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可以跑得很快，一群人可以行的更远。”
1月23日下午，由HIEA、行诚生物、翌圣生物、乐纯生物、香港奥星集团、云舟生物、灵赋生物、丹纳赫生命科学、君联资本联合主办，动脉新医药承办的【不用卷，行更远】 CGT产业升级系列·园区行活动第三站，来到了南京生物医药谷。
本次活动由一批专注于CGT产业链的优秀企业携手发起，同时也邀请到了甲方药企代表，共话CGT领域CMC关键点及方案。甲方企业提到，更稳、更快、更省是核心诉求。供应链企业则认为，他们可以帮助甲方企业更稳、更快、更省，那么二者之间的需求和服务是否真正匹配呢？
驯鹿生物质量负责人黄义钧、北恒生物CEO任江涛、奥罗生物总经理孙世超、行诚生物质粒上游工艺和生产负责人曹成浩、翌圣生物大客户总监谭国胜、乐纯生物BioService负责人兼康晟生物CTO袁军，在刘肖博士的主持下展开讨论，共同寻找可帮助创新企业平稳、快速、高性价比地从IND到BLA的服务方案。
动脉新医药整理了圆桌讨论内容，如下：
孙世超：我是来自南京奥罗的孙世超。南京奥罗是一家专业从事mRNA疫苗研发到生产的企业，成立于2020年底，由远大医药和比利时eTheRNA联合成立的一家公司。作为一家mRNA科技型企业，最关键的一点是质量、合规和价值，尤其是对现阶段的开发需求来讲，我更注意这三点。
刘肖：听起来，质量就是稳，供应链也是稳。价值是省，对速度其实要求没有那么高是吗？
孙世超：对于我们这类早期开发阶段公司，速度其实是相对的。速度当然很重要——大家都想成为TOP 3甚至TOP 1。但放到整个产品的开发周期上来讲，药物研发其实是马拉松式的过程。尤其是像国内生物中小公司或传统企业出来的公司就会求稳。不光是产品质量的“稳”，公司发展也要追求“稳”，要求大而不倒。
任江涛：我是北恒生物的总裁和首席科学官任江涛。北恒主要是做通用型CAR-T细胞的，我们的目标是降低细胞治疗的生产成本。就CAR-T细胞制备工艺而言，现在已经有一些针对自体细胞的自动化和封闭设备来降低生产风险，但通用型细胞治疗目前没有特别多合适的设备，相应的耗材也是比较缺乏的，我们也与厂商开发过一些适合通用型细胞生产的设备。当然，现在国内的设备开发相比我们2018年刚开始的时候有了进步，但毕竟发展的时间还是比较短，很多诉求还没有跟上。
另外，大家知道细胞治疗行业在中国的商业化是有些局限的，许多企业都想着去海外开拓市场，那就会涉及到生产的转移，也就需要在海外有相对应的仪器、设备、耗材以及对应的供应链体系，这一点对国内的制造企业来讲会有些挑战。从原材料上来讲，如果是自体CAR-T，是需要在国外生产的。通用型细胞治疗可以在国内采集外籍供者的细胞，但会涉及到一些硬性要求，比如是否符合FDA的审查要求，包括供者的健康筛选，对实验室和检测的规定等等。
综合来看，我们会思考，目前的设备耗材是不是满足把自体或通用的工艺承接过去的条件，如果国内的仪器耗材供应商拥有完善的出海供应链，提升工艺适应性，这样在工艺转移时会相对便捷。这也是目前甲方企业在国内做工艺开发考虑的重要环节。
黄义钧：我是驯鹿生物黄义钧。驯鹿生物是一家专注于基因细胞治疗的创新型企业，目前第一个产品已经获批上市，对于商业化生产这一块，整个供应链条的稳定是最关键的诉求。就驯鹿自体回输CAR-T细胞来说，从单采到最终回输，整个链条上的工艺、检测都非常复杂，涉及的东西比较多，同时，患者临床治疗要求非常短的回输周期。在这个过程中，只有稳定的、不出问题的生产和检测工艺，才能够真正保证产品的质量并在周期内及时供应患者，实现回输。从供应链的角度，对于试剂、耗材，包括一些关键原材料的稳定供应，也是我们要去考虑的。比如，质粒、病毒等CAR-T产品生产用的关键原材料，驯鹿一开始就采用了自己建立生产端，保证自身的关键原材料的稳定供应。
刘肖：总结一下，处于不同阶段甲方企业的诉求还是一个“稳”字。这与供应链企业提到，可以帮助甲方企业更稳、更快、更省，存在一些差异，供应链企业怎么看这个问题？
袁军：确实，有些时候“稳”“快”“省”三个点就像一个三角形，很难去做到完美的取舍。就像我刚才选择的是“快”和“稳”，在研发进度上，我们要快速响应客户需求，研发速度快，跟上市场变化。我们供应链企业其实会花很大的力气去满足客户“快”的需求。因为生物技术发展得很快，飞跃可能就在这一两年之间。比如近两年CGT、干细胞、核药的发展就比以往抗体药的发展要加速得多。
但“快”与供应链企业要走的长期主义道路并不冲突，供应链企业的稳定是产业链畅通运行的重要基础。所以，从“快”这个角度，我可能还会做一定的坚持。但“稳”一定不会省去，因为“稳”才是企业最终核心力的表现。
谭国胜：“省”是建立在“稳”的基础上。合作的前提是，我们的产品性能可以满足客户研发生产需求。在此基础上，还能够帮助他们节约一部分经费。比如一些CAR-T上市药物价格很高。如何提高药物的可及性，一是扩大适应症范围，二是降低药物的费用。药物费用涉及到研发成本、生产成本，所有环节上都需要“省”。比如核酸酶，在细胞治疗中成本看着不是很高，但在生产应用中，我们的产品相对进口产品，每年可节约费用在50%以上，省出来的部分甚至可以养一个高级别的研究人才。这就是供应商能给到客户的帮助。
孙世超：我完全同意谭总的意见，刚刚讨论的“稳、快、省”就像是一个风险三角，风险不会凭空消失，只是会转移。每个公司发展背景和发展阶段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风险的考量也不一样。所以我们才会说，企业与供应链生态、长期供应链伙伴，处在共同发展的阶段。
黄义钧：处于不同阶段的客户诉求是不一样的。目前，就像我们的自体CAR-T，与病人接触非常频繁，企业需求实际上就是病人需求的延伸——病人希望能安全、有效治愈疾病，能够快速用药，如果价格能够再便宜一点，那是更好的。对于企业来说，一款药后续有其他的品种上市以后，价格的竞争是无法避免的。我们企业想法是，既要稳，在不牺牲稳的情况下，还要省，以增加患者可及性。
刘肖：虽然难以具体算出到什么程度是“省”，但大家都有一个感觉——要“省”。从供应链角度，“省”包括了国产替代、用更便宜的供应商、还可以通过工艺节省。从药企的角度来看，怎么去看“省”这件事儿？如何去平衡“稳”“快”“省”？
任江涛：我觉得CAR-T这类产品本身，虽然产品定价比较高，但本质上还是价格敏感的。所以，工艺很重要，价格也很重要。如果能做到国产替代，大家都会倾向于使用国产替代的物料。只是向国外工艺转移时，有一些关键的设备或者关键的环节会有所影响。但如果成分和原料上不会影响，那大概率是可以实现生产替代的。
回到CAR-T的生产，如果仅算制配成本大概是200-300万，可能满足100人份的需求，每个人大概是3万的生产成本，但这仅是生产成本。还需要考虑到很多其他的专利和成本，都会算到最终定价，因此无法用简单成本算出定价。所以我认为，对于通用型CAR-T或基因治疗来说，这还不是一个特别成熟的话题。因为现在还没有哪个通用型细胞治疗真正走到最后阶段。
孙世超：“省”可能是一个大势所趋，但肯定不只是节省。刚刚讨论了定价的问题，大家对价格是比较敏感的，但价格并不完全取决于它的生产成本。价格和成本之间就是利润。当考虑到整个产品最终上市销售的时候，不仅包括整个开发过程成功率的问题、生产成本的问题，还要看产品线、商业模式。因为只有这个产品足够赚钱，大家才会去不断开发它，才会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尤其是对于像CAR-T这种特别创新的产品，处在行业发展前列TOP3的时候，想赚钱真的是蛮难的。当处在第5位到第500位之间，技术价格会下来，生产成本价格也会下来，所有的路径成本都会下来，利润空间就会很大。当你讨论想怎么省钱的时候，要考虑自己的开发涉猎的问题。在“省”这个问题我还是想说，风险不会消失，只会转移。
曹成浩：我非常喜欢我们行诚生物立军总日常工作中常提到的“以终为始”。对于我们工艺人、CMC而言，以终为始拥有更深层的意义。比如我们在早期工艺和更早期工艺开发的时候，就会考虑到客户非常多的问题——承诺问题、质量问题等等。如果我们站在一个终点去看起点，这麻烦还不够大的时候，把麻烦能够尽可能遏制，这样等CMC长大过程中就不会有大麻烦。因此，作为一家专注于CDMO的公司来讲，我们更倾向于用自有工艺优势，尽可能帮客户实现这三个维度的平衡。
刘肖：CMC需要去建立三者的动态平衡关系。如果为了能够去加快速度，可能就要多花钱；如果为了少花钱，有可能就要牺牲质量；如果要质量提升，多一些检测点，有可能会牺牲速度，有可能多花钱。所以，三者之间看起来就是压起了葫芦又起了瓢的过程。
刚刚提到“以终为始”。通往成药终点或者商业化终点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走弯路，但走弯路是为了走弯路而走弯路，还因为没有想清楚去走弯路，这是不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去走弯路，然后迅速回到我的轨道上来。这样是因为我可以站在终点、站在更高的高度、站在上帝视角去看每一步是怎么走的。
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缺乏CMC的人才，CMC又不知道怎么去避开一些坑，也就很难提前做好合规和风险规避。其中的很多问题都会涉及到甲方企业的策略取舍，而甲方企业的策略是由CMC的关注点和选择而界定的。我相信在企业发展或投资的不同阶段，企业关注的重点是不一样的。但是，“稳、快、省”是缺一不可的。当我们一味追求快了，一味追求稳了，一味追求省了，都会有其他的问题出现。
再引用孙博士的话，“麻烦不会凭空消失，只会转移”。过去有不少药企走到了后期，发现CMC并没有设计好，又回头重新去做。规避这样的风险，就需要供应链企业与甲方的直接对话，真正了解需求，双方共同搭建又稳、又快、又省的整体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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