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给科技潮流、创新和冒险精神评奖的话，许多城市都可以被列入候选名单，比如生命科学“耶路撒冷”波士顿，欧洲创新中心伦敦，或者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资深全球合伙人梅泽高明眼中“新世代”城市东京。
当然，还有一个城市是少不了的。早在2021年，硅谷申请的专利数量占美国整体的13.1%，风险投资额超过美国整体的五分之一。这个位于旧金山湾区南部的“城市”拥有大约310万人口，人均年收入15.2万美元。一个世纪前这里还是一片果园，短短几十年间这里发展成为了繁华的市镇，硅谷也因此走出了一大批科技富翁。苹果、Google、Intel、脸书、雅虎等一众科技公司将总部落户硅谷，以至于《华尔街日报》记者Alexandra Wolfe将这里称为“众神之谷”。
尽管因为裁员和交易量占比的减少，许多媒体杂志对硅谷的报道都透露着对未来的担忧。然而，这里走出的创业者们似乎并没有那么焦虑。
硅谷的创新与冒险精神似乎会传染，无数的年轻人来到这里后才开始想着创业。
以孙雷为例，如果不来硅谷，他也许会在某家大公司成为一名出色的生物化学科学家。
在来到硅谷之前，他就职于亚利桑那的摩托罗拉公司。如同当时许多同类公司一样，这家公司也在探索多元化发展道路，其中一个方向就是基因芯片。但亚利桑那这座城市仿佛是缺少了某些创新所需的关键元素，莫说人才、客户，连能够交流的竞争对手都很难找到。
2001年他来到硅谷，加入了Intel。彼时互联网浪潮正开始凋零的时候，电脑硬件公司正在寻找新的增长点。“硅谷最伟大的管理者”Andrew S. Grove刚刚将Intel的管理权交给弟子Barrett，新的接班人并不满足Intel仅仅成为一家计机芯片公司，他希望在科技浪潮中为Intel谋求多元化的发展， 将Intel全球领先的纳米技术和半导体工艺能力用于加速生物医学的发展。
孙雷加入的部门，正是承载了Intel这一梦想的研究院Intel Lab。尽管最后他所领导的项目并没有达到Intel对技术市场化的要求，但在这段经历也让他在心理埋下了“创新以改变世界”的理想种子。
在硅谷的第二份工作是在一家成立刚刚三年的创业公司，孙雷是这家公司的第91号员工。这家公司叫做Pacific bioscience，以第三代测序平台闻名全球。
加入创业公司后，孙雷觉得离创业更近了。
在硅谷的工程师圈子里，创业有无比强大的吸引力。 甚至有一句话：搞技术总有尽头，到那一天你或者自己创业，或者加入一个创业团队做CTO， 或者永远留在大厂做一个“人生导师”（即说服自己和别人知足常乐、享受人生）。 他周围有各行各业创业协会，朋友间见面聊天的话题也永远围绕创业展开。空气中总在飘扬着新的更好的点子， 熟人里总会传来找到天使轮融资成功的消息。
渐渐的，孙雷几乎可以听见自己血液里对创业的强烈渴望。在Pacbio产品上市之后，他终于和几位同行一同成立了第一家公司——Element。
孙雷（左一）和Element其他三位创始人，图片拍摄于2018年Element Bioscience成立第一次董事会之后
朱明赴是孙雷在硅谷期间认识的华人之一，相似的身份和从业背景，让他们走到了一个圈子。同样，来到硅谷之前，朱明赴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创业，尽管曾是一家初创公司的第3号员工。
“来到硅谷才觉得创业离自己那么近。”他回忆道。在硅谷的一年半时间，朱明赴先后就职于两家当时的明星公司，其中包括科学狂人Craig Venter创立的Human Longevity。
在硅谷的短暂停留，朱明赴并没有选择创业，但这创业种子已在心底悄然埋下。回国在创业公司C-suite管理层呆了两年之后，他几乎是马不停蹄的开启了自己的事业，腾砥生物（20n Bio）已是他创立的第三家公司。
腾砥生物CEO朱明赴
与前两者不同，周冠群去硅谷的初衷为了求学。他是中科院大学-斯坦福大学的联合培养博士，博士期间的后三年都在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加上博士后研究，他前前后后在硅谷呆了5年。
“一开始其实没什么创业的想法，但周围的人都在讨论如何创业。”周冠群对此表示。旧金山湾区是一片创业沃土，无论是学生还是工业界的从业者，大家聚在一起讨论的都是如何创业，如何产生更高的个人与社会价值。于是从求学到创业似乎就是顺其自然，在结束博士后研究后，周冠群与朋友一起成立了精准核医疗公司扬奇医芯。
扬奇医芯CTO周冠群
沈兴宇博士期间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其他人不同，他大部分时间在加州东部地区，也是几人中唯一一个早早的产生创业想法的人。在Biotech公司工作两年后，化学背景的他成立了一家“AI制药公司”QuanMol Tech，致力于通过结合基本物理原理、计算方法、AI模型，来解决高精度分子性质预测和分子设计问题。对硅谷的印象，他表示：“这里会为任何一种形式的成功喝彩。”
沈兴宇在加州伯克利分校时期的留影，也是不爱拍照的他为数不多的照片
为什么硅谷会有这样的感染力？这座城市的创业精神或许来自一群具有激情、爱冒险的创新者。如同孙雷所言，在这里呆了一段时间后，不谈创业反而更像是异类。
以硅谷的华人圈子为例，“几乎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协会。”孙雷表示。而当大家聚在一起时，话题永远围绕创业、国内外资源展开，“最近有什么想法”、“最近在干什么项目”、“某某的公司被收购了”。
在周冠群博士期间经常聚会的有两拨人，一边是中科大校友，另一边则是一帮就职于Google、Facebook、Amazon等大公司的工程师们。校友圈子中不乏有成功创业经验的连续创业者。
在硅谷的咖啡店里，几乎所处可见三三两两的人在对着笔记本电脑讨论商业计划。
“在咖啡厅或者餐厅，经常可以听到隔壁桌在意气风发地跟小伙伴谈创业的idea，或者在神采飞扬地跟投资人pitch。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朱明赴表示。这样的小店在硅谷有成百上千家。
孙雷和朱明赴也透露，在硅谷创业者很常见，连续创业者也很常见。在他们的社交圈子中有成功将公司卖给大公司的，有从另一个领域跨界并获得连续成功过的，也有经历失败后从头再来的。这些创业者可能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教授；也可能来自硅谷的各大公司......但他们的都是不安现状，追逐梦想的人。
为什么硅谷会吸引一群这样的人呢？这可能与硅谷创新者和风投公司从60年代起开拓出的成功之路有关。“创业-奋斗-成功-再投资创业”，这形成了强大的正反馈，也造就了硅谷奉行的“创新至上”准则。一个又一个新兴行业，如半导体芯片、互联网、和电子商务行业在这种准则下从硅谷拔地而起。
“在硅谷最好的地方就是很多人是在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孙雷表示。
“在硅谷，做好技术就能创造价值，并吸引投资人来实现商业转化。”朱明赴表示。
这里仍然流传着Steve Jobs当年的一句话，Stay hungry ,stay foolish。这里的人们追求更高效的技术和商业模式、推崇为“颠覆性”想法而冒险，他们也不惧怕失败。硅谷以不可思议的包容性迎接不同背景、不同价值观的人。或许正是如此，iPhone、Google、Alto（微电脑模型）才能在此诞生。
“有机会我还会回去看看。”朱明赴表示。
硅谷的许多创业者都在创新公司呆过。这些小规模的创新公司对人才的吸引力，绝对不亚于“大厂”们。
“加入创新公司好比是刮彩票，不少人刮中了就实现了财富自由。”朱明赴表示。预留股权用于激励高端人才，是从仙童半导体时期就形成的传统。对于在初创公司的员工而言，他们是在为自己“打工”。
“如果我对自己的技术和能力有信心，我当然就会去小公司里面。”孙雷表示。而从个人的价值实现而言，在小公司工程师的idea和努力有可能直接改变公司命运；相反，在大公司中有着复杂的流程和充满条条框框的管理方式，工程师的价值可能也更难体现。而且，尽管小公司的成功率不到10%， 但成功创业的股权财务回报远远超过在大公司“打工”的工程师。
不仅如此，在部分大公司，冗长而复杂的管理制度，将创新变成了绩效考核。他们给每一个项目、每一条研发路线都制定了项目进度和考核计划，试图让每一份研发投入都获得相应的回报。但创新本就是与失败和错误同行的。
“如果你不去尝试这条死路，你可能永远找不到那个正确的路。”孙雷表示。或许也正是如此，扎克伯克才会在公司内部发起24小时的“Hackathon”挑战赛，正如他当年独立写出facebook的网站代码一样，忽略甘特图、忽略项目资源，让工程师花24小时去独立或组队进行一个项目，看最后能够获得什么。
“一个人、投入全部的精力，做出最好的东西去改变世界”，这似乎是经典的硅谷模式，正是这样的创新驱动让硅谷的创新公司们创造了无数的成功，也为这座城市提供永远的活力。
当然，大公司也是创新中不可或缺的角色。诸如Intel、Google等大公司都有所谓的“X实验室”。这些实验室中填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前沿技术，除了我们能看到的Alpha Fold 、Google glass，还有更多在当下想象之外的创新。比如孙雷在Intel期间，Intel研究院就已经开始探索纳米科技在各个领域的应用。而后来被人所知的云计算，在当时还没有名字。
“我们内部叫他‘internet of things’。”孙雷表示。
遗憾的是，大公司的实验室中有大量的创新因没有达到他们的产业化标准被停止。但仍然有无数的人被这里的创新所影响，这些人才有的进入到创新公司，也有的成为了创业者。创新从大公司的最前沿流出，影响着整个产业。
与创业者同样活跃的，还有硅谷的投资者们。风投的活跃一部分要得益于“老钱新贵”们对创新的投入和扶持。
支持创新似乎是美国富豪们的传统。在其他领域获得成功后，这些家族都会选择向创新领域、尤其是生命科学领域注入自己的资源。许多生命科学基金背后都有来自“old money”的支持，比如洛克菲勒家族风险基金Venrock、摩根家族的J.P. Morgan Private Capital等。
而硅谷走出的新贵们对创新的支持自然也是不余遗力，比如Google创始人创始人Larry Page早在2013年就投资10亿美金创立科研公司Calico，Jeff Bezos掷几十亿美金投资生命科学领域赛道。
“他们投资做的很新潮。”孙雷表示。在Pacbio和Element期间，孙雷分别接触了ARCH Venture和Venrock两家投资机构。这些机构的理念崇尚的并非追逐风口和回报，而是更倾向于投资能够引领潮流、改变现有商业态势的想法和技术。
“相反他们其实不太喜欢去投资具有明确产生利润路线的公司。他们认为在创立之初就考虑利润是鼠目寸光”孙雷表示，在硅谷，更受欢迎的是能够改变商业态势的技术，“Then we talk about money。”
新贵老钱的资助是这些创新的经济基础，同样重要的，还有基金决策层的独到眼光。熟悉美国风投的人会发现，风投机构的决策层们大部分具备非常强的专业背景，他们可能是某高校的理工科教授，也可能是制药公司的高管或者成功退出的创始人。正是他们对技术和创业的理解和预判，才使得一部分创新能够在一群项目中脱颖而出，进而影响世界。
从一片果园到如今的“众神之谷”，硅谷的诞生于斯坦福大学密不可分。甚至不夸张的说，斯坦福大学是硅谷的核心。
“从斯坦福走出来的创业者是硅谷的中流砥柱，还有不少创业者选择去斯坦福商学院继续深造。”朱明赴表示。在这所大学，在宿舍见不到学生都是常态。
这一现象与斯坦福大学本身对研究转化的重视密不可分。也许是出于区位的优势，在校期间学校变会安排学生去到硅谷的创新公司参观，通过与创始人的面对面接触和对话，了解初创公司的团队建设、人脉扩展，去体会创业是如何开展的、融资应该如何进行。
“这些理念在很早的时候就传递给了学生们。”孙雷表示。
而对辍学创业这件事，斯坦福大学也比大多数高校更加包容。以斯坦福加速中心为例，其申报条件之一就是创始团队中必须有一名斯坦福大学背景的联合创始人，这个“背景”也包含了那些没有毕业的辍学生。
“如果一年、一个学期的课程能够将创新的idea种到他们的脑海中，让他们去改变世界，对学校来说这也是成功的。”朱明赴对此表示。这些辍学生中诞生了两位“改变世界”的创业者——Steve Jobs、Elon Musk。
对于在校创业的学生和职工，斯坦福大学的配套和服务也相当完善。从知识产权分割、产业资源和场地，斯坦福大学都可以提供专业的帮助；“除了转化办公室，学校内部的诸多创业Club也能够帮助科研人员把想法变成现实。”周冠群表示。
同样，对于创新者而言，斯坦福大学也是他们的学校。除了提供创新技术，也提供创新氛围，也在为创新者提供能量。
2016年孙雷正在经历一段瓶颈期，职业发展与自我价值实现的矛盾让他一度陷入低沉。这一期间，他喜欢跑到斯坦福大学去听学术讲座。这些讲座是完全对外公开，他可以随意走到任何系的任何讲堂。即便多年过去，孙雷仍然觉得这事一段惬意的时光。这里充满了创新的想法与朝气，从教授到学生，他几乎可以看到创新思想碰撞而产生的火花。
“有很多东西是我可以着手做的，实在没有时间在这里feel sorry for myself。”他回忆到。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下简称“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与加州理工并称美国“西部智力大开发”基地。但不同于核心地区Santa Clara Valley，伯克利市则弥漫着浓郁的学术氛围。
“我博士的研究方向是化学，周围的同学和教授都更加注重学术研究。”沈兴宇表示，他透露，不同于斯坦福被创新公司和风投簇拥，伯克利分校附近的创业公司要少得多。他在伯克利分校的社交圈子也基本是基础科学的科研圈子，“大家知道转化的价值，但是志向和兴趣上更偏向学术研究。”
从他的描述中，伯克利分校更像是传统意义上的学府。即便是一直多创业感兴趣的沈兴宇，也只是在毕业之前将生物技术领域投资纳入了职业规划。在经历工作和创业后，他也被硅谷的文化触动：“这边更务实一些，也更开放。”
不过，或许也正式因为伯克利分校的存在，才赋予了加州湾区另一种创新基因。这里有与斯坦福大学、MIT并驾齐驱的工程学科，有在科学界几乎相当于“卓越”同义词的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所培养的理科和工程专业人才推动着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技术革新。
除了Genentech和Gilead，这里还落户了数百家大大小小的生物技术创新公司。在工程学、化学、生命科学等领域的综合研究实力，让硅谷成为了波士顿、圣地亚哥以外，美国另一片生物技术创新热土。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多数创新者认为，在硅谷的创新生态中，政府发挥的作用却微乎其微。
“除了收税， 我没有感受到政府做的什么事。”多数人给出了这样的答案。相比国内政府在大力扶持创新产业，加州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显得十分单薄。除了联邦政府针对中小企业的专项基金，加州政府几乎没有做出太多的动作。
“加州的税率对富人并不友好。”朱明赴表示。加州号称“万税之州”，有着全美最高的州个人所得税税率和资本利得税率，最高税率高达13.3%。“美国很多州都有形形色色针对小微企业的Tax incentive programs，加州政府基于创新公司的税收减免并没有吸引力。”他补充道。
相反，部分政界人物把硅谷当做提款机，政客们热衷于在竞选期间来到硅谷举办各类的演讲和会议，以此进行募资。也许正是如此，根据美国税收政策研究智库Tax Foundation的排名，从税收角度来看，加州营商环境在美国50个州里排名倒数第二。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大批公司在硅谷获得成功后，纷纷逃离硅谷。仅2020年的12月份，就有惠普、特斯拉及旗下Space X、甲骨文三家公司将总部从硅谷搬迁到其他城市。
或许正是大量科技巨头的离开，让外界认为硅谷的辉煌不再。而车库文化的小时也似乎不利于媒体基于书写硅谷的创业传奇，每隔几年关于“硅谷已死”的话题都将引发热议。再加上Musk个人影响力的加持，让这一轮裁员热潮的热度持续上升，硅谷仿佛有一次陷入了危机。然而，硅谷的创新者们似乎并没有外界描述的那么担忧。
“也许是我们老了。”关于“硅谷已死”，孙雷这样调侃道。正如以现在的眼光去看雅虎和ebay，也许很难理解它们的颠覆性，但这在当时的确是前所未有、激动人心的创新。硅谷的每一次危机，也许正是它的自我更新。
“硅谷正在形成自己的历史。”周冠群则认为，“硅谷已死”的出现或许与硅谷正在改变和丰富的创新风向有关。数十年来，硅谷一直在引领和创造时代浪潮，从半导体、PC、再到互联网。然而创新的发展不会一直往一个方向，潮起、也有潮落。一些浪潮的回落或许是本身浪潮的回落，或许是硅谷本身浪潮的更替。
“这里的创新人才、创新沃土才是推动创新价值的本身。”周冠群认为。
在许多人眼中，硅谷是一座动态的城市。许多人来到这里，也有许多人离开。如同许多大公司搬离硅谷到其他地方发展一样，也有许多创新者带着梦想离开硅谷，到其他地方创业。比较巧合的是，本文的主人公们都不约而同的回到国内创业：孙雷在2018年回国以合伙人的身份加盟真迈生物；周冠群在2022年创立扬奇智能；朱明赴的腾砥生物已是他在创立的第三家公司；沈兴宇的公司注册在美国东部的特拉华州，但也趁着难得回国寻找潜在商业机会。
通过与他们的交流，我们了解到做出这样选择的硅谷华人不在少数。
“我很喜欢深圳的年轻人。”谈及回国的感受，孙雷表示。尽管目前有各种各样制造焦虑、躺平的理论，但国内、尤其是他所在的深圳，年轻人都在努力的为未来打拼。他们中有的可能来自比较边缘的地区，靠自己的努力和知识正在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们比很多美国的年轻人更加有朝气，更有奋斗精神。”孙雷表示，让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通过奋斗而跨越阶层，是美国政府一直在做而没有做好的事。成为一个创业公司的CTO是我的机会，也是对我的挑战。在这座年轻的城市里，我带领着他们一起奋斗，也在享受着young、hungry、foolish的创业时光。
真迈生物第一台产品发送客户
“国内外的创业增长点和趋势会不一样。”周冠群表示。中国的高端医疗设备市场存在较大空缺，在当下这个世纪，或许在国内比在硅谷更有优势。“人才、供应链都挺完善。”他表示。
“不甘‘躺平’，国内生物医药行业发展很快，孕育着新的机会。”朱明赴在一次采访中回复。随着近些年AlphaFold等蛋白结构计算工具的成熟，征服蛋白药的理性设计这一难题逐渐成为可能。他想利用先进的计算设计方法和高通量筛选技术设计新型蛋白药，拓宽药物研发的边界。
回国创业后，国内国外来回跑已成朱明赴的生活常态
或许去硅谷的目的不同，离开硅谷的原因不同，回国创业的方向不同，但他们都去到过硅谷、离开过硅谷，最终在国内停下脚步。也许，国内会有一些城市，完美的容纳了他们对于创新的理解，正在形成新创新的土壤。
归去来兮，归途亦是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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