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DLBCL）是最常见的非霍奇金淋巴瘤亚型。DLBCL可原发于淋巴结或胃肠道、中枢神经系统、皮肤、纵隔和骨骼等几乎全身各个部位。

数据显示，约50%至60%的患者在诊断时即处于进展期，复发或难治更是横亘在医患面前的巨大沟壑。尤其对于高龄、合并基础疾病、无法耐受强力化疗的患者，后线选择一度极为有限。

如今，这一困境正在被解决。从73岁DLBCL患者张静的救治历程可见一斑：确诊后一线治疗缓解仅一年即复发，全身多发淋巴结肿大，高龄与高血压等基础病让传统挽救化疗举步维艰。

经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血液科团队评估，张静接受了坦昔妥单抗联合来那度胺的靶向免疫联合方案，2个周期即达到非常好的部分缓解，4个周期后实现完全缓解，目前状态平稳，生活质量显著改善。

在这背后，是以BTK、CD19单抗、双特异性抗体、分子胶降解剂等为代表的新一代靶向疗法矩阵正在成形。

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DLBCL）长期以来被视为“可治愈的侵袭性淋巴瘤”，但这一判断往往只适用于一线治疗成功的人群。

传统二线治疗主要依赖挽救性化疗联合自体干细胞移植。然而，这一路径对患者年龄、器官功能要求极高。对于70岁以上或伴有基础疾病的患者而言，强度化疗带来的骨髓抑制、感染风险和器官毒性，往往使理论可选方案在实践中难以落地。

张静便曾陷入这一困境。初诊时，她接受标准一线化疗后达到完全缓解，但仅一年后即复发，全身多发淋巴结进展。对她而言，问题并不只是疾病本身，更在于年龄与高血压等基础疾病叠加，使再次接受高强度化疗充满不确定性。这种“有方案但不敢用”的状态，是大量老年复发患者的真实写照。

目前，以CD19为靶点的单抗联合免疫调节剂方案，成为近年来的重要突破。

以坦昔妥单抗联合来那度胺（TAFA-LEN）为代表的方案，其机制并非单纯杀伤肿瘤，而是通过多路径协同：一方面，单抗介导抗体依赖的细胞毒作用（ADCC）；另一方面，来那度胺调节免疫微环境，增强T细胞与NK细胞活性，从而实现直接打击、免疫放大的双重效应。

全球多中心L-MIND研究5年随访数据显示，坦昔妥单抗联合来那度胺治疗复发/难治性DLBCL的总缓解率达57.5%，完全缓解率41.3%，中位总生存期长达33.5个月；中国II期研究中的总缓解率更是高达73.1%，且在老年患者中展现出优于传统化疗的安全性与耐受性。

正是基于这一循证基础，坦昔妥单抗已获得最新版中外权威指南的一致推荐，用于DLBCL的二线及以上治疗，有助于满足DLBCL患者群体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并为患者带来显著获益。

治疗策略的迭代也为张静带来了新选择。

通过评估后，临床团队为张静选择了CD19单抗坦昔妥单抗联合来那度胺的靶向免疫方案。治疗2个周期后，患者淋巴结显著缩小，达到部分缓解；4个周期后实现完全缓解，并能够继续维持治疗。

这也意味着，过去被排除在高强度治疗之外的老年患者，正在重新被纳入可治人群。

类似的临床治疗案例正在不断积累。68岁的李星维，病程长达9年，且在复发后对挽救性化疗耐受性极差，甚至经历自体移植失败。对于这类“多线失败患者”，传统路径几乎走到尽头。

再精准的疗法，若无法触及患者，终究只是实验室里的希望。

根据诺诚健华公布的信息，坦昔妥单抗目前已被纳入2026年度全国47个省市的惠民保，9个全国商保，包括北京普惠健康保、广州穗新保等，惠民保目录还将持续更新。

此外，在进入维持治疗阶段后，患者援助项目也开始发挥作用。“2+1”“2+7”等机制，可以大幅降低患者长期用药成本。例如，患者自费治疗2个周期后，至多可获得第3个周期的援助药品；经首轮援助后，患者每自费治疗2个周期，至多可获得7个周期的援助药品。只要患者疾病未进展，后续援助“2+7”方案可循环申请。

除了CD19单抗的患者援助计划，淋巴瘤创新药的可及性还体现在其他纳入国家医保的创新药，比如BTK抑制剂。

以奥布替尼为例，在此前的三项复发难治适应症纳入医保的基础上，其一线治疗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的新适应症于2025年12月正式进入国家医保目录。这意味着，初治患者从一线起就能以可负担的成本用上指南I级推荐的靶向药，避免了因经济原因退而求其次选择毒性更大的化疗方案。

此外，基于不同通路的联合治疗，正在追求深度缓解乃至临床治愈。

2026年2月，Mesutoclax联合奥布替尼一线治疗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CLL/SLL）的注册性III期临床试验完成全部患者入组。

在第67届美国血液学会年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在125毫克剂量组，无论是初治还是复发难治CLL/SLL患者，总缓解率均达100%。

当越来越多疗法进入临床、临床获益被证实，有药可用、用得起药的愿景已然照进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