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16日,第一例脊髓损伤患者被纳入戴建武团队的临床研究。这是一位22岁的年轻女孩,因意外遭遇到完全性脊髓损伤,医生的评估异常冷静而现实——最好的结果,也许只是能坐起来。
那一天,央视的摄像机全程记录着手术现场。女孩的脊髓缺损超过1厘米,医生们将一枚1厘米长的NeuroRegen®支架植入了她受损的脊髓段。没有人能够预测,这个用于“桥接”的微小支架,是否真的能让她的命运轨迹发生变化。
手术之后的两三个月里,奇迹似乎在悄然发生:她首先恢复了部分感觉,然后慢慢能够自主活动,直至有一天,她能够重新站起来,并最终步行如常。此后,这位曾被判定余生将与轮椅为伴的女孩,不仅实现独立行走,还步入婚姻,拥有了自己的孩子,重新拥有了正常生活的一切。
在过去十年间,戴建武团队已经完成128例脊髓损伤患者的类似临床研究。其中,30%的完全性急性损伤患者重新获得运动能力,40%的患者恢复了大小便的感觉。
“大小便的感觉其实是患者最迫切的需求。”戴建武坦言,“这直接关系到生活质量,否则护理和日常生活都会极为艰难。”而运动功能的恢复,意味着这些曾经被“判人生死”的患者,可以真正地回归社会和家庭。
他多次强调,“再生医学不是让人长生不老,而是让人更有质量地活着。我们要做的,是让人在120岁的寿命极限内,保持最好的生活状态。”
这些突破的背后,凝聚着戴建武从安徽农村到杜克大学的非凡人生、二十余年如一日的科研坚守,以及他用23项原创临床技术拼接起来的“人体4S店”构想,是无数科学积累和现实救助融合的真实写照。

图:戴建武,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再生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执行所长(来源:受访者供图)
这些从残疾人到正常人,从轮椅到婚礼的真实案例,背后的起源故事则是在50多年前。
1970年代初的安徽农村,蚊虫多得连白天都嗡嗡作响。戴建武七八岁那年,乙型脑炎悄然在村子里蔓延,短短几天内,有三个孩子相继发病:一个还没来得及去医院就离开了,另一个落下了终身残疾,而第三个孩子就是戴建武。
“发高烧一直不退那几天,家里人都慌了。那个年代生活艰难,父母去生产队借钱,又拆了门板做担架,在滂沱大雨中请村里最有力气的几个汉子,把我抬到江边。”
戴建武的家乡在九江对岸的安徽,去医院唯一的办法就是乘船渡江,船票要几毛钱一张。
就这样一队人马带着发烧的戴建武赶到九江医院。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有经验的医生都在扫地劳改,真正坐诊的年轻医生面对奔来的病人,根本看不出门道儿。
关键时刻,一位正在扫地的老人悄悄靠近,她看了戴建武一眼,向身边的年轻医生说:“这孩子需要赶快抽脑脊液。”
正是这位扫地老人的一句话,挽救了戴建武的生命。通过及时抽脑脊液和救治,几天后他慢慢退了烧。过后医生说:“多亏救治及时,再晚一个星期,这孩子的脑子可就救不回来了。”
这场死里逃生,在戴建武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各类感染性疾病随时威胁着生命,农村的孩子平安长大都是奢侈的希望。
这是戴建武对医学最早的记忆,也是最初的敬畏,他深深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与珍贵,也对医者仁心充满了感激,更明白了及时、精准的医疗对于生命的重要意义。
这次经历,只是他在农村14年生活的一个缩影。
“在农村的14年,实际上给了我很多做人做事的基本方式。”戴建武说。
那时的物质条件异常艰苦。冬天的安徽农村,粮食总是不够吃,家里人一年有一半时间都靠红薯充饥。戴建武回忆起那段岁月,脸上带着释然的笑意:“后来一看到红薯就不想吃了,现在反而因为健康又开始吃回来了。”
但真正塑造他后来性格和品质的人,是他的父亲。
戴建武的父亲,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榜样,曾毕业于黄埔军校,又跟随傅作义参加起义,走过波澜壮阔的一生。他经历了无数风雨与磨难,却始终秉持着刚正不阿的品格,直到2012年以95岁高龄离世,留给戴建武无尽的思念和深刻的影响。
“我的生活习惯其实和父亲有很大关系,”戴建武谈起父亲,言语里满是敬意。“他一直睡得早起得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把被子叠得特别方正,像豆腐块一样。”这种源自军旅的生活自律,从小耳濡目染,也成了戴建武至今保持的习惯。
“父亲对子女极少有疾言厉色。他和孩子们说话总是平等温和,从未打骂,也不多说教。更多时候,是以军人式的严谨和行动做示范——家里的活计明明是孩子们该干,父亲总是默默先做起来。每当这时,兄妹几个会觉得不好意思,渐渐养成了凡事主动去做的性格。”
戴建武有个叔叔,也是黄埔军校毕业,后来去了台湾。“但叔叔爱喝酒,把肝喝坏了,活了70多岁。而父亲因为穷,没有酒喝,活了95岁。“
“每个人的生活轨迹都是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戴建武谈及此事,语气平和中透着深意,“就在那些不起眼的小分岔口,慢慢走向了不一样的命运。”
回望那个年代里因为家庭成分带来的冷眼与歧视、物质的极度贫瘠和不安、连温饱都不能保证的艰难时光,原本可以把一个孩子逼入愤世和自卑的阴影,但这些经历反而成为戴建武一生最珍贵的根基。
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不仅学会了承受和理解苦难,更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领悟了如何以身作则、严于律己。
“我知道怎么去和大家相处,不欺负人,遇事会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做事不能只为自己打算,要多从大家的立场、从别人的感受来想问题。”
正因为换位思考与不争不抢的心态,他自初中起便总是被推选为班长,从校园到大学都能与同龄人建立融洽关系。后来在美国留学,面对跨文化冲突、与导师和同事的沟通,哪怕是系里最棘手的教授答辩委员,他都能稳妥应对。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没有那个阶段的磨炼,后面的发展也没那么顺利。”他总结出一句话,并一直践行至今:“做人最重要的,是乐见其成。”
1984年,戴建武考入武汉大学生物系主修细胞生物学,并于1988年获得学士学位。随后,他进入北京医科大学深造,攻读生物物理学专业硕士。1993年,带着对科学的执着与自小磨砺出的坚韧,他踏上了美国杜克大学的求学之路。
与许多人在异国攻读博士学位时的艰辛与漫长相比,戴建武的经历堪称“开挂”——不到两年半,他便顺利完成了博士学位,并连续发表了4篇高水平论文,其中一篇更是刊登在顶级学术期刊Cell。
“我做的是激光钳,因为激光实验要求极低噪声环境,所以我就选择晚上做实验,白天处理数据、写文章。”这种不声张的努力,成就了他的高效和成果。
他在杜克大学的导师曾感慨:“你的科学天赋很高,为什么打算去学兽医?”——原来,戴建武曾想转读兽医专业,认为这一行在美国收入可观。而导师得知后,主动为他出面联系研究生院,让他免试直接录取,令戴建武顺利走上科研之路。
毕业前,导师更是放手让他自由组建自己的论文答辩委员会,戴建武邀请了几位公认最“难缠”的教授作为答辩委员。在最后的答辩环节,这些教授看过论文后一致认可,毫无异议地同意他毕业。
两年半不到完成博士、四篇高水平论文、导师的高度评价……对于这些,戴建武总结,“我适应得很快,与大家相处融洽,也一直踏实努力。”
戴建武回国的决定,其实也是一段中国高端人才引进的历史缩影。
2001年前后,国家科技事业正处于新旧交替与飞速发展的关口,中国科学院全面启动“百人计划”,希望从全球招揽最具创新活力的顶尖学者,为中国科技注入强劲动力。
作为最早一批入选“百人计划”的青年学者,彼时的戴建武正值科研黄金期。当时他已经在杜克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又在哈佛医学院深造,拥有出色的国际背景和前沿视野。在美国求学与工作的经历,让他站在人生十字路口——是否归国?若回国,是去上海还是北京?其实,最初戴建武更倾向于上海发展。那时的上海,经济活力强、国际化程度高、科研软硬件条件优越,对包括戴建武在内的“海归”有极强吸引力。
关键时刻,时任中科院副院长陈竺亲自建议戴建武,“北京现在正处于科研体制转型的关键节点,恰恰最需要像你这样有国际视野、懂转化医学的人。你要来,把这里带起来。”
在那段时间里,陈竺的热情和格局,彻底打动了正在犹豫的戴建武。“陈竺院长不光向我介绍政策规划,更是用心推演了中国未来创新的生态,我能感受到他作为国家战略设计者的理想和期望。”戴建武回忆道。
2003年,戴建武毅然归国,正式成为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他后来多次感慨:“如果不是陈竺院长那番点拨和期待,我未必会坚定地选择北京。也正是他的分析和信任,让我真正相信——中国再生医学的故事从这里起步,未来一定会很不一样。”
由此,戴建武的人生轨迹悄然转向,属于中国的再生医学故事,也真正拉开了序幕。
回国后,戴建武深入调研国内生物材料领域,很快察觉多数专家倾向于使用PLGA等高分子材料,这些材料在动物实验中表现优异,却并非人体组织的天然成分。戴建武大胆判断并坚持,真正适合人体修复的材料应当回归本源——选择胶原蛋白这一细胞外基质的主要成分。
2005年,他顶住质疑,果断将研究重心放在脱细胞基质胶原蛋白生物材料上。戴建武认为,高分子材料如PLGA虽然易于加工、数据亮眼,但降解后可能产生酸性副产物,对人体修复反而有害。相比之下,胶原蛋白更接近人体自有结构,有助于真正解决临床问题。这一选择起初并不被主流看好,却在随后的临床和时间检验中反复证明了正确性。
在戴建武的科研生涯中,最为外界津津乐道、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之一——是心肌再生的“沙漠有水”故事。这个实验不仅是他多年基础积淀的爆发点,也成为贯穿他整个学术道路的点睛之笔。
在国内外学界,长期流传着“心肌细胞不可再生”的定论。因此,心梗后遗留下的纤维化区域,仿佛一片死寂沙漠,令人束手无策。然而,戴建武却转变了视角,提出了一个极富诗性的科学假设:沙漠有水,便有生命。
“纤维化区域就像沙漠一样,只要引入血管——也就是水,就极有可能恢复活力,实现再生。心脏如果能把血管引到坏死的地方,这些区域也会长出新的生命。”
要把“水”引进“沙漠”,戴建武团队创造性地运用基因工程手段,让血管生成因子VEGF能够精确地与胶原蛋白结合。这样带着导航的因子被定点注射进心脏梗死区域时,正如为沙漠植入了涓涓活水,可以精准修复局部环境,重新激发生命的活力。
在猪的慢性心肌梗死实验中,原本无望再生的梗死区,大面积地再生为健康的心肌组织。2009年戴建武带领团队将这一突破性成果发表在顶级期刊Circulation上,主编看后点评:“这个工作非常有意义。”这也是中国原创成果首次在该领域国际舞台上赢得如此高规格的认可。
然而,面对主编“再生心肌细胞来自哪?”的追问,戴建武表现出极高的科学谨慎。不同于彼时学界对于“万能干细胞”的追捧,他没有夸大干细胞本身的作用,而是科学地回答:“血管再生过程,极有可能激活心脏内源性的干细胞,也可能招募身体其他部位的修复细胞参与。”后来国际上的“心脏干细胞造假事件”,也更加反证了他在对于“再生心肌细胞来自哪”推测时的严谨。
沙漠有水的故事不仅彻底颠覆了心脏再生领域的固有认知,也成为他微环境理论的起点。
“再生医学的关键,不在干细胞本身,而在它们所处的土壤——微环境。” 他比喻,“就像你把好孩子放进监狱,和坏人在一起三年,出来还会是原来那个好孩子吗?”
微环境决定细胞命运,而构建好的微环境,离不开三大要素:特定细胞、可溶性信号分子、细胞外基质支架。基于此,团队实现两项突破:生长因子的精准固定,与靶细胞的定位捕获。
更进一步,植入体内的支架材料还能主动吸引身体周围的干细胞前来参与修复,这类过程被戴建武形象地称为细胞捕捉:“这种材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支架,而是带有一定智能的引导者,可以有效调动人体自有修复能力。”
从“沙漠有水”的启示,到如今的“微环境工程”,这些年戴建武和团队一直扎扎实实把理论逐步变成了可以真正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
当然,探索前行的路上也不乏质疑和挑战。但戴建武始终坚持自己的判断,认为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意味着理论开始照进现实。“很多人其实有机会却选择不做,我只是把功夫下到了位。20多年的努力没白费,至少我已经看到了真正的希望。”
在戴建武看来,科研与转化是两条不同的赛道。
“科研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转化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他始终坚持问题导向——让科研问题来源于临床,让研究成果服务于临床。“真正的做法应该是,首先要有临床需求,再来定要做什么材料。”论文只是解决问题过程中的副产品。
时间拨回到2014年12月。那一晚,戴建武和袁隆平、乔杰、李兰娟等顶尖科学家作为CCTV年度科技创新人物共同登上科技盛典的舞台。戴建武回忆自己在演讲台的情景,他三分钟的时间,给全国观众们讲了一个“人体4S店”的全新理念。

图:戴建武获得 CCTV 2014年度科技创新人物(来源:CCTV报道)
“在一些长寿村中有不少过百岁的老人,可为什么大部分人都没有活到这一步?最大的问题其实是身体某些部位损耗老化了,机器还能用,但零件坏了。”
“我就想着,怎么让大家一听就明白?”他干脆用修汽车来打比方,“车跑久了磕磕碰碰,零件磨损、出故障都很正常。出了问题送到4S店修理,有的零部件换新就行了。其实人体也差不多,平时各种疾病、意外,也会让身体的‘零件’受损。但是,人的零件不像车辆那么容易更换——器官移植就像是临时用别的车配件来凑合,可惜供体太少,还要担心免疫排斥。”
他回忆自己在现场的话语:“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用生物材料做支架,再加上自身的细胞,把损坏的组织和器官修复甚至再造出来,那我们是不是就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原厂零件’?”
戴建武觉得,那次在央视舞台的演讲,或许能让更多人理解再生医学的意义和自己的理想。
其实,人体4S店的灵感,最早来自于镇江。
2017年前后,戴建武来到镇江。作为江苏省一个城市,镇江以金山寺、北固山闻名,还有一个特色——密集的汽车4S店。
“修汽车的人,车在修的时候可以到4S店做个护理。为什么人的身体就不能有一个类似的机构?那时候大家一听觉得很大胆,有点像科幻。”戴建武回忆说。
戴建武强调,“人体4S店”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比喻,而是希望借此促使社会观念发生转变。他指出,现代医学不应仅仅聚焦于疾病本身,更应该关注个体健康的全周期管理。“我们更希望未来每个人都能像保养汽车一样主动呵护自己的健康,不只是损坏了才修,更要懂得日常养护,只有这样,人类的健康寿命才能真正延长。”
“人体4S店”的理念,所强调的远不止未来能更换原厂零件,真正核心在于倡导科学的健康管理观,把预防、保养、及时修复与再生医学作为一个完整闭环来对待。
“以往我们被动地接受组织器官损坏、衰老,如今再生医学为修复和再造受损组织器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希望。未来医疗体系的重心,应该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维护健康为中心’,全面强化个人健康管理和组织器官的养护再生,让更多人享有高质量、长寿命的生活。”
对于人口老龄化加剧的中国而言,这一理念尤为重要。
“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科普概念,更不仅仅是一句俏皮话。”戴建武总结道,“它本质上是对生命健康管理模式的深层次变革,需要我们每个人重新认识自身、重视健康管理。从专业医学到公共健康、再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无不将因此受益。”
更重要的是,经过将近二十年的基础研究和临床探索,许多原本看似遥不可及的再生修复技术,现在已经可以实际应用于患者身上,并且正在不断成熟完善。
截至目前,戴建武团队已自主突破并掌握23项核心再生医学临床关键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口腔软硬组织修复、骨再生、子宫内膜及卵巢功能重建、皮肤与硬脑脊膜修复等领域,陆续取得六项国家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实现了高标准、全链路产品研发。“每一张注册证都是临床验证与技术攻关的结晶,背后是数以百计患者的真实疗效支撑。”
2024年,团队自主研制的脊髓损伤再生修复产品 NeuroRegen®支架(基于神经再生引导原理)成功进入国家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通道——成为全球首个被官方认可的脊髓损伤再生修复产品,填补国际空白。该项目也获得国家重大计划项目支持,并被誉为“最有希望突破脊髓损伤不可逆魔咒的人体再生工程”。

图:医务人员准备把神经再生胶原支架放入脊髓损伤患者体内(来源:受访者供图)
现阶段,团队已开始18项原创性再生医学技术的临床转化,全面覆盖人体八大系统,累计适应症超20种,包括:角膜修复、鼻中隔重建、声带再生、自体颅骨修复、外周神经/脑损伤和脊髓损伤、肌腱愈合、阴道/子宫/卵巢功能重建、膀胱与尿道新生、新生儿膈疝修补、十二指肠/胆道修复、肺、心肌、肝等一系列高难度损伤再生或器官替代,真正做到了从新生儿到老人、从微创器件到大器官移植、从头到脚、全周期守护。
这些成果里,不仅有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的高难度案例,还有多项“中国首例”“全球唯一”的技术突破。团队主导的原创技术获授权专利总数突破60项,SCI论文300余篇,并多次实现成果转化与产业落地,推动国产医疗器械高端创新引领全球。
这些密集的技术节点背后,是中国原创力量首次在世界再生医学最前沿实现大步超越,每一个注册证、病例突破、专利落地,都是团队20多年厚积薄发与持续攻坚的有力证明。
“目前多项再生医学技术已趋于成熟,已广泛进入临床实践阶段。未来十年,将是这些再生医学技术应用最为关键的十年。”戴建武表示。
和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脊髓损伤的22岁女孩一样,许多患者受益于戴建武团队的技术成果,见证了从绝望到新生的希望。
子宫内膜修复,就是另一个被改变命运的案例。
2008年前后,戴建武因心梗修复合作项目前往南京鼓楼医院考察。在交流期间,南京鼓楼医院的妇产科主任胡娅莉主任找到他,希望能为因子宫内膜损伤导致不孕的患者寻找有希望的治疗方案。
中国每年人工流产数量高达800万到2000万例,无痛人流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导致了大量子宫内膜的损伤,内膜缺失、粘连、瘢痕化等问题。
“子宫内膜就像一片盐碱地,”戴建武形象地比喻,“很难再孕育庄稼。”受损的内膜无法为受精卵着床和发育提供必要条件,许多家庭因此陷入不孕不育困境。“让失去生育能力的女性重获孕育生命的可能,这不仅是器官功能的修复,更是对女性身份完整性的尊重。”戴建武说。
其实在技术方案设计上,戴建武认为,只需研发一款利用脱细胞技术制造的生物膜,覆盖在内膜缺损区域,即可引导组织再生。这种生物膜设可以计为双面结构:粗糙面贴合创面,有利于血管快速生长;光滑面则引导内膜组织有序修复。
但是还有个问题——如何将这片膜精准送达子宫内,且不会给患者带来创伤?动物实验可以直接切开,但在人体无法采用同样方式。“我说我想不出主意来,”戴建武笑着回忆道,“与患者直接接触的工作是临床医生们更擅长的事情。”
最终,胡娅莉教授领导的临床医生团队给出了巧妙的解决方案:借助类似导尿管的Foley导管,将生物膜卷起,经导管送入子宫腔,再注入适量液体,撑起的球囊使膜在目标位置充分展开,贴合子宫壁。24小时毛细血管即可长入,之后释放液体、移除导管,生物膜稳固贴合于修复区域,为内膜再生奠定基础。
这一项目自2013年正式进入临床应用,2014年7月17日全球首例通过子宫内膜再生技术出生的婴儿顺利诞生,成为标志性突破。至今已经有200多例患者接受了治疗,成功率达到60%-70%,迎来了100多个新生命的诞生,其中有的患者子宫内膜厚度能从不足2.5mm恢复到超过7.3mm。

图:2014年7月17日,全球首例通过子宫内膜再生技术出生的婴儿顺利诞生(来源:新华网报道)
2018年,该项目荣获江苏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今年7月,相关产品获得国家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现任科技部部长阴和俊经常以这个项目为例,阐述“目标清、可考核、用得上、有影响”的项目管理理念,该项目也成为科研转化的标杆案例。
“好多临床的事情,你需要跟临床医生真正地去同频交流,而不是隔空喊话,或居高临下,”戴建武说,“我们现在跟临床医生合作都是十几年、二十年,说明大家之间有一种信任感,或者有一种共同的成就感。”
就在解决子宫内膜修复难题之后,新的挑战接踵而至——卵巢早衰患者的求助信如雪片般飞来。根据统计,我国育龄妇女中卵巢早衰的发病率高达1%-3%,患者规模约300万。
“我做这个项目时,几乎每天都收到许多邮件,最多的时候信箱里攒下上千封。写信的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女孩——年纪轻轻却停了月经,更让她们焦虑的是体内激素分泌紊乱,衰老仿佛提前降临,人生轨迹因此蒙上阴影。”
卵巢再生技术正是从这些邮件开始。
戴建武和南京鼓楼医院生殖中心孙海翔主任携手,聚焦于卵巢早衰的临床难题。研究中他们注意到这些患者的卵巢血流极为贫瘠,“如果能让血管长进去,卵巢是不是就能恢复生机?”抱着这样的想法,团队开始了技术攻关。
2016年,这个项目跻身国家首批干细胞临床研究备案单位(全国仅8个名额)。通过可注射脱细胞基质作为支架结合间充质干细胞的临床技术为20位患者带来新的希望,最终有2例患者顺利妊娠。
2018年1月12日,首名“卵巢再生婴儿”健康降生——也成为继2014年7月17日世界首例子宫内膜再生婴儿后的又一个生命奇迹。

图:2018年1月12日,34岁的卵巢早衰患者产下健康宝宝(五斤九两、49公分高)(受访者供图)
卵巢再生项目取得突破后,戴建武又将关注投向了另一个生命早期的至暗角落——先天性膈疝。
先天性膈疝,这种胚胎时期膈肌未完全闭合导致的重要畸形,就像一道命运的裂缝,无情地夺走了数以千计新生儿的生机。每年,因为产检一纸“膈肌缺损”的诊断,无数家庭不得不忍痛做出终止妊娠的决定。
“其实这类出生缺陷,本质上只是局部组织的缺损,就像唇腭裂,很多胎儿其它器官完全正常,怀孕本就不易,一个医学难题却终结了一个原本健康的新生命,太可惜了。”
针对这种“预判死刑”的疾病,戴建武和团队开展了多项研究。前期动物实验数据显示,修复手术12个月后,膈肌的肌肉组织明显再生。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儿研所马立霜教授多年来开展新生儿外科手术,在领域内有非常高的影响力。戴建武团队与马立霜教授团队紧密合作开展新生儿膈疝修复的临床试验。目前,首例人体临床试验已经完成,术后半年患儿恢复良好。
每一例健康恢复的孩子,都是对“生命不可逆转”的有力回应。如果该项技术得以推广,每年有望为3000至5000名膈疝胎儿带去生的曙光。
也许这个单一病种患者数量远不如常见病症庞大,也难以带来短期商业回报,但在戴建武的生命哲学里,每个新生命都应该被给予“完整降生”的机会,“出生缺陷的修复与干预,是最值得拼命去做的医疗创新。只要及时治疗,这些孩子原本都可以和普通孩子一样健康成长。每年因技术突破受益的,不只是几千个孩子,还是背后成千上万个家庭。”
如今,戴建武的团队正积极撰写相关行业报告,呼吁社会更多关注那些可以通过医学手段修复、避免因发现缺陷而草率终止妊娠的病例。

图:戴建武教授在手术室(受访者供图)
被改变的生命,还有更多。
失声者重获歌声——全球首批声带再生修复已让患者恢复说话与唱歌的能力;
颅骨缺损修复——凭借自体颅骨再植技术,数月内实现骨骼完整回归,经济负担也大为减轻;
完整阴道重建、8厘米组织新生、角膜修复……
膀胱、肠道、胆道、肝脏、神经、肺……
这些曾经“无解”的人体缺损,如今都逐步看到了被修复的可能,每一个突破背后,都是一群生命轨迹的改变。
“只要有适宜的生物支架,并能激活内源性干细胞,只要生命尚未终止,我们人体的器官都有望获得结构与功能的重生。”戴建武坚定地说。
再生医学的边界还在不断被拓展。“被改变的生命”的边界也在不断延伸。

图:2014年中央电视台报道中有一段充满温情的视频,画面中戴建武表示希望用他研制的再生材料让小狗恢复站立的功能,如今十多年过去,这一切都变成了现实。
我们与戴建武的初次对谈,是在10月初重庆的秋日午后。
那天,他刚刚在第二届金凤干细胞论坛上做完演讲,应动脉网创始人李大韬之邀,来到重庆办公室做内部分享。午餐时分,戴建武向我们讲述了那些关于生命修复的曲折探索,那些患者重获新生的动人瞬间,在他平静的叙述中,却激起我们内心的层层涟漪。
这次交谈显然不足以让我们理解这位科学家的全部。
10月底,北京的秋意更浓。我们再次见到戴建武,是在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办公室里。这个紧邻奥森公园的院落,此刻正沉浸在深秋的静谧中,金黄的银杏叶随着微凉的风,一片片飘落,仿佛时光的注脚。
戴建武向我们讲述着那些不为人知的坚持与思考,讲述着科研路上的孤独与欣喜。说到兴起处,他还从桌子上拿起一片生物材料样品,递到我们面前。

图:戴建武展示的生物修复“贴片”(来源:动脉橙果局拍摄)
那一刻,我们惊讶于就这么薄薄的像创可贴一样的贴片,竟然可以修复人体受损的组织,拯救一个生命和家庭,也感叹于人体4S店这个曾经听着科幻和遥远的概念,已经出现在了眼前。
“人体4S店是一个浩瀚的工程,但从概念到落地,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我是觉得可能也就是未来三五年的事。”戴建武对时间表有着自己的判断。
据他透露,目前第一家医院已经签了协议,下一步目标是再选5个左右的技术完成省卫健委备案,然后第二家医院再有5个不同的技术,10个、20个……越来越多,形成一个技术工具包。
“眼科医院会围绕角膜、眼底、视神经等技术,妇产科医院围绕子宫内膜、卵巢等技术,综合医院可以选择更多技术。”戴建武描绘着这个逐渐清晰的蓝图。
这不是盲目乐观。从个案到规模,从少数患者到千万人可及;从2014年第一例子宫内膜再生婴儿诞生,到现在已经10余年;从脊髓损伤研究启动到现在,也已经10年。其实每一项技术的成熟,都已经经历了足够漫长的临床验证。
“现在的问题不是技术行不行,而是怎么让更多人用得上。每个城市都有汽车4S店,为什么不能有人体4S店?”戴建武反问,“人比车重要多了。”
其实那天我们还谈了很多往事和话题,每一个点都值得详细展开叙述,以至于在整理这篇稿子时,“肝”了好几个深夜。
谈到衰老与死亡,戴建武直言不讳,“我总觉得抗衰本身不科学,因为衰老是一个过程,人总会衰老的。”
在他看来,当下许多抗衰老概念本质上是在违背自然规律,“大家都希望永葆青春逆生长,卖抗衰产品的人说能让你的身体年轻10岁,科学上不可行。”
“衰老是自然规律,人肯定要死,要不死这个世界就乱了。总得要一代一代下去。”他的逻辑很朴素,“你说大家都不死,那世界还叫啥?”
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衰老的消极接受,戴建武对再生医学的定位非常清晰:“再生医学不是用来抗衰的,它应该是用来维护让人在有限的生命里面,生活质量变好,生命的质量变高。”
这是一种更加务实和以人为本的视角——不是追求虚幻的永生或逆龄,而是让每个人在自然的生命进程中,都能保持应有的尊严和质量。
他对当下流行的医美也忍不住发表意见,“现在很多年轻的小姑娘去做医美,二十几岁就开始打针,想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戴建武摇摇头,“我觉得,人在每个年龄段都有每个年龄段应该有的样子。”
“20岁有20岁的美,30岁有30岁的美,50岁有50岁的美,为什么非要让50岁的人看起来像30岁?”他反问道,“这本身就是违背自然规律的。”
在他看来,真正的美应该是自然的、符合年龄特征的,“每个年龄段都有它独特的魅力和价值,我们应该接受并欣赏这种自然的变化,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所谓的冻龄。”
说到健康,戴建武自己就是最好的示范。60岁的他精力充沛,这背后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自律生活。
“10点钟以后我基本上脑子不转了,我就要开始睡觉,早上6点钟左右就醒了,绝对不会赖在床上。而且这个作息习惯从小就养成了,可能跟我父亲有关。人家说我怎么这么精力充沛?我说我睡得好。”戴建武笑着说。
他给出的健康建议其实也很简单:充足睡眠、均衡饮食、适度运动。“许多抗衰老产品存在夸大宣传,真正的健康源于科学的生活方式,不是依赖外部产品。”
谈及对年轻人的期待和建议,戴建武话锋一转。作为导师,他对学生的要求很简单,但也很严格。
“做事情你要有兴趣,没兴趣别做,”戴建武略显严肃,“既然有兴趣,你就要舍得吃苦。所有的东西都是一分汗水一分收获。”
这句一分汗水一分收获,既是他自己几十年科研生涯的真实写照,也是他想传递给年轻一代的朴素真理。除了勤奋,那些他的父亲传给他的价值观念——不以自我为中心,站在别人角度想问题,乐见其成——也是他想传给学生的:“做人做事,格局要大一点,不要总想着自己。”
最后,我们谈到了“再生医学究竟能做什么?”
戴建武的回答同样简单而直接——让每个年龄段都有尊严,生命质量要比它的长度更重要。
他举了个例子,“比如我现在60岁,再过60年我120岁,可能就到那为止了。但是我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我该干什么,我想干什么,我尽量都能干,少生一些跟老龄化相关的病,腿还能走,眼还能看,耳朵还能听——我觉得这才是再生医学应该给人类带来的东西。”
在他的设想中,到了80岁、90岁,人也一样可以独立生活,甚至100岁也可能独立生活,而不至于七八十岁就躺在床上或插着各种管子。“那种维持生命意义不大,生活质量也很低。”
“生命质量要比它的长度更重要,”他强调,“这个生命质量更多体现在中老年阶段、生命的后半程。”
当然,他把提高生命质量分成两个方向,一是通过科技的力量,比如脑机接口等技术来扩展身体功能;二是通过再生医学及时修复组织器官损伤。
“步入老龄化社会以后,再生医学在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方面可能是很重要的手段。”戴建武说,“70、80岁时,不同组织器官会有损伤,如果能及时修复,器官就可以继续用下去。远期,如果器官制造成功了,100岁时缺一个器官还可以换。”
这就是戴建武理解的生命的温度与尊严,让人在有限的生命里保持完整——身体的完整、尊严的完整、生活质量的完整。这或许便是他用一生科研想要回答的终极命题。
从安徽农村被抬到医院抢救的孩子,到用23项原创再生医学技术可能让无数人重获完整人生的科学家,戴建武用半个多世纪的生命轨迹,画出了一个关于“完整”的圆。
现在,这个圆正在不断扩大。曾经领导获得6个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23项再生医学核心技术,128例脊髓损伤患者,100多个新生命的降生,每年3000-5000个胎儿可被挽救,300万卵巢早衰患者看到希望,20万颅骨修复患者有了更好选择……
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戴建武团队的进展。在国际期刊《神经再生研究》杂志的大数据分析中,他的团队在国际神经再生领域常年保持前五,2022年排名第一。
他提出的“人体4S店”,10年前还只是一个科幻设想。但现在,从概念到现实,可能只需3-5年。
那将是一个我们不再因组织损耗而恐惧衰老的未来,一个身体“零件”可以像保养汽车一样被科学维护的未来。戴建武的梦想,正是对我们每个人"如何老去"这一终极关怀的,最硬核的科技回应。
“这个过程中,媒体的科普和传播肯定是必须的。”戴建武说,“老百姓觉得医美市场乱,甚至很多人去乱打干细胞,其实是因为没有正儿八经做传播的渠道。所以我认为要有正确的传播渠道,让社会建立正确的认知。”
“再生医学的价值,不在于能治多少人,而是在于能为那些被放弃的人,找回活下去的尊严。”这不是对抗衰老,不是追求永生,而是让每个人在自然的生命进程中,都能保持应有的完整和最好的状态。
就像那个22岁的女孩重新站起来,不只是一个奇迹,而是戴建武从理论到实践、从回国到坚守的必然结果,也是一位科学家对生命最初与最深的敬畏。
而更多关于“完整”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