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橙果局已经启动了快一年了。回顾这一段时间，橙果局访问了100多位科研人员、临床医生、以及投资人，还有不少与科学家搭档的创业合伙人。通过这些访谈和交流，我们看到了科研成果转化中的一些现象、学到了非常多的新知识，也有颇多感悟。今天就想来跟大家谈一谈通过这近一年访谈得到的一些感悟。
首先还是先介绍下自己。动脉网的老用户应该会有认识我的，最早我是在动脉网做了近3年生物技术方向的编辑。这三年的时间里，有幸见证了中国生物技术领域的发展与崛起，见证华大基因、贝瑞基因、信达药业等企业上市，见证港股市场开放后创新公司美股转战港股的上市热潮。随后的一些机缘巧合又让我得以在科研成果转化的一线历练了2年，接触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以及他们的研究工作。这两年的工作让我得以摈弃原有的外围认知，更加真实的去接触科研与科研成果转化，也带给我一种震撼和使命感。但同样，在推动成果转化的过程中，笔者也越发的认识到成果转化依靠学校和科研单位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它也不是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而是一份需要投入的事业，需要与产业、创投，以及政策结合起来才能迸发出新的活力。
而橙果局，也是希望带着我们对成果转化的信念和热诚，接触文字和数据的力量，为成果转化贡献一些力量，记录一些故事和传奇。所以接下来，我想谈谈自己的感想和所见。
一般情况下，批判性的文字会更抓人研究，但这和橙果局本身的风格偏差挺大，笔者还是喜欢写实和娓娓道来。结合自己此前与科研人员接触的经验，笔者想先谈一谈外界对科研界的一些误区。
如果2022年还有人跟你说“科研人员做的都是不切实际的研究”。相信我，这个人大概率是没有与科研群体有太多接触的。
首先，我们承认部分科研人员的部分想法很难在产业内落地。这种“难”体现在项目的研发周期、市场需求和价格可及性等方面，而造成这种“难”的原因大部分在于科研人员对商业认知的缺乏。注意，是“缺乏”而不是“缺失”。
在笔者接触到的科研人员中，几乎所有的科研人员都与某些企业存在产学研合作。如横向课题、委托研发、产品推广、临床实验、技术顾问等，甚至企业背后就有科学人员在提供技术支撑。无论这种合作是以成果转化为导向还是以技术合作为导向，科研人员在这个过程中都会与产业界接触，对产业和市场格局并非一无所知。
其次，除了基础研究，绝大多数的科研人员还会基于这些研究基础进行应用层面的探索。在任意一所科研院所内，你都可以找到与该研究方向所对应的热门研究行业的热门应用研究。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应用研究因为研究水平、科研经费等因素的差异，其创新度会存在差异。
最后，尽管目前产业内的许多企业也是以研发为主要驱动力，但需要强调的是研发和创新驱动研究的区别。这种区别可以用“试验”与“实验”来理解。笔者不否认创新企业的研发能力，但商业逻辑决定了其研发的目的是实现某个产品，或者某个产品的优化。大部分企业的研发经费为自筹，没有办法像科研项目一样为解决某个问题去做深度投入。
因此，可以看到市场上大量的药企、生物技术企业的研发，其实是就某一个候选药物、某一个靶点去研发潜在的药物或者诊疗方案。而这个候选药物、潜在靶点从哪里来呢？无疑就是他们的上游科研单位。
尽管现在成果转化被推倒风口浪尖，但橙果局依然想要强调的是，并不是要实现成果的商业化，科研才拥有价值。科研人员的首要任务还是做科研，一个科研人员的成功，从来都不只是他做了多少转化、得到多少收益、所创立的公司拿到多少融资。
笔者在早年间接触过一位教授，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耕耘了20多年，也在积极的推动这些成果的商业化。用他的话来说：“我这20多年就做了这些东西。”在笔者与他认识时，他正在积极的向当地政府申请补助资金，想通过政府的支持来推动产品的临床试验。但这个过程并不顺利。
以笔者粗浅的认知尚没有能力去评价这个项目的好与坏，是否有足够的市场前景。但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在这位教授的支持下，当地某一贫困区域的贫困户的收入有了大幅提升。
另外一个看似合理但并不恰当的说法则是“国内的产业发展落后发达国家几十年，背后原因与科研水平的差异有关”。
首先不得不承认的是，无论是产业发展还是科研水平，国内与发达国家都存在一定差异，但这种差距并不完全相关。产业的差距更多体现在整体的创新能力和国际化水平，其背后的原因是复杂而多元的，可能包含研究水平、发展建设时间、监管审批、人才和市场环境等。而研究水平的差异背后的原因则更多聚焦在科研层面。
其次，需要明确的是， 产业界有产业界的竞争，而科研界也有科研界的竞争。如产业界对标国际一样，科研界的竞争也是对标国际研究成果。因此产业界的差异与学术研究水平的差异并不存在直接关联。
那么产业界的差异与科研界完全不相关吗？也不全是。前文提到科研产出其实是产业研究的上游。相比美国、英国完善且成熟的成果转化体系，国内的科研成果转化率还有待提升。产业界自身发展的相对落后，再加之科研成果输出的不足，使得产业发展可能面临后力不足。
这种差异在化药、生物药领域更加明显，但随着产业界往国际水平接近，科研界也涌现出大量的、优秀的全球顶尖科研人员，这种差异正在缩小。在细胞治疗、基因治疗等新兴热门领域，无论是产业界还是科研界，都在接近国际水平。
那么，国内成果转化的症结到底在哪里呢？
在之前橙果局策划的“科学家创业”系列圆桌对话中，我们讨论了创业合伙人、资本、体制等多方面的话题。但通过与诸多嘉宾以及受访者的交流，我们发现创业合伙人的缺乏、体制的尚不健全或许只是表面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其实还在文化和成果转化生态环境的建设上。
·科研人员主导项目决策
尽管目前大部分我们访谈到的科研人员都表示，希望能够找到对产业熟悉、有运营管理经验的合伙人与自己共同推动成果的产业化。但同样的，也有一部分科研人员仍然习惯成为项目的决策者。
大部分进行成果转化的科研人员都是实验室的PI，他们习惯了在项目课题中占据主导地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而在目前的文化中，大家也习惯了让项目发起人做为领头人和决策者。似乎，主导项目的科研人员理所应当的要成为主导企业的创始人和决策者。
而在笔者的访谈和调研中，不少受访者都谈到了一个现象，在硅谷、波士顿这样成熟的成果转化生态圈中，“不让科研人员上谈判桌、成为决策者”几乎已经成为产业界、投资界和科研界的共识。
当科研人员希望将手中的成果进行转化时，他/她会首先寻找到自己熟悉的投资人或者产业人士进行评估和合作；如果投资者希望与某位科研人员进行深度的合作和绑定，那么在投资这个项目的同时也会帮助科研人员寻找可靠的、具备丰富产业经验的合伙人。
在整个成果转化的生态中，科研人员与资深产业人士的搭配已经成为常态。在部分创业公司中，科研人员仅仅是作为顾问参与其中。这样的现象在国内可以看到影子，但更多的情况下，还是科研人员在主导全局。甚至在一些项目中，尽管科研人员让自己的学生作为联合创始人、CEO参与到转化项目中，而当项目需要决策时，直接又回到了在实验室中的状态。
·转化的门槛设置
此外，另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就是将高创新度技术转化成了低门槛产品。这一点在产业配套不健全的区域出现的概率更大。
其实在成果转化过程中，部分科研人员比我们想象的要保守，看重研发过程的投入和产出比。然而，科研人员手中的研究成果本身是以应用研究为主，需要先讲应用研究变成产品雏形，在逐步进行产品化和标准化生产。也就是说，与其他企业项目相比，成果转化企业多了一个技术到产品雏形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一定是企业化运营的）。
在医疗企业和药物研发等领域，仅仅是产品化研究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再加上前半段的转化过程，研发周期更加漫长。而选择相对低门槛的产品，先让部分产品产生现金流，是多数企业选择的策略。比如在某些医疗器械研发企业中，某些企业会先推动几个二类产品上市，再在这些产品带来的现金流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更高门槛的产品进入审批。
这是高技术壁垒企业在研发过程中通常会采取的策略，也是成果转化过程中的理性选择。但在部分项目的转化过程中，这个门槛选择可能过低。
举个例子，无论是药物还是医疗器械，产品上市都需要完成相应的临床试验、达到监管部门的审评标准，经过审批后方可上市。相比保健、日化和快消类产品，严肃医学产品周期更长，需要更充分的准备。
为了能够尽快的产生现金流，以支撑后续产品的研发，某些技术会先选择转化为部分保健、日化和快消类产品。尽管这一领域的上市门槛更低，但科研人员忽略了一点——这个低门槛是针对所有人的，而这些行业的竞争除了产品本身以外，还有来自市场营销和渠道的竞争。这些能力往往是一个成果转化项目团队所不具备的。并且，由于科研人员严谨而专业的语言表达在市场营销中并不占优势。
此外，在生产过程中，产能与单价往往是指数关系。产能的提升能够带来产品单价的下降。反之，在产品产能没有突破一定量级时，单个产品的成本则更高。营销能力的匮乏、加之产品较高的单价，使得产品的市场化更为吃力。
大约2年前，笔者曾接触过一个由科研人员创立的日化品牌，主打天然香氛。从萃取技术和原材料来说，该项目都具备优势；从使用感受来说也非常不错；销售渠道上，除了线下的体验店，也在线上开设旗舰店。在产品价格上，大部分产品单价与本土品牌相差不大，但部分产品单价与国际品牌接近。
通过连续几个月的观察，其线上旗舰店的销量不尽如人意。而其线下体验店几乎都开设在材料原产地的热门旅游景点，产品主要作为旅游纪念品进行销售。
于是笔者又根据该公司主打的产品进行了简单的市场调研，进一步挖掘到了市面上的同类品牌。其中某一品牌销售量、品牌知名度都略胜一筹。此外，尽管销量靠前的这个品牌并不占原产地优势，其价格近乎为科研人员创立品牌产品单价的一半。
在这种情况下，公司依然在投入资金进行新系列产品的研发。其中，大部分产品线结合了当地特色农产品，希望通过这些产品既能解决当地农户产品滞销的问题，也能够给用户带来天然香氛的新体验。
但销售依然是问题，滞销的农产品最终成了滞销的深加工产品。该公司主打的香氛类型为当地特色产品，然而在当地都鲜为人知，仅仅是在校友圈子被人熟知。当然，大部分知道的人也都对产品有很高的评价。
面临这种情况的成果转化企业不在少数。他们通过创新的技术在一个低门槛的领域做出了具备特色的好产品，但由于产能、产品单价和营销能力等原因，并没有获得相匹配的市场和知名度。因此，在“低门槛”先行的策略下，这个门槛应该低到什么程度或许也值得考量。
拥有良性循环的生态，才能使得成果转化的工作进入良性循环。
根据我们对波士顿、硅谷，以及英国“金三角”地区的研究，一个良性循环的转化生态往往由五个部分组成，分别是高校和科研机构、政府、风投机构、大企业和创新公司。以高校和科研单位为锚，生态中各个角色以利益机制为纽带被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了协同共生的创新生态系统。
基于这个模型，我们来分析一下当下国内的成果转化生态。
·高校与科研机构
根据教育部日前公布的数据，除港澳台地区外，截止到2022年5月份，我国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013所，本科院校1270所。本科院校中，共有849所是公办本科高校，有147所是“双一流”建设高校，其中115所高校曾列入211工程建设，39所高校曾列入985、211工程建设。
在FierceBiotech发布的2021年全球科研机构TOP10榜单中，共有4所国内科研机构上榜。我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中科院体系内共拥有11个分院、100多家科研院所和130多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物理、化学、材料科学、数学、环境与生态学、地球科学等学科整体水平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如施一公老师所说，中国拥有大量的、优秀的全球顶尖科研人员，甚至有很多科研人员获得了国外的终身教授身份，但他们还是毅然选择回来报效祖国。
在转化制度层面。自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高校落实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相关事项的通知”以来，几乎所有高校和科研机构都将成果转化工作的推动正式提上了日程。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不仅积极探索推动成果转化的试点和政策，也在通过设立控股平台等方式简化转化的流程与手续，以更高的效率和灵活的方式来推动成果转化工作的顺利进行。
当然，这其中还有不少机构仍在探索，但从橙果局的访谈和调研来看，大家都在积极的探索或学习。
·政府层面
在成果转化生态中，政府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即长期的政策支持，以及创新氛围和城市空间的打造。
政策的支持包含了多个方面，比如对技术创新的引导和支持、人才建设等。关于产业创新的建设和应道，国内的各地政府应该没有停止过。每个地区都有相应的人才政策和创新辅导，比较有代表性的当属苏州。
但同样，国内各地的经济建设、产业配套都有所差异。一些配套尚不健全区域的政策则与成果转化项目并不完全适配。比如，部分地区很难消化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的创新项目。就当地经济而言，他们需要能够带来税收以及就业岗位的、具有产能的企业。
但大部分成果转化企业的产品都处于工程样机、原理样机阶段，或仅仅具备一个产品雏形，需要进一步的优化。同样，处于研发阶段的企业可能也无法提供太多的就业岗位。
就这些区域而言，他们的政策会向生产型企业倾斜；对于身处这些区域的科研人员而言，很难在当地争取到政策优势。
·风投机构
根据动脉橙果局统计，我国医疗健康领域2022年上半年共发生121起早期投融资事件。这121家初创企业中，76%的创始人都是科学家背景。而随着市场热情的持续高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教授主动或被动地走出象牙塔出来创业。投资机构一面感叹、一面质疑，却又一个个疯狂押注。
“早期投资往往是技术驱动，研发能力是核心竞争力，科学家刚好代表了核心技术，他们本身具有原始创新的能力。”一位业内资深投资人曾对此表示。
如同当年风投机构们争先恐后押注PD-1/PD-L1、细胞治疗等赛道，如今的风投机构们则把目光转向了实验室。前有投资经理花大半年时间飞往全国各地去认识各个科研院所的大专家，以方便在他们决定创业时顺利拿到早期份额；后有投资机构高管沉浸在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寻找某些他们看好赛道的PI。
此外，也有多年在医疗创投圈耕耘的风投大佬提到，在生物医疗领域的投资孵化中，他们会借鉴如Flagship Pioneering、Third Rock、Arch等知名风投机构的成功模式，并结合国内实际情况调整打法。
无疑，技术与产业的转化在近几年被投资行业重视，并被视为硬科技投资机构的竞争力之一。
但另一面，国内科研成果转化的投资也刚刚开始，投资人需要懂技术、也要懂产业，交叉难度大、门槛高。对大多数投资人来说，从0到1的技术成果转化过程是一个非常陌生的领域，其表现在方法论很少，包括团队孵化模式、管理体系、产品定义、转化指标都需要去重新探索。
此外，由于国内职业经理人角色的稀缺，投资人在投入一个项目的投前和投后都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甚至最后转变为联合创始人的角色。这些结果都是未可知的，或许从投资人的角度，他们在付出更多精力的同时，也在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大公司
从波士顿的发展轨迹来看，正是大药企们的聚集使其成为了生命科学领域的“耶路撒冷”，也为其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成果转化生态中吗，大公司为创新成果价值实现提供机会和载体。他们可以通过专利受让将科研成果转化成产品，可以通过孵化与科研人员进行深度合作，还可以通过投资行为参与成果转化。PD-1、CAR-T、基因治疗等生命科学领域的投资热门赛道，其实都是通过大药企的孵化和参与，才从实验室走向了产业。
那么在国内，大公司们在做这样的事情吗？我想答案是肯定的。恒瑞医药早在2016年就与中国药科大学成立了联合实验室；基石药业与苏州大学医学部联合成立研究中心，将从科研项目合作、人才培养、医药产业和创新发展等维度开展战略合作。
但这些合作还大多处于初始阶段。一方面，国内的医药创新企业刚刚成长起来，其本身还处于从“Biotech”向“Big pharma”发展，或者正在考虑是否要从“Biotech”向“Big pharma”发展的阶段。另一方面，这些合作也还刚刚开始，还没有一个重磅的产品或者赛道通过这种合作方式出现。
一切，都还在探索和前行。
·创新公司
一个良性的生态除了吸引大公司以外，也会吸引并孕育出一批创新公司在此落地。这些创新公司的聚集和成功是创新生态闭环形成的标志。如果一两个人的成功是偶然，那么一批人的成功则与当地的生态密不可分。
在国内刚开始不久的成果转化浪潮中，我们其实已经开到了一些初创企业脱颖而出。他们有的在成立一年多的时间里融资超过10亿元，有的在细分赛道中走到了第一梯队。尽管我们在国内尚未接触到如波士顿和硅谷那样高度密集的创新集群，但开始即是好的开始。
从成果转化的文化和生态与环境来看，不难发现成果转化的各方面都在建设与起步。事实也是如此。
在橙果局的访谈和调研中，笔者也市场会接收到一些正向和负面的观点，但总的来说，整个生态链的各个角色都在探索和努力。不得不承认的是国内成果转化工作在制度上、文化上和环境上都需要进一步的优化和调整，需要学习海内外的成功经验。
在当下从事成果转化的科研人员、投资人、创业合伙人都可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但纵观历史创造的诸多契机，有困难就克服似乎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倔强。若目之所及皆是阻碍势必寸步难行；但把眼光放在可以做的事情上，或许一切皆有可能。
最后引用许小年教授的一句话来结尾：“风要靠自己去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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