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一个平常的假日，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菲乔在刷洗住宅外墙时不慎跌入地下室的坑洞中并瞬间失去知觉。当5分钟后菲乔转醒并忍着疼痛爬出坑洞时，背着光站在他面前的，竟是已经闻“声”赶来的警察。

但从跌落到失去知觉再到知觉恢复爬出坑洞，菲乔都不曾拨打过报警电话。当菲乔疑惑地看向警察时，警察只是指了指菲乔手腕上某品牌智能手表。通过搭载的“摔倒检测”功能，该智能手表若检测到用户有摔倒行为且在一分钟内未移动，会开始30秒倒计时，倒计时结束后则会自动联系紧急服务机构和用户的紧急联系人并共享用户所在位置。

这样的场景在国外并不稀罕，甚至上述智能手表品牌还将急救的场景拓展至了车祸检测。但在国内，对于多数普通民众而言，“救援”似乎离得很遥远。

“坦白而言，救援在国内的确是一个相对小众，也相对小概率的市场。但其实它也是一个刚需且相对稳定的市场。换言之，需求永远都在，并不会受到经济等大环境的影响。”远盟康健科技有限公司（下文称远盟康健）董事长邓钜翰说道。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远盟康健的企业定位，则是国内以保险为支付方的精准健康管理解决方案平台服务商。如果要标注一个重点词，则毫无疑问是“健康管理”。

但与国内多数提供健康管理服务的企业不同的是，远盟康健健康管理业务板块得以建立的基础是“智慧紧急救援”服务。这也是远盟康健的“发家之本”，业务核心之一。

“以前，提供救援服务的企业均为Big Boy，即都是大公司出身，十分‘高贵’。”在谈及远盟康健初创时救援行业的情况时，邓钜翰感慨道。

例如，比较知名的International SOS（国际SOS救援中心）成立于1985年。其前身AEA（亚洲国际紧急救援中心）是由一位法国医生携手一位负责德国金融集团的儿时好友所创办，于1995年在亚太地区的所有国家设立了代表机构并迅速成为了世界领先的医疗救援机构；1998年，AEA正式更名为International SOS，直至今日仍在为五大洲的70余个国家提供紧急救助服务，其目前主要服务对象是企业用户。

优普援助（EuropAssistance，简称EA）于1963年创办于法国巴黎。意大利著名汽车公司菲亚特、世界著名保险集团之一、意大利规模最大的保险集团忠利集团均持有其股份（忠利集团也曾持有菲亚特40%股份，在退出菲亚特后完全接管了优普集团）。目前，优普援助的业务已经覆盖了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搭建了41个综合援助服务平台，实现了17亿欧元的综合收入（2018年）。

而另一代表企业安联全球救援则是全球顶尖保险和资产管理集团之一——德国安联集团旗下子公司，于全球29个国家设立了37家运营中心，实现销售额20.05亿欧元（2011年）。

不难看出，紧急援助代表企业的背后均有大型保险机构或金融集团的支撑，经济实力与资源实力均为上乘。

因此，在以往以这类“Big Boy”为主要参与者的紧急救援赛道被冠以“高贵”一词也并无不妥，更何况当时紧急救援服务的客群多为世界500强企业的高管，并未扩大到普通民众。换言之，这是一群社会精英人士所享受的“高端”服务。

并且，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早年间的紧急救援服务提供商中并没有中国企业的身影。原因一定程度上与国内外国情、文化等相关。

据公开资料显示，紧急救援服务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欧洲，主要是为离开经常生活区域的人群提供道路与野外救援、医疗网络、旅行协助等服务。诞生于欧洲的原因也可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

一是西欧中产阶级爱好旅行、狩猎、滑雪等户外娱乐方式，具有一定风险因素，间接催生了紧急救援服务需求；二是欧洲国家具备语言不通等地缘属性，若个人在境外遭受较为复杂的突发事故时，较大可能无从应对，即紧急救援服务具备现实必要性；三是欧洲保险行业先于国内保险行业发展，彼时欧洲保险业的竞争已经行至服务端，不少欧洲保险巨头开始搭建救援服务体系和相应服务实体，即救援服务供给发展更为多元化，也更为体系化。

而反观国内，据邓钜翰透露，“受制于文化习惯、产业特性以及救援基础设施等因素，国内‘救援’的概念其实是从International SOS引入的，整个市场还处于待开发状态，甚至直到今天，国内第三方救援市场也仍然为‘起步’状态。但随着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市场教育的深化以及保险、救援机构、第三方服务机构合作业态的形成及磨合，国内救援市场未来的发展空间依然值得期待。”

2019年，时任优普集团亚非地区首席执行官的帕斯卡尔·鲍姆加藤也曾说过类似的话：“在中国，由于市场太大，并且几乎看不到竞争者，相信中国的市场规模足以让所有公司健康成长。”

诚如帕斯卡尔·鲍姆加藤所言，中国的救援市场不仅吸引了许多国际知名救援公司进入，也陆续涌现出了一些表现优异的本土企业。

例如，远盟康健实现了对全球200余个国家和地区救援网络的覆盖，辐射了超3500个救援执行机构、数万家医院；在境内实现全国区县级以上行政区划范围内的院前急救管理服务全覆盖，并与全国约60%以上的急救中心实现了互联网物联网报警信息的联动。

2018年，远盟康健成为IAG（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Group，国际救援组织联盟）中国区唯一核心伙伴，为遍布全球的联盟成员提供中国本土落地服务。

同时，远盟康健还做了一件事，那就是重新定义了救援行业服务对象的边界：将原本的精英救援服务“落地”，让更多的普通人都能享受到。

这始于远盟康健对安全感打造的执念：“让每个人更有安全感，是远盟康健的企业责任。”但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从一开始，远盟康健的服务群体便不再局限于“精英人士”。

远盟康健成立于2008年。这是一个对所有中国人而言都很特别的年份。趁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的契机，远盟康健也达成了一个新的成就——北京奥运会场外紧急医疗救援服务指定机构。

具体而言，彼时远盟康健携手中国人寿共同面向持有奥运门票的中国及外国友人提供医疗救援解决方案。

“当时我们考虑到，北京奥运会举办期间会有大批的外国观众来到中国，他们不一定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意味着他们不一定负担得起当时国际救援公司的救援服务费用；他们可能一生中只借此机会来中国一次，意味着在观看赛事外还会有潜在的旅游需求；他们语言不通，携带的现金可能有限，信用卡在当时国内的医疗系统中也很难被接受……种种特性汇集到一起，都可以被解读成这类人群具有救援服务的潜在需求。”邓钜翰回忆道。

当需求摆在面前，如何满足需求便成为了远盟康健需要思考的问题。对此，远盟康健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找到保险公司，解决了支付问题；二是与北京奥运会的票务系统形成联通，如若门票持有人发生意外，则可以进行身份核对；三是将全国30余个包含省会城市、直辖市、主要旅游城市、奥运城市主要区域的急救中心进行联网，使之能够在确认用户身份后快速响应进行救援。

“当时远盟康健的方案提出后，得到了奥委会的高度认可，给予了‘高度符合社会保障体系’的评价。”言及于此，邓钜翰颇为自豪。

至此，远盟康健便在超越传统医疗救援的道路上一路耕耘一路“开花”：2010年，成为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场外紧急医疗救援服务指定机构；2016年，成为杭州G20峰会场外紧急医疗救援服务指定机构；2019年，为“中国-东盟北斗行”活动提供全程救援保障服务；2022年，为北京冬奥会张家口市崇礼赛区场外医疗急救调度指挥中心智能平台提供技术支持。

从一开始，远盟康健的救援服务便对标的是国际上已经十分成熟的转运体系与标准化服务流程。如转运前的评估、转运方式、转运过程中所需的保障、转运费用的理赔等，远盟康健均形成了完整、标准化的转运方案，“用户只需要‘享受’这一服务即可，不用自己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类问题。”

在将救援服务标准化的同时，远盟康健也通过与多家保险机构达成合作，共同推出涵盖救援类的保险产品，让更多人能以较低的价格享受较为高端的救援服务。

服务标准与普及化的实现，让远盟康健迅速成为救援服务行业的佼佼者。但同时，伴随着保险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带来的救援市场的迅速扩大，救援低频的服务属性和“看似”高利润的回报，让行业涌入了不少新参与者，整个行业陷入到了拼价格的怪圈。因此，国外的救援服务巨头纷纷退出中国市场。

当企业挣不到钱时，做法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在服务上以次充好，一种是“割韭菜”。无论哪种，都违背了远盟康健做救援的初心--让高品质的救援服务触及到更多普通人，为生活注入更多安全感。

在采访中邓钜翰强调，远盟康健并不会盲目地把最贵的、最高大上的服务推销给用户，而是为用户匹配最适合且最具性价比的服务。

相较于其他生活类服务，涉及到生命安全的救援服务更贴近“民生”，它是社会的底色，需要有做实事的耐心。“近年来出现了一批过度追求流量想要挣快钱的企业，这对产业而言是一种伤害。但健康产业本质上具有生命至上的底层逻辑，无论资本抑或是流量，只要侵犯到民众的根本利益便是不能被容忍的。因此，身处健康产业的企业们一定要去除浮躁，要敬畏这个产业，也要共同推出符合老百姓切实需求的产品。”邓钜翰表示。

让行业良性发展，是每个参与者特别是头部参与者应有的责任。对此，远盟康健的反馈是，以技术为支撑，扩展救援服务外延，从而改变行业生态。

远盟康健在数据报警、智能感知、主动服务、智慧交付等领域投入了大量研发资源，通过自研或合作智能终端及可穿戴设备，搭载远盟智慧救援系统，将服务场景延伸至居家、旅游、出行等场景，在设备使用者遇到危险时，做到快速触发报警同步急救信息，最大程度缩短急救时间。

通过技术，远盟康建打破了传统救援服务始于院内的惯例，将场景风险评估、风险预警、风险干预、院前急救、第一现场救援、院内救治管理、院后康复等场景纳入了整个服务链条，使服务介入更前置。救援不再是被动的行为，而是用户安全感背后的支撑。

因此，在原有的商业救援服务7*24小时救援热线、紧急医疗转运送返、旅行不便援助等服务外，远盟康健也将自身的服务延伸至专业急救与社会急救两大板块。

专业急救板块致力于为公众提供更优质的急救服务，例如协助提升互联网接警定位与急救费用结算效率等；社会急救板块致力于通过社会资源与专业急救实现更广泛顺畅的联接，让公众更高效地使用公共急救服务，例如将各类互联物联网设备的急救报警功能与各地120进行嫁接，建立急救志愿者、AED与120受理案件联动网络，搭建听说障碍人群的急救接报警通道等。

至此，远盟康健形成了专业急救、社会急救与商业救援为核心的救援服务体系，已经携手VIVO手机、联想手机，OPPO手表，小天才儿童手表、小度智能屏等智能设备厂商以及腾讯、百度等互联网科技企业。近2亿的覆盖人群，让救援服务拓展至用户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可能。

对于民众而言，远盟康健的核心价值或许在于，拉近了他们与原本被贴上“高端”标签的救援服务之间的距离。

除去居家和旅游场景外，救援发生的场景主要还有哪些？

户外通常是救援企业覆盖的常规场景，远盟康健也不例外。交通出行是救援应用的主要场景之一，但值得一提的是，从2013年开始，远盟康健就加入国内相关标准研究的组织，积极参与有关车载事故紧急救援标准的研究及标准文件的编制，并推动中国版E-Call服务标准在产业内应用。

所谓E-Call服务是指一种车辆紧急呼叫救援系统服务。当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车载的E-Call系统会被自动或者手动激活，车载电话自动拨打至紧急救援中心，并将事故所在位置信息传送至紧急救援中心系统，由紧急救援中心组织、调派事故辖区内的急救机构实施救援，保障车辆和人员的安全。目前，俄罗斯及欧盟国家等都通过法规，强制要求车辆安装车载紧急救援系统。

而国内也在推进车载E-Call标准的研究和制定工作。其中，2018年工信部官网发布对中国《车载事故紧急呼叫系统》强制性国家标准计划项目的意见征集。此后，相关标准组织一直在研究和起草该标准的内容。远盟康健也参与了《车载事故紧急呼叫系统》国家标准的研究和起草工作。

在产业端，越来越多的车企也在上市的车辆上搭载E-Call系统和服务。远盟康健从2012年就为车企和车主提供车载E-Call服务，截至2022年底已经有超过2100万车辆，在由远盟康健为他们的出行安全保驾护航，约占中国乘用车市场存量的10%。

除了横向拓展救援场景外，远盟康健还将业务进行了纵向延伸，即从救援服务向健康服务的跃迁。

从本质上来看，救援服务是健康服务的一个小分支，但恰巧是在这一分支上的积累，让远盟康健能够成功跃升至健康服务。

如果一个问题设置为“从事救援服务多年，远盟康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那答案一定是资源，尤其是医疗资源的积累。

多年的救援经历也让远盟康健发现，救援服务再高效精准，给予的安全感也是短暂的。想要为客户营造长久的安全感，需要从根源上帮助客户减少风险的发生。

“急救资源是打通各地医疗资源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入口。”这是采访中邓钜翰的原话。

通常情况下，每个城市的急救中心只有一家，且对应胸痛、卒中、创伤、危重孕产妇以及危重儿童和新生儿五大（救治）中心，而多数城市中能将这五大中心整合为一体的，只有当地最好的医院，如当地的人民医院，中心医院等。因此，当远盟康健已与全国三百多个城市急救中心建立合作时，其背后超过1000余家五大中心的医疗资源也同样被远盟康健所触达。

因此，多地医疗资源的整合加之多年与多家保险公司的稳定合作再加上近年来国家政策对健康产业发展的大力推动，远盟康健的业务跃升自然顺理成章。

在健康管理服务上，远盟康健以降低健康风险为目标，依托远盟康健医疗救援服务网络，通过主动健康风险管理智慧平台与智慧救援平台的双轮驱动，打造“风险预警-救援管理-基础诊疗-院后康复-健康管理”闭环式服务链条，为终端被保人提供一体化全场景高品质救援及主动健康管理服务。

从健康快检、健康评测、精准体检、健康管理到AI智能健康咨询、心理咨询、重疾绿通、协助就医、院后照护等日常健康管理及医疗服务，再到海外就医服务、海外二次诊疗、海外辅助生殖医疗服务等国际医疗服务，远盟康健已形成了从检测到诊中再到诊后，从国内到国外全流程全方面的健康服务。

但需要注意的是，远盟康健想要构建的是一个健康服务平台，即结合自身优势服务项目，引入第三方服务项目，为用户提供完整且优质的健康服务。“通力合作，互惠共赢”，这也是远盟康健秉持的商业理念。

而在短期内，远盟康健会将业务重心放在建设完整生态上，例如通过与智能设备厂商的合作将覆盖更高量级的群体；通过E-CALL系统的安装将连接更多车主。在更久远的将来，远盟康健还期望为国内健康险行业的发展贡献力量，开发出更多能够满足民众健康服务需求的健康险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