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医疗领域创新与转化主体，技术端与产业端如何实现同频共振？

当前，医疗领域的创新与转化市场热度高涨。实际上，这“一腔热血”的抛洒离不开科研院校、企业以及资本等诸多创新要素的协同发力。

但这并不容易做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医疗创新和转化大都处于起步阶段，真正有转化价值的科研成果较少，且转化成功率普遍偏低。

二是科研成果转化链条上的各主体，当前还囿于科研院校与产业方的不同话语体系，对自身需求与合作模式在认知上比较模糊，这很有可能会导致各项创新要素没有得到精准链接，从而错失转化良机。

那么，各个创新转化主体应该如何破局？在近日结束的“橙长计划”发布会圆桌讨论环节，上海理工大学特聘教授、医疗器械产业研究院院长范晓东、北京大学医学部产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沈娟、东南大学苏州医疗器械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葛健军、上海国际人类表型组研究院技术转移中心主任陈华、君联资本执行董事戚飞、红杉中国副总裁陈轩泽、阿斯利康国际生命科学创新园总监陈锴、动脉网联合联合创始人毕元锋就“科研院校与产业方的各自需求与合作模式”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度探讨。

以下为讲话实录，为便于读者阅读，动脉橙果局在文字上做了不改变原意的编辑：

毕元锋(主持人)：在科研院校的转化案例中，反映出当前转化模式的哪些关键要素和问题？

范晓东：我目前的工作重点是产业政策，当然也包括科研成果转化这个方面。

我们关注到6月29 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选择部分高水平医院开展提升临床研究和成果转化能力试点，在落实科研自主权、薪酬激励、科技成果所有权和收益使用分配、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等5方面，采取与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创新的同等政策，特别是增加临床和转化研究经费，简化科研和经费管理审批、报表等。

实际上，国家对于鼓励成果转化的政策是层出不穷，那如何将这些政策落实，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思考：

第一点是临床机构的创新主体有待重视。目前，我们正在强调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其实医疗行业特别是在医疗器械行业，医院是非常重要的创新主体之一。而实际上，临床机构主体定位还不十分清晰。

第二点是希望629国常会的政策覆盖面有所加宽。具体来说，就是门槛不宜太高，否则难以兼顾医疗器械的多样性、复杂性和覆盖面。此外，医疗器械审批中，临床评价是费时费力的一个环节，加强临床试验机构的能力建设，对医疗器械成果转化和快速进入市场，无疑是一大助力。

葛健军：实际上，高校院所想要加速成果转化，不仅需要从市场需求出发，结合当地产业要求，帮助企业实现技术升级换代，还要引进人才，持续对实现成果转化的公司进行深度孵化。

以我们成立的江苏艾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例，在研究院成立之初，我们就依托东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科优势，紧跟全球科研趋势，布局“器官芯片”这种前沿性药物筛选技术。

在具体的转化过程中，2018年初，通过研究院技术委员会的评定，“器官芯片”项目正式立项。经过三年多的研发工作，项目已经和大型药企、医院等进行了以科研合作为主体的合作，比如和知名药企联手，用我们的心脏芯片先做心脏的药物有效性实验，后来又进行了多种药物的毒性实验，这两个阶段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因此，在2021年11月份，公司正式成立，并获得了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和高新区政府的拨转投重点项目支持，也就是说，先由省产研院和政府，以拨款的形式来支持这个项目继续往前走，在未来融资阶段，按照市场定价再将拨款转为投资股权。经过半年多的发展，公司已经获得了复星医疗领投的社会资本融资，估值三个多亿。

总体来说，技术应用到产品是为了解决应用场景中实际问题而存在的，所以，科研人员要与技术转移人才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真正认识到产业方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再为之努力研发也不迟。

作为高校的科研院所，我们研究院采取了“前沿技术在学校研究，应用技术在研究院开发，产业技术到企业实践”的方法。

目的是将最前沿的基础研究放在学校，研究院遴选其中比较成熟的一部分技术优先启动应用开发，待技术产品达到市场要求后推向市场或组建公司，或开发之初就与有实力的公司进行合作，最后由产业公司进行实践推广，形成“在研一代，转化一代，应用一代”的良性循环，有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陈华：在成果转化过程中，尤其是孵化公司和引入投资这两个环节，科研院校端当前还存在一定短板，主要表现在科学家难以转变身份从事商业活动。这是因为科学家有敏锐的科学判断，擅长解决技术问题，但在对市场的理解上，甚至很难明白技术是如何落地并成为一个盈利性产品。

因此，科研院校特别缺乏具有商业素养的产业人才，从项目到初创公司，从产品设计和公司发展规划都需要产业人士来推进，帮助科学家争取到更多的融资机会。

目前，我们有两个项目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第一是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产品，在与医院配合进行产品推广阶段，我们发现，在同领域有类似工作履历的人，大多都缺乏对医院和院校端的合作经历，因而在实际沟通中，就遇到了项目推进遇阻的情况。

第二个是科学家直接创业的项目，创业科学家可能还会停留在原有的科研思维中，例如在新型诊断试剂项目的转化过程中，科学家对产品推广、发展规划与医院合作等环节都十分陌生，最后导致公司的前期构架产生了很多的问题。

沈娟：北大医学部的转化项目都是比较早期的，所以目前为止，高校教授实际运营公司的情况还比较少，绝大多数高校教授还是以技术转让和技术许可的方式进行转化。

这和医学学科特点有很大关系：一是研发周期较长，转化战线拉太长，风险也随之变大。特别是对高校教授来说，成为一个企业家，就不仅要付出昂贵的时间和精力成本，还要合理安排自身科研和教学任务，很多高校教授难以平衡。

此外，对高校教授来说，如何链接好科研端和产业端，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难题。我们发现，高校的成果转化缺乏一个同时将政府、资本等各项创新因素集合起来的平台，高校教授也因此就没有经费和动力去了解市场信息，从而导致原始创新和市场需求脱节。

除此之外，还有共识的问题。目前，关于成果转化的政策层出不穷，但都是以鼓励为主，并没有真正激发高校教授进行成果转化的热情。实际上，高校教授的观念和意识转变可能需要社会的力量，需要更多的业界大拿带动大家投入到转化工作当中，并形成一个生态氛围，产生一定影响力。

毕元锋(主持人)：阿斯利康是如何与科研院校成果转化进行合作的？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好的方法？

陈锴：从原始创新的转化角度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合作模式，需要技术方与临床打通并共创。

实际上，不同主体的交流与合作界面大多超越单纯的技术转化，特别是投资需要投前投后的打磨和商量，这就要求科学家与市场变得“熟络”起来，同时，阿斯利康也特别注重与科研院所形成一个互利共通的共创模式。

其实，共创模式已经形成一种生态，即转化各环节的交流合作更加专业化地结合。但要达到这种境界，首要任务是缩短技术端与产业端之间的距离，拉高双方沟通的频次，例如圆桌会议的高频发生，可能会实现有效地跨界交流。

如今，在政策的引导下，研究型医院与院所对科研转化在跨界交流上，都提出了更高地要求。以阿斯利康上海研发中心为例，在成立之初，研发中心就和上海的主要公立医院领导专家进行交流学习，此外，还与资本、数字化临床初创公司进行分享和介绍。

搭建一个良好的成果转化生态圈也十分重要。在疾病领域，以宁光院士作为学科带头人，阿斯利康、智众与无锡政府发起的国际生命科学创新园（I·Campus），从基础科研到早期公司的横向合作，再到产学研式交流对接，最后完成产业化。尤其在早期投资中，还需要有联合起政府、资本和产业界的合作体系来搭建桥梁，来形成一个共创合作模式。

毕元锋（主持人）：投资人与科研院校互动的时候，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怎样的模式能够让大家沟通更顺畅？

戚飞：在科研转化中，科学家与产业的鸿沟是比较大的。

一方面是两者思维方式的不同。简单来说，科学家主要关注全球最新的技术领域，对市场和应用场景不熟悉，而产业则是按特定的市场规律和需求进行管理，且对执行力要求非常高。这就很容易导致高校教授的先进技术，苦于没有应用场景而难以被产业接受。

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的产业界和资本界还不够成熟。以生物医药为例，一旦走向原始创新的阶段，才需要科学家的介入。而在前几年，中国无论是技术平台还是靶点上，都属于快速跟随的阶段，对于原始创新并没有那么熟练。

这一点也反映在投资机构的身上，即投资人消化原始创新技术也是比较困难的，他们不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学习技术知识，还在专业维度上有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对技术的理解和认知以及市场定位。

如今，科研机构和产业端呈现出相向而行的趋势，但两者的全面对接还需要时间的沉淀，这需要搭建起沟通平台，来帮助科学家和产业端、投资人相互了解，互相熟悉话语体系。

陈轩泽：目前，中国的成果转化还属于起步阶段，整个的机制体制和文化氛围都还在发展，欣喜的是，我们目前是处于一个成长的过程。在和科研院所合作时，一个感受是医生、科学家和产业还存在合作壁垒。所以我们在上海张江也发起了红杉中国脑科学孵化中心，首先就是致力于打通医生端、科学家端和创业者三方，来实现桥梁作用。

以医疗器械领域为例，从科学家的技术而言，科学家需要考虑到医疗器械是否符合市场需求以及医生的使用习惯；而从公司发展的角度来说，在中国医疗器械“内卷”时代，一个持续高能的供应链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产品质量控制，二是物料成本下调，这也是整个行业竞争的核心。

那么，要如何打破壁垒？这需要从多维度打造生态资源，因为科学家创业不仅需要前沿的技术，更需要一群好的合作伙伴，这样才能让初创公司走得更远。例如在今年，红杉中国和动脉网共同举办的脑科学论坛，聚集了科研界、产业界和临床界的专业人士，大家共同探讨技术转化的最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