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论文排名第一后，中国科研会走向“原始创新”吗？

2023年新公布的自然指数年度榜单(Nature Index Annual Tables)显示，根据2022年的发表数据，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对高质量自然科学研究贡献最大的国家。

最新的《自然指数》年度排行榜凸显了自然科学领域的一个明显趋势：西方国家正在失去优势，而中国则继续取得进展。这种既定模式的背后是中国科学研究崛起的证据。

那么，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在“卷”完数量之后，中国科研的落脚点会在创新度吗？

一位投资人曾向橙果局坦言，中国的原始创新不足十个。事实上，中国论文创新的程度相比欧美一直有差距。虽然从总数来看，2020到2022年间中国的国际合作论文数量仍有增长，但与世界主要科技大国相比，我国的基础研究存在投入偏少，投入来源单一，缺乏具有影响力的科学成果，原始创新能力薄弱，技术供给难以满足企业前沿技术创新需求诸多问题。

基础研究通过解决科学问题，可能催生重大技术和应用；应用研究往往会触发重大的科学问题突破，进而可能从不同应用范例中归纳共性规律。复旦大学校长金力院士公开表示：“真正的原始创新来自基础研究。”

原始创新是指一种从未存在过的全新创新，是一种不依赖于以前的知识和技术的创新。原始创新具有颠覆性，可以彻底改变行业或社会，并具有长期影响。比如当年电的知识被发现，而导致电气化革命。而基础研究则是指为了探索和发现新的科学知识、原理、规律等所进行的基础性研究工作，通常不直接应用于实际生产或生活中。

两者的关系在于，原始创新靠大量基础研究堆积出来的。

大量基础研究的积累可以为原始创新提供坚实的基础。基础研究的成果可以为后续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帮助科研人员更好地理解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而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基础研究的成果也可以为应用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为实际应用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此外，基础研究还可以培养科研人员的创新能力和思维方法，激发他们的探索精神和创造力，从而促进原始创新的产生。

因此，相比较基础研究增量创新，原始创新更具有挑战性，需要更大的投入和更高的风险，前期也需要做大量的铺垫。

跨过增量创新，中国科研的原始创新时代真的来了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知道的是，原始创新通常是由高校、先驱性企业、初创企业或个人推动和实现的。原始创新可以涉及各个领域，例如，基础科学、工程、医疗、信息技术、环境和能源等。一些著名的原始创新包括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3D打印和基因编辑等。

而要实现原始创新，具体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1、支持政策政府需提供法规、政策和资金支持等，促进创新发展；

2、创新文化建立鼓励创新、尝试和接受失败的文化，并为创新提供基础、环境和资源；

3、强大的研究和开发团队拥有有能力的技术人才和跨领域的团队，以设计和开发新产品、技术或服务；

4、市场机会需要有足够的市场机会，以推动新产品或技术的研发和实施；

5、合作伙伴需要与其他企业、非营利组织或政府机构进行合作伙伴关系，以提供技术、人力、资金或其他资源。

以二战之后的美国科技创新崛起为例。美国科学研究局(OSRD)局长范内瓦·布什认为：“政府应当承担起促进新的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培育青年科学家的职责”。政府必须给予科学研究资金充足且充满活力。它们必须能够吸引最好的科学家，必须提供有吸引力的研究机会和足够的报酬。

在顶峰时期，布什领导了30000人，包括6000名科学家，大约美国三分之二的物理学家都包括在内。随之而来的是科研经费的剧增——在1938年，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投入的科研经费为美国国民收入的0.076%；到1944年，这一数据上升为0.5%，其中的大多数都从国防研究委员会支出。

此后，美国政府连续提供大量经费，促成大学和私营企业的合作，制造“战后的创新机器”。1944年，《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使得大学扩招，培养了众多工程技术人员。新生行业发展起来之后，创造了很多前所未有的工作岗位。在之后的20年，美国中学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的工资都明显提高。从1940年到1964年，联邦政府投入的研发资金增长了20倍，在20世纪60年代的鼎盛时期，这项开支大约占到了GDP的2%，大约相当于今天的4000亿美元。

与此同时，私企的科学创新也迅速崛起。

微软、苹果、亚马逊和谷歌等美国私企的创新，几乎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支持，完全是企业内部出于竞争和生存目的的自我激励完成。而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华盛顿大学、加里福利亚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大量由私人支持的实验室，在美国重大创新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再看中国，根据《2022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显示，2022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30782.9亿元，比上年增加2826.6亿元，增长10.1%；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为2.54%，比上年提高0.11个百分点。

当前，我国已经跨过了在传统商业模式下，以“国产替代”为主旋律的创业时代，低垂的“苹果”已经摘得差不多了，未来更多的机会必定是留给那些，真正具有原始创新技术且能满足临床需求的创新型企业。因此，在研发投入上，相比于以往要更有诚意。但与美国这类科技强国相比，2022年美国的研发投入是7132亿美元，中国研发经费为美国64.18%。

不仅是科研经费支出上的差距，还与科研经费分配、科研人员与市场脱轨、科研人员精力分配等密不可分。

今年8月，广西审计厅公布的一份“关于广西在科教振兴资金审计报告”登上热搜。报告显示：1所高校累计获得财政投入科研经费1.31亿元，实施科研项目862个，实现成果转化0个。

1.31亿科研经费需要支撑862个项目，也就是说每个项目仅能分到十几万经费。对于如理工、生命科学之列长周期、高成本的科研项目来说，且不谈在项目是否能在1年内进入市场，如此有限的经费就不足以支撑项目完成转化。因此，也有网友表示：0转化，也可以理解。

而在创新企业方面，则有更多泡沫。“国内那么多的biotech公司都挂着创新的名头，但实际上做的还是中国药企几十年来的老路”，企业大多以修改式创新为主。“很多药企都不是很专心基础科研，这也是中国科研的一种悲哀。”一位生物医药行业的从业人员有感而发。

在《《如何加强原始创新，让国内培养出“爱因斯坦”来？》一文中谈到，“原始创新有两个主要来源：第一种是兴趣使然。如牛顿发现万有引力或者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第二种是问题导向。如攻克疟疾的青蒿素的发现和人类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而对新能源进行的各种探索。”

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原始创新，都需要创造性的人才。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则是培养人才的绝对主力。

在橙果局梳理的一系列高校转化模式中，可以看到，各大高校在科研人才端的发力。为了引进高层次人才，苏州大学开出了丰厚的福利待遇。据2023年7月苏大官网显示，为引入特聘教授、拔尖人才，苏大除了解决科研经费、生活经费等“常规操作”以外，还将给予人才不低于450万的个人补贴，总金额超千万。因此，苏大也被外界称为“人才挖掘机”。

不仅实在科研人才的培养，牛津大学教授、技术与管理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傅晓岚公开表示，在大力推动原始创新方面,中国需要从以下6各方面发力：

1. 培养和形成百花齐放、鼓励创新、容忍不同思想的环境；

2. 建设高水平开放的科研创新体系；

3. 教育体制改革，以形成鼓励创造性活动的社会和教育氛围；

4. 采用符合竞争中性原则的创新政策；

5. 加强创新体制机制的改革；

6. 尊重创新活动的自身规律。

参考文献

《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仍须爬坡过坎》

《从基础研究到原始创新》

《代表金力：真正的原始创新来自基础研究》

《如何加强原始创新，让国内培养出“爱因斯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