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新政发布！除了给医疗卫生机构“发钱”，我们还能关注什么？

近日，《促进深圳市医疗卫生机构科技成果转化实施意见》（后简称“意见”）的发布在成果转化圈里引发了一场不小的地震。

“意见”提出：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全部留归单位，纳入单位预算，实行统一管理，不上缴国库。扣除对完成和转化科技成果作出重要贡献人员的奖励和报酬后，应当主要用于科学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等相关工作，并对技术转移机构的运行和发展给予保障。

毫不夸张的说，这一大力度政策表明了深圳政府对成果转化的重视以及发展的决心。我们也期待着以深圳为起点，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阵成果转化的风潮。但事实真能和我们所期望的一样吗？一线的科研人员以及成果转化从业者们又是怎么看的呢？

乍一看，新政策最具有吸引力的便是“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全部留归单位”。这给予了各大科研院校开展转化工作最直接的动力，即提高了科研收入。同时也从侧面刺激了科研人员进行科研工作，以及相关科研项目的转化工作。

但其实，“意见”还有许多耐人寻味的细节。

首先，“意见”的发布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即医疗卫生机构可以自主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或许有人会说：很早之前，国家不就在鼓励科技成果转化了吗？事实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2015年修订）》中提到的是“国家鼓励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与企业相结合，联合实施科技成果转化”，以及“国家鼓励企业与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及其他组织采取联合建立研究开发平台、技术转移机构或者技术创新联盟等产学研合作方式，共同开展研究开发、成果应用与推广、标准研究与制定等活动”等细则，从未有明确过医疗卫生机构可以自主展开科技成果转化的规定。

也就是说，深圳“意见”准许了医疗卫生机构可以不再和机构捆绑在一起进行转化活动，而是医疗卫生机构可以按照实际情况自行建立科技成果管理、使用、处置的程序与规则等，给足了转化自主权。

另一方面，“意见”也进一步了强调成果转化的主体责任。即选择自主转化的医疗卫生机构需要对自己的转化情况负责，政府也能更直观的监测到相关医疗卫视机构成果转化的情况。

当然，医疗转化还得拿出具体的措施。深圳“意见”也为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可操作性强的科技成果转化具体实施意见。“意见”中对科技成果转化收益以及科研人员奖金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并且给出了相应的税收优惠。比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活动取得的净收入视同科技成果转化净收入；落实科研人员获得的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计入所在单位绩效工资总量，但不受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限制，不作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部门核定单位下一年度绩效工资总量的基数，不作为社会保障缴费基数。

从机构的角度来看，这一政策除了鼓励机构开展除技术开发活动以外，还对机构进行发展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以及招收相关专业人才辅助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等作出了肯定，并在税收方面亮起了绿灯。当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活动取得的净收入视同科技成果转化净收入时，那些不擅长科研的机构也能通过其他方式在成果转化的红利中分得一杯羹。

在一定程度上，该措施有望鼓励更多医疗卫生机构设立系统、专业且符合自身需求的转化机构，进行转化工作，如此一来大概率会产生更多即懂临床痛点、同时又具备转化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同时，这也从侧面帮助了成果转化专业人员的就业问题，毕竟良好的就业前景才能吸引更多具备专业知识的人才投身于成果转化的工作中来。

从研究人员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一政策增加了科研人员实际的收入，提高了科研人员的获得感以及生活、科研的质量与水平。

当然，受益的还有深圳。一个城市对于科研人员的社会保障，以及重视程度也决定着是否能留住科研人员，保存足够的科研原动力。

总的来说，深圳“意见”绝不只是一条给医疗卫生机构“发钱”的政策，它还肩负着促进医疗卫生机构进行科研成果转化、提高科研人员积极性、留住本土人才等责任。

回顾历史，其实更早“吃螃蟹”的另有其人。

早在2016年辽宁省发布的《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工作的通知》中，也提到了：科技成果所获得的收入全部留归单位，纳入单位预算，不上缴国库。

相似的政策导向或许也能让我们洞见深圳“意见”的未来。

首先我们得了解辽宁政策颁布的背景。当时辽宁省优秀的科技成果并不少，但在本地落地的却寥寥无几。许多项目“舍近求远”，到上海、北京甚至海外落地。这种科技成果外流的现象也被戏称为“墙内开花墙外香”。

为了留住项目，辽宁省出台了《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工作的通知》。辽宁省科技厅曾在采访时透露，截至2017年10月末，全省登记技术合同成交额达307.9亿元，同比增长33.8%。

从辽宁省的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政策对科研成果落地是有帮助的。但和辽宁不同的是，深圳要解决的不是留住本地项目，而是激发更多医疗卫生机构转化的潜力。

对于提高转化率这一目标，中国首位获得RTTP（国际注册技术转移经理人认证）的张晓宇认为“给钱”不是唯一的途径，因为成果转化成功与否还与很多因素相关。

张晓宇告诉动脉橙果局，对于很多临床医生来说，做科研和转化要考虑的除了钱够不够以外，更多的是有没有时间。虽然很多重视转化的医院会将转化和医生的考评、绩效等挂钩，这样的方式一定会有相当程度的正向促进作用，但仍需清醒的看到其局限性。医生的收入主要是以科室为单位，由直接收入和间接收入组成，包括病人就诊过程中的相关费用，以及手术例数，合格出院病例数等。这些工作就是医生的日常工作，既不需要出门见投资人做项目融资路演，也不需要从医院离职去经营管理一家企业，更不必担心国有资产流失等决策风险。

“ 至少从我的工作经验来看，医院里确实有优秀的科研成果项目，但如果外部的服务机构支撑体系和市场对于早期创新成果的政策、金融支持不到位的话，仍旧很难促使这些成果从医院中走出来。”他表示。

除了足够的自主权，要想提高成果转化率，或许还得协调临床医生的工作任务，让医生能够安排好科研和临床的时间，产生高效且有价值的科研专利。医疗卫生机构更愿意把项目留在机构内部来做转化， 民营机构能接触到的项目就更少了。久而久之，民营转化机构或许会变得更少，这也不利于成果转化的发展。

一言以蔽之，从前期的经验来看深圳“意见”的确能够促进成果转化率的提高，但还有诸多细节问题还有待完善。而随着政策的推行实践，暴露出来的问题定能得到优化。

长期在一线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柯庄（化名）也紧盯着政策的动向。这次深圳“意见”发布后，他就表示这是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2015年修订）》在医疗卫生领域的一次实践。

他提到，除了收益问题，深圳“意见”有两个部分也值得关注：一条是下放了医疗卫生机构科技成果处置的权利；另一条则是保证了关于科技成果转化人才的收入分配。

首先，“意见”明确指出医疗卫生机构对其持有的科技成果，可以自主决定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除涉及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和关键核心技术外，不需报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审批或者备案。授权医疗卫生机构的主管部门办理科技成果作价投资形成国有股权的转让、无偿划转或者对外投资等管理事项，不需报财政部门审批或者备案。

这就极大程度的缩短了管理链条，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效率。同时，科研人员在进行转化活动的时候，有了更大的主动性，可以有更多形式的转化，让项目提前进入市场。

另外，关于科技成果转化人才收益分配，深圳新出台政策用“三字之差”突出了激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2015年修订）》中，提倡医疗卫生机构内部转化服务专职人员奖励和人才培养的比例“可以为”成果转化收益的3%。而深圳发布的“意见”中，直接明确了医疗卫生机构内部转化服务专职人员奖励和人才培养的比例“不低于”成果转化收益的3%。

深圳“意见”明确限定了最低标准，为科研人员在项目中的所得提供了政策保障。同时也鼓励科技创新服务人员的劳动价值应当得到体现。过去医院在科技成果转移方面人才队伍的建设比较薄弱，现在有了政策的保障后，可以激励更多人从事成果转移方面的服务工作。

柯庄表示：“总的来说，深圳新政的发布是非常及时的。在医疗卫生领域的确有很多优秀的科研成果在等待转化，而“意见”的发布是给那些碍于政策影响转化缓慢的项目下了场及时雨。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只是在深圳等省市试行，关于试点的效果还有待观察。”

同时，也有业内人士对深圳关注医疗卫视机构转化表示期待：“过去的科研成果转化政策大多针对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很少会有政策关注医疗卫视机构的成果转化。此次深圳出台的“意见”或许就是重视医疗卫生机构科研成果转化的开端，避免了医院的转化在‘灰色地带’游走。这将会极大地释放公立医院的创新动力，释放科技人员在生物医药和生命科学领域的生产力。”

毫无疑问，医疗的创新科研源自临床，最终也将回归临床。只有那些直面临床痛点的一线医生也加入到科研的行业中，医学才会与时俱进保持活力。但医生的首要职责仍然是治病救人，如果科研成为了临床的负担那便是本末倒置，因此无论是政策，还是医院的规章制度都要留给医生足够的空间，也要给成果转化留足时间，静待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