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加科思药业宣布将其泛KRAS抑制剂以总交易额20.15亿美元授权给阿斯利康，创下中国小分子药物领域对外授权最高纪录。这笔交易发生在加科思成立十周年之际，也正值其KRAS G12C抑制剂戈来雷塞获批并进入医保。2025年亦是加科思的业绩兑现期。
此前，加科思董事长兼联席CEO王印祥及一致行动人已增持近1亿港元，以行动表达对未来的信心。在资本寒冬论调未散、医保控费持续的背景下，此次交易不仅是一次重大商业突破，创下了中国小分子药物领域对外授权的最高纪录，更在临床一期阶段就完成了中国创新药企与国际制药巨头的深度绑定，也预示了中国创新药企的价值正被全球巨头重新审视。
在业界看来，阿斯利康选择在此时与加科思深度绑定，看中的是目前所有抗肿瘤药物靶点中，KRAS肿瘤药中覆盖人群最广的靶点之一，相关数据显示，约23%~25%的恶性肿瘤中存在KRAS突变，全球每年新发病人数约270万。然而，这一靶点的研发历经近四十年，至今全球尚无泛KRAS抑制剂上市药品，技术难度极高。
加科思凭借其在小分子技术路线的领先优势，成为该领域临床进展最快的公司之一。此次合作不限于传统的权益许可，更涉及中国市场的共同开发，标志着中国创新药企与全球制药巨头的合作模式进入新阶段。
在创新药研发的世界里，技术路线的选择往往决定着企业的命运。
KRAS全称为“Kirsten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因结构平滑、缺乏传统小分子结合口袋，KRAS在很长时间一直被称为“最难成药”靶点，全球药企主要角逐于两条技术路径：分子胶与小分子抑制剂。前者以美国Revolution公司为代表，已进入三期临床，公司市值因此突破千亿人民币；后者则以加科思为全球研发最快的领跑者，身后紧跟百济神州、礼来等巨头。
“两个技术路线哪个更好，学术界和工业界目前无法回答。”王印祥坦言。但临床数据给出了初步方向。已披露数据显示，分子胶皮肤毒性发生率高达90%，其中三级占8%；而加科思的小分子抑制剂皮肤毒性仅为10%，且均为一级。“三级毒性患者无法穿衣，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目前尚无特效疗法。”
机制的根本差异决定了两条路径。小分子直接结合KRAS蛋白口袋，抑制其功能；分子胶则将细胞内另一蛋白“粘合”至KRAS上，形成三元复合物，同时抑制多个靶点。“学术界有分歧：同时抑制与肿瘤无关的靶点，是否带来额外副作用？”
门槛与成本的悬殊进一步将天平推向小分子。王印祥以筛选效率对比：“做抗体，给老鼠打一针，两个月可获得1000个克隆；而合成一个小分子，一个博士团队一年仅能合成约100个。”合成路线上，分子胶需很多步，小分子仅需6-7步；因分子胶有好几个手性中心，其合成成本“约为小分子的10-20倍”。
“在当前全球医保控费的大环境下，生产成本是商业化的关键。”王印祥强调。专利壁垒也随之加高，“后来者要突破前面的专利异常困难，后来者很难再进入这个领域。”加科思凭借最早、最广的专利布局，构筑了深厚的护城河。
回顾KRAS靶点的研发历程，这几乎是一部现代肿瘤药学的攻坚史。王印祥回忆：“我上研究生的时候，针对KRAS的第一代抑制剂在90年代上临床，全部失败。”从针对其修饰酶的尝试，到下游通路抑制，历经三代探索，近四十年时间，直到2013年科学家找到那个关键的“Switch II”口袋，才为直接抑制开辟了理论可能。
“KRAS是这个科学家发现的第一个肿瘤相关基因，'癌基因'这个词就是因为它才出现的。”王印祥指出，其复杂程度远超EGFR。即便到2022年KRAS G12C抑制剂成功上市，也仅仅是攻克了最容易的突变亚型，仅占肺癌患者的约4%，在胰腺癌中占比更只有1%。
而泛KRAS抑制剂瞄准的是覆盖23%-25% 的实体瘤患者，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量级市场。“G12C的成功，在技术上打开了一个窗口，为后续泛KRAS抑制剂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王印祥总结道。从易到难，步步为营，正是科学突破的典型路径。
对于加科思而言，技术路径的选择更与公司长期战略紧密相连。王印祥指出，公司成立十年来，一直专注于特定位点的小分子药物研发，并做到全球领先。如今，公司正将这一优势迭代，利用其小分子作为“弹头”或载荷，开发新一代的ADC药物，形成“双主线”研发策略。
“我们在KRAS和CDK两个信号通路上的布局非常深入。”王印祥自豪地表示，“在KRAS通路上，我们是全球布局最深最广的公司之一。”这种专注与深度，正是加科思在激烈竞争中构筑差异化的核心。
技术门槛的变迁也折射出行业趋势。王印祥分析，当前抗体类药物技术门槛在降低，而小分子门槛在提高。“技术的进步让做大分子更容易了，中国能做早期抗体筛选的小公司一大堆；但小分子合成需要深厚的化学功底与耐心，这正是我们的优势所在。”
面对未来，王印祥清醒地认识到，即使第一代泛KRAS抑制剂成功上市，也只是长征的开始。“第一代可能需要解决耐药问题、安全窗问题……这个路径还很长，可能还需要20年，不断有技术迭代的产品出现。”这种长期主义视角，是穿越周期波动的定力来源。
此次与阿斯利康的合作，打破了以往中国创新药企“保留国内市场权益许可”的常规模式，开创了中国市场共同开发的新范式。这背后是基于对合作价值的深层考量。
“合同刚签，详细开发规划有待双方小组讨论。”王印祥表示，选择阿斯利康的核心是看中其全球资源投入规模与肿瘤管线协同优势。阿斯利康肿瘤业务收入占比近半，且年增长达20%，其丰富的内部管线（免疫治疗、ADC、靶向药）为联合用药提供了可能。
“未来的竞争是全球开发能力与商业化的竞争。一线疗法必须联合用药，内部管线联用比与其他公司产品联用更容易实现。”王印祥点明了与大型药企合作的战略必要性。他以PD-1为例，“默沙东能批30个适应症，年销售250-300亿美元；如果只做几个适应症，可能连100亿美元都做不到。”
对于市场关心的首付款“是否偏低”，王印祥给出了行业坐标系：在2024-2025年，中国大额授权多集中于已有II/III期数据的双抗或ADC领域；而小分子抗肿瘤药在临床一期阶段的对外授权，此为全球金额最大的一笔。从历史统计看，首付款占总额3%-8% 为合理范围，本次5% 的比例“属于中间偏上”。
临床推进节奏也因合作而调整。原计划明年在学术会议公布的I期临床数据，因需“双方协商确认”而存在变数。但王印祥明确指出，合作将极大加速全球开发。“阿斯利康的主导，能使我们在多个适应症（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上，一线二线同步推进，这是单打独斗难以实现的。”
合作的具体分工体现了优势互补。王印祥介绍，临床前研究全部由加科思完成，因此公司主要提供药理机制等技术支持；而海外临床开发的主导权在阿斯利康。“我们对靶点的理解深度，对临床方案设计，比如患者人群选择、给药方案等，非常有帮助。”
在中国市场的开发上，则采用了以加科思为主、双方协作的模式。“有些临床试验可能直接利用全球数据在中国申请上市，有些则需要专门为中国设计临床试验。”这种灵活务实的安排，旨在最大化开发效率并符合监管要求。
商业化布局虽未完全细化，但框架已清晰。王印祥指出，阿斯利康作为亚太占比最高的跨国药企，其商业网络深入至中国县域市场。“我们将来会和合作伙伴共同在中国市场商业化。”
此次合作并非加科思对外合作的起点。此前公司已与默克等国际药企达成合作。王印祥认为，这种“对外合作+联合开发”正在成为公司的核心战略之一。“这是全球制药行业的常态，美国已经形成了Biotech做早期、Big Pharma做后期和商业化的成熟生态链。”
王印祥亦回顾了中国药企融入全球生态的历程：“2020年之前，中国的Biotech公司没有能力嵌入到这个生态链中，我们自己在玩自己的。”直到2020年后，才有越来越多的授权交易出现。“2020年我们跟艾伯维签的时候，10亿美元的交易就算很大了，现在10亿美元的交易已不鲜见。”
对于与艾力斯在KRAS G12C产品上的商业化合作，王印祥也给予了积极评价。“艾力斯非常专注于肺癌领域，他们的团队和资源投入非常大。”由于艾力斯目前产品线集中，他们对G12C的重视程度反而超过那些产品线繁多的大公司。
全球权益的保留是加科思的业务长期规划。王印祥透露，KRAS G12C的全球权益仍在加科思手中，公司正在与欧美药监部门沟通，争取在海外开展注册临床的机会。这种“分区域、分模式”的合作策略，展现了公司灵活的商业头脑。
王印祥总结道：“中国的生物制药公司不能再走大而全的道路，必须列在某一个专业方向方面，你要做到全球最好，这是长期的价值。”与阿斯利康的合作，正是将专业纵深转化为商业价值的关键一步。
加科思的股价表现与交易热度之间的“温差”，引出了对创新药企估值逻辑变迁的探讨。王印祥将二级市场的复杂性归纳为多重因素叠加：香港18A市场历史短、尚不成熟；投资主力从关注长线的美元基金，转向更注重短期交易的北上资金；年内板块已反弹数倍，存在年底获利了结压力；加之圣诞新年假期交易清淡。
“我们对此有预期，并不意外。”王印祥强调，作为一家研发驱动型公司，“不能为二级市场带偏节奏，要沉下心来做好研发。”
加科思的信心体现在行动上：董事长及一致行动人年内增持近1亿港元，创下18A领域最大规模高管增持之一。
面对“最坏的时候是否过去”之问，王印祥给出了审慎而宏观的展望。“从2018年18A开启到现在的七年，最困难的2021年中至2024年底/2025年初这三年，的确过去了。”未来虽复杂，但 “会越来越好”。
医保体系的深层变革被视作长期利好。王印祥特别指出，中国首次推出商业医保目录是一个重要起点。这不仅是支付能力的提升，更是创新药价值实现通路的拓宽。
中国创新药企在全球生态中的角色也在进化。王印祥回顾，2020年前中国Biotech未能嵌入全球生态链；2020年后合作渐增，但“中国仍缺乏能做全球市场的公司”。他观察到，像百济神州已开始独立开拓全球市场。“未来会有更多公司从BD合作起步，逐步走向自主全球化，生态会越来越好。”
加科思自身的战略聚焦于“技术纵深”。王印祥自豪地表示，在KRAS等信号通路领域，“我们是全球布局最深最广的公司之一。中国生物制药公司不能再追求大而全，必须在特定专业方向做到全球最好，这才是长期价值。”
对于市场关注的“是否所有商业化都交给合作伙伴”的问题，王印祥给出了更本质的解读。“所有的商业化都需要合作伙伴，没有不需要合作伙伴的公司。”他以MNC为例，即使这样的巨头也需要一级、二级经销商网络，在县域市场也需要本地合作伙伴。
“合作是非常复杂的，有的公司只做一线城市，把二三线市场交给合作方。”王印祥指出，目前加科思还没有到细化商业方案的阶段，但框架性的思考已经明确：即依托合作伙伴的渠道优势，最大化产品的市场覆盖。具体的商业化细则，则需在框架协议后逐步细化。
这或许正是中国创新药企成熟的一种标志：不再拘泥于单一模式，而是在全球产业链中，以技术为锚点，灵活寻求价值最大化的最优路径。
从宏观视角，王印祥看到了政策层面的积极信号。“国家在提振内需，而医保是最大的投入空间之一。”他提到近期国务院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相关表述，认为对生物医药行业是积极导向。
Nature杂志的统计也从侧面印证了加科思的行业地位——公司是围绕KRAS靶点布局项目数量最多的公司之一。这种聚焦与深耕，在追求“热点”和“风口”的市场环境中，显得尤为可贵。
王印祥最后强调，公司的里程碑付款将统一用于研发投入。“我们研发费用占公司支出的90%以上，这些资金会根据项目进展进行分配。”这种对研发的持续高强度投入，是维持技术领先性的根本保证。
面对行业未来，王印祥保持着谨慎的乐观：“如果没有宏观层面的扰动，最坏的时期应该过去了。如果宏观环境有利，毫无疑问会越来越好。”这份信心，既源于对行业趋势的判断，也基于公司扎实的技术积累与清晰的战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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