企业对于创新是有“共识”的，即充分认识其重要性，并将其作为核心工作。

先说医疗中心。美国绝大多数医疗机构都设有专门的科研部或者研究中心，里面的医生90%的精力都在自身的研究上，临床方面参与不多。以梅奥诊所为例，其当前共拥有57个研究中心和3800多名专业研究人员，每年在医学创新研究上的投入高达数亿美元。

但国内却是反过来的，医生大都更加专注于临床，真正愿意走到实验室的是极少数。这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国内考核指标主要是以临床为导向；二是医生长期与临床捆绑，很难再抽出时间投入科研；三是医生科研能力不够，能孵化出前沿创新成果且具有原始创新性的微乎其微。

说完医疗中心，再说到企业。其实，相比于医疗中心，国内绝大多数医疗企业，近年来无论是在创新的意识上还是在具体的投入上，都有很明显的提升，但与美国的差距仍然很明显。

首先是在创新研发公司数量上。据数据统计，2019年，美国医药研发公司数量约占全球总数的50%，但中国在这一数据上仅为4%，整整相差46个百分点。

其次是在企业研发投入上。根据企业最新年报数据统计，美国医疗企业研发投入比例基本在15%以上，其中头部企业，例如强生、辉瑞、阿斯利康2021年研发投入均超过百亿美元。再把目光聚焦到国内，头部企业研发投入量级与美国相差甚远，恒瑞医药2021年上半年研发投入25.81亿元；百济神州2021年上半年研发投入6.77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43亿元）。

最后是在创新药产出上。据数据统计，2015年美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的48.7%，而中国在研新药数量占比仅为4.1%，相差达到44.6个百分点。

有了意识，接下来要考虑的是创新土壤到底够不够厚了。

根据公开数据统计，在1978年之前，美国基于生物科技的成果转化率仅有5%，离英国、日本等生物科技领域的创新型强国还有较大差距。但到了90年代初期，美国科研成果转化率就迅速攀升至80%，在短短十年间就实现了从“小白”到“精英”的跨越。

这离不开《拜杜法案》所做的努力，它被称为是“过去半个世纪美国颁布的最鼓舞人心的立法”。事实上，《拜杜法案》只解决了四个问题：一是由政府资助研究产生的成果权利默认由大学保留；二是高校享有独占性专利许可；技术转移所得应返归于教学和研究，三是发明人有权分享专利许可收入；四是政府保留“介入权”，特殊情况下可由联邦政府处理该发明。

据统计，自该法案通过以来，《拜杜法案》已推动美国经济产出提高了1.7万亿美元，支持了590万个工作岗位，并帮助催生了14000多家医疗相关的初创公司。

再把目光聚焦到国内。从1985年国家层面通过立法、税收政策支持科研成果转化开始，我国相关职能部门就一直在如何更好地推动创新做各种各样的尝试。根据动脉橙果局统计，我国在近37年的时间里共出台了435条与科研成果转化直接相关的政策。

尤其是在近一两年，随着创新进程的逐步加快，大量相关政策呼之欲出。据统计，2021年，我国在科研成果转化领域共出台49条政策，其核心内容主要聚焦于“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科研激励”三个焦点板块。

但实际效益却并不尽如人意，这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管得不够精准”，部分职能机构由于缺乏对行业的精准认识，只能参与狭义层面上的行业政策制定，并不能解决其真实痛点。

以知识产权分割为例，在现有的一些科研项目中，学校和医院都握有一定的知识产权比例，因此在转化过程中就得通过两个部门不同的判断体系，步骤相当复杂，即便是在一个医院或者高校体系，也会因为所属科室或所属院校不同而产生分歧。但如何精确切割，国内目前在政策端还是空白。

二是“管得太多”，医疗创新和转化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灵活且多元的过程，一定程度上是需要创新主体自主在市场竞争中进行探索、试错，发现市场潜能并完成市场开发。但从目前的政策端来看，原本的“推动力”反倒成为了科学家前进的“阻力”。

以国有股份为例，由于当前的科研成果主要来源于科研院校，所以大都属于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因此做任何动作都需要走程序，但由于审批流程过于漫长，科研成果往往会错过最佳进入市场的时机。

有了意识，也有了创新土壤，接着就面临着人的问题了，而这个“人”并非是科学家，而是“技术经理人”。

当前，随着政策的激励和市场的引导，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走出实验室，走向了市场。但这并不容易，对于绝大多数科学家来说，如何与市场更好地接触，如何将自身科研成果成功转化，这都是非常具体且棘手的难题，而如何解决这些难题，往往超出了他们现有的能力。

这就需要科研机构站出来了，而站在科研机构背后的其实是“技术经理人”。但实际情况是，相比于顶尖的科研人才，专业的技术经理人在我国极为紧缺。这不仅体现在绝对数量上，还体现在人才的质量上，也就是技术经理人的专业能力，与美国相比差距明显。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主要包括人物画像刻画不清晰、培养体系不健全、政府扶持力度不够等等。

但放眼美国，他们在技术经理人的人才梯队建设上已经非常健全。据悉，在美国，每100个科研工作者中，就配备了4个技术经理人，而除了数量上的优势，美国技术经理人的专业能力极强，无论是在项目评估方面，还是在市场资源链接方面，都非常有建树。

这当然也是有原因的。首先，美国从政策着手，快速确立了行业规划和人才画像。据统计，在1980到2011年间，美国先后制定和颁布了16部与技术转移相关的法律法规，其目的就在于精准刻画技术经理人的人物画像。

其次，让高校主动参与，让市场活跃度最大化。以美国斯坦福大学1970年设立的技术许可办公室为模板，美国高校开始大量建设技术转化机构，1989年，大学技术经理人协会（AUTM）应运而生，并培养出一支庞大的立足高校的技术经理人队伍。

然后，重视考核评估，在人才队伍中“优中选优”。为了找到行业精英，美国很多大学都针对技术经理人制定了严格的审核体系，通常是由大学或行业协会进行，主要围绕发明披露和专利授权量（率）、专利许可和转让的数量和金额等，进行评定再做内部调理。

最后，保证技术经理人的权益，给予足够尊重。为了让技术经理人在转化过程中充分展示自身的专业能力，美国建立了一套完成的技术转移流程，在这一流程之中，技术经理人的工作权益得到了合法保证。

而除了技术经理人，还有一类人才也至关重要，那就是职业经理人。在美国，医疗领域普遍采用“双长制”的创业搭配，即由一位经验丰富的职业经理人和一位拥有尖端科技的科学家合作，其中科学家负责技术研究，职业经理人分管企业运营。

而在国内，“科学家+职业经理人”的创业模式虽然正在医疗领域形成趋势，但从当前来看还存在一些棘手的问题：一是渠道，即如何让科学家和职业经理人进行匹配；二是磨合，即双方如何找到各自的发力点，将各自优势最大化。

科研可以只面向技术本身，但转化就必须要与市场“亲密接触”。

而如何与市场接触，主要包括两个核心要素：一个是以市场为基准，对科研成果进行精准评估；二是以项目需求为基准，精准链接合适的市场资源。

先说评估。事实上，评估在整个转化过程中至关重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科研成果的“生死”。但这一点上，无论是科学家自身，还是科研机构，甚至是投资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以科学家和科研机构为例，他们长期处于以科研体系为主的封闭环境，很难触达到市场资源，因此也很难站在市场的角度，对自身科研项目进行精准评估。再说到投资人，不同于中后期投资，面对的都是相对成熟且经过市场验证的项目，早期医疗项目不可控性强，因此评判的维度更多也更加复杂，这需要投资人具备更多元化的项目筛选和审核能力。

针对这一环节，美国已经走在了前面，其无论是科研院校，还是相关联的孵化器，内部都建立一套完善的“评估机制”，能从多个核心维度对科研项目进行评估，并能针对其评估结果给出合适的转化路径。

评估之后，就是孵化了，即市场资源的链接。这一环节需要拆分成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科研院校是否建有自身“资源池”；另一方面则是科研院校能否在鱼目混珠的市场环节之中，精准匹配到适合自身科研成果发展的资源。显然，在这两方面，国内科研院校当前都还处于起步阶段。

但美国在这方面却有一定的优势性。以资金为例，在美国，为加速创新项目孵化，无论是科研院校，还是孵化器，都有自身的“天使资金池”，其募资方式大抵分为两种，一种是以自身为主导的，比如由科研院校管理的控股资金以及由校友成立的校友资金；另一种是面向市场的，科研院校选定一部分优质投资机构，定向地对创新项目进行投资。

而在这样一种相对封闭且快速的投资环境下，其在早期项目孵化的优越性被展现的淋漓尽致。首先，它为科学家提供了更多投资选择，降低了科学家盲目寻找投资机构的成本；其次，它做到了“精准投资”，即这些投资机构能为初创企业提供与自身业务协同的市场化资源。

最后是它很好地“保护”了科学家，初创项目由于其特殊属性，并不太适合在早期过于“抛头露面”，因此在这样相对封闭的投资环境下，科学家可以在快速与投资人建立信任感的同时，也能保护初创项目的“隐私”。

医疗领域的创新转化看似是一件孤独的事情，但其实它非常讲究团队协作，并不是一场孤军奋战的战役，而是需要政府、科研院校、投资机构、企业等创新主体共同参与。

但从国内来看，这些创新主体其实并没有很好的链接，目前大都是“各自为政”。先说政府端，它并没有深度参与到整个创新转化过程之中，因此在政策的制定上，或者是在资源的链接上，都与实际需求有些许的“脱节”。

然后说科研院校端，它与投资机构，企业等市场资源链接还不够，因此在转化过程之中容易遇到瓶颈；最后是企业和投资机构，作为一种市场资源，它很难在现阶段触达相对封闭的科研院校，因此长期处于“观望状态”。

但在这方面，美国却相当有“话语权”。以美国人引以为傲的“波士顿模式”为例，这是一套完善、成熟的生命健康创新生态系统。实际上，“波士顿模式”是充分整合政府、大学、风险资本、大型企业和创新企业五大创新主体，以利益机制为纽带构建创新生态网络，由此形成的协同共生的产业创新生态圈。

具体而言，在整个过程中，政府、大学、风险资本、大型企业和创新企业都在发挥着各自的职能。首先是政府，主要通过颁布各种政策来培育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和聚集创新创业要素；其次是大学，主要是孵化创新成果以及培养科研转化的人才梯队。

然后是风险资本，主要是为创新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再者是大型企业，其作用也是为创新项目提供孵化平台；最后是创新企业，在其中扮演引导产业发展方向和成果转化的生力军。

不可否认，在医疗创新与转化方面，我们当前与美国的差距是十分明显的。但事实上，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在医疗创新体系的搭建方面，美国比我们最少早了近半个世纪。

所以，认识到差距，认识到眼前的问题，并开始着手解决，才是我们当前在医疗创新转化的重中之重。这一定是需要时间的，毕竟作为全球生物科技创新的“引领者，美国也是从0到1，再慢慢从1到10，最后才走到1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