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李嘉诚旗下的和记黄埔投资创立和黄医药，起初想做的是中药现代化。之后，和黄医药决定转型做小分子靶向抗癌药。

在成立20余年后，2022年11月，和黄医药明确表态，专注于其内部开发管线中最前沿的、最有可能推动近期价值的药物。因此，和黄医药将优先考虑其后期注册研究及通过监管机构的批准这些药物上市，特别是呋喹替尼的全球注册。

与此同时，和黄医药积极寻找合作伙伴，引入商业化强援。2023年，和黄医药将呋喹替尼在中国内地和香港以外地区的开发、商业化和生产权利授予武田制药。更早之前，和黄医药与阿斯利康达成合作，双方共同开发和商业化c-MET抑制剂赛沃替尼（Savolitinib）。

而在后呋喹替尼时代，和黄医药多次宣布持续投资于核心小分子平台和新的ATTC平台。

然而，医药创新也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关于创新药出海的讨论更夹杂着各种声音。

一方面是亢奋，BD高歌猛进。国家药监局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创新药BD交易总额已突破600亿美元，接近2025年全年1357亿美元规模的一半，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另一方面则是焦虑，2025年落地的《生物安全法》限制美国政府机构与“受关注生物科技公司”签订合同或为其提供资金。近期美国众议院议员更是提出，不认可来自中国的临床试验数据。

值此之际，在近期由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医药政策专委会主办的2026医药创新政策论坛上，动脉网与和黄医药执行副总裁崔昳昤围绕着BD交易走向、Biotech国际竞争力培育等话题展开了交流。

近期医药行业热议，中国有关部门或对创新药出海施以审核等程序。

市场掀起波澜时，亦有投资机构合伙人对动脉网表示，BD还是有市场属性的，得看后续变化。

崔昳昤更是坦言，要理解BD的发展趋势，就必须看到生物医药产业诞生BD交易的底层逻辑。不可逆转的双向奔赴动力，就是最大的确定性。

从供给端看，中国的创新药生态与国外有着结构性的不同。

“国外是链条非常强的完整性企业，而我们很多企业在研发端很强，但在生产制造等后端环节相对薄弱。”崔昳昤分析道。然而，这种看似分散的链条，正通过一种全新的方式被链接起来，中国的Biotech、CDMO、CRO公司正在编织一张协同网络。她特别提到，像国内已有CDMO企业在全球进行布局，部分CRO公司的国际化能力也日臻成熟。

换言之，由点及面、环环相扣的产业链，构成了中国创新药供给端的独特优势。

从需求端看，MNC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专利悬崖，补充管线的压力迫在眉睫。上述文章提出，中国在早期临床开发中2–5倍的速度优势。这种优势其实一部分来自，中国三级医院的患者密度是美国学术医疗中心的5到10倍，这与印度和韩国的入院速度相同。另一部分则是NMPA将IND审评时间缩短至30天，以及开展临床试验的相关费用更低。

崔昳昤也中国药企的国际竞争优势归结为“研发效率高，成本低”，这一特质已被全球产业界充分认可，吸引着MNC蜂拥而至。

这种基于效率与商业逻辑的供需关系，构成了BD市场最坚实的底盘。

正如RA Capital创始人兼管理合伙人Peter Kolchinsky及RA Capital 风险投资团队董事总经理Tess Cameron在RApport在线平台上发表长文所言，因为FDA要求三期临床试验必须适用于美国患者群体，药企需要在本地拥有市场以实现商业化。中国的临床效率是真实存在的，若独独剥夺美国药企享有前述效率优势，只会削弱美国药企的竞争力。

“美国若禁止与中国在生物科技和临床试验方面合作，将会把全球制药的领导地位拱手还给欧洲的制药公司和投资者，减慢美国患者获得新药的速度，并加速保护主义声称要防止的那种对中国的依赖。”

崔昳昤认为，当下环境既要求中国建立自己的全产业链，又要保留核心技术。即使合作会有脱钩，也不会是急刹车。

此外，国内市场的支付天花板，是驱动这股BD浪潮的另一关键推手。

“那么多的创新成果，即使变成了商品，国内市场能消化得了吗？”崔昳昤反问。当内循环的市场容量暂时无法承载如此密集的创新产出时，通过BD将成果推向全球，回笼资金以支撑后续研发，就成了企业生存发展的需要。

“这些年的BD交易完成后，回来的钱绝大部分还是投在了研发里。”她驳斥了简单的“卖青苗”论调，强调这是一种维持创新造血能力的选择。

一如和黄医药将非核心资产进行剥离，2023年1月出售了其非处方药合资公司的大部分股权。上海和黄药业的核心产品是麝香保心丸，而这与和黄医药的创新药管线协同性并不强。2025年上半年，和黄医药以约6.08亿美元的对价完成出售其于上海和黄药业45%的股权，为践行其“我们全球创新药物发现及开发业务”的专注目标。

出售后，和黄医药回笼巨额资金。其在年报中透露，截至2025年年底，出售上海和黄药业的税后收入为4.158亿美元，并将持续发现并将更多创新产品推进至临床开发阶段。

从业内来看，多家药企在BD后的财报沟通会上的押注临床开发表态，也印证了这一判断。

 “做医药行业的人是要有定力的。”崔昳昤如此笑称，同时进一步将企业的生存法则归结为两点：“第一，练好内功。生物医药是永远的朝阳产业，患者的需求一直存在，企业要尽到本分，把产品做好，把数据做好，把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打造好。第二，顺势而为。”

崔昳昤强调，即便有政策波动，但长远看，BD交易的底层需求依然强劲。企业能做的，不是恐慌或猜测，而是让自己始终成为那个无可替代的确定选项。

和黄医药自身的经历，也体现了蓄水养鱼的思路。

2023年，呋喹替尼便以总额11.3亿美元、首付款高达4亿美元的交易成功出海。财报显示，在2025年，呋喹替尼海外市场销售额已达到3.66亿美元，同比增长26%。与此同时，呋喹替尼在中国市场销售额为1.001亿美元，现金余额达 14亿美元。

呋喹替尼出海后，其商业化成果也是外界持续观察的一个板块。对于已积累数年出海经验的崔昳昤而言，其认为中国药企出海最易被忽视的能力短板是什么？

崔昳昤认为，能力要求其实超越了某一个交易本身，而是合作的能力。

“全链条能力不等于所有事情都自己做。”她斩钉截铁地说。过去Biotech梦想着一条从Biotech到Big Pharma的线性升级路径，但这条路如今已不合时宜。即便强如MNC，也在不断通过外部引进和合作来补充早期管线。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全链条，实质上是由众多环节的“专精者”链接起来的。很多时候，一家企业不可能，也无必要在研发、临床、生产、商业化的漫长链条上全部自建一流能力。

她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来阐释自己的观点：“所有的全链都要打通，是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还需要时间培育的。当只有一两个孩子，还要去建个幼儿园？还是找个好的幼儿园？”

延续着找“好幼儿园”的思路，在和黄医药ATTC平台的推进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和黄医药没有试图完全自建大分子生产厂，也不选择在美国铺开庞大的陌生临床网络，而是精准地链接中国本土已具备国际化能力的顶尖服务商。

例如，在临床CRO的选择上，和黄医药从早期呋喹替尼时代选择跨国CRO，到当下推进ATTC转向了中国CRO公司。

“我们比较过，发现他们在方案设计和整体速度上已经非常有优势。他们招聘的也是美国的团队，能力上完全具备。”崔昳昤如是说。

在CDMO环节，和黄医药找到了药明合联。因为国内有国际化布局的CDMO，既做中国Biotech的临床样品以及产品生产，同时也接MNC的商业化产品生产。“对于许多尚未走到这一步的企业，与其重资产投入、耗时耗力地自建工厂并祈祷通过核查，不如找到已具备国际化认证标准的CDMO伙伴。”

从依赖跨国公司的力量，再到全面携手中国供应链伙伴，崔昳昤认为这其实是中国力量的联合出海。多家Biotech负责人也曾对动脉网表示，目前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都是笑谈“中国企业怎么携手打造全产业链”，再如何出海赚钱。

崔昳昤提出，出海的核心竞争力，在于精准识别自身长板并找到能够严丝合缝补齐短板的合作伙伴，构建一个动态、高效的朋友圈。这个朋友圈的质量，直接决定了出海的效率和成功率。

此类朋友圈之下的合作不是冷冰冰的甲乙方关系，“就像我把我的孩子，放到你的幼儿园里去培养，我信任你比我带得更好、成本更低。”崔昳昤比喻道，这种思维转变要求企业具备极高的识别力和磨合能力。只要能找到门当户对、配合默契的伙伴，同样能把国际化这盘棋下得风生水起。

于药企而言，要参与国际化竞争，在选择合作伙伴之外，自身要切准赛道无疑是个基本功。

当ADC赛道挤满中国创新药企，甚至有被评价为高度内卷时，和黄医药将ATTC平台推至台前并计划在2026年寻求MNC合作。外界不免有揣测的声音：这是在躲避内卷吗？

“我们做ATTC，不是纯粹为了躲避内卷，而是从核心竞争力出发。”她解释道。和黄医药的立身之本，是积累了二十多年的小分子靶向药物研发能力，拥有庞大的化学家团队和深厚的化学库。ATTC的本质是“抗体+小分子靶向药”，这恰好将和黄的绝对长板与当前最热门的生物药形式完美结合。“我们是用自己的专长，去敲开一个新领域的大门。”

ATTC即抗体靶向偶联药物（Antibody-linked Therapeutic Compound），其核心技术与ADC类似但路径有别：它利用抗体将高选择性小分子效应分子精准递送至肿瘤微环境，兼具精准靶向性与免疫激活潜力。

对于与ADC的比较，崔昳昤对此信心十足：“和黄医药的化学家们在小分子领域积累深厚，这让他们在设计ATTC的有效载荷时拥有天然优势。”

目前，ATTC平台已形成清晰的推进节奏。首款ATTC候选药物HMPL-A251是一款全球首创的PI3K/PIKK-HER2抗体靶向偶联药物，由人源化抗HER2 IgG1抗体、强效PI3K/PIKK抑制剂与可裂解连接子偶联而成。其通过HER2靶向精准递送，抑制下游PAM通路，从而克服传统ADC与单一PAM抑制剂的毒性与耐药局限。

在2025年10月于AACR-NCI-EORTC会议上发表临床前数据后，和黄医药已于2025年12月启动HMPL-A251的首个临床试验。

紧随其后，第二款ATTC候选药物HMPL-A580已于2026年3月启动首个临床试验，和黄医药还计划在2026内加速推动第三款候选药物HMPL-A830的全球临床试验。三款药物梯次推进，ATTC平台正从概念验证走向管线兑现。

在商业化策略上，崔昳昤则感慨，时移世易，ATTC与呋喹替尼有鲜明的代际差异。

呋喹替尼的成功建立在它已在中国市场充分验证的基础上，这使得国际市场的推广应用进度较快。崔昳昤敏锐地观察到，当前MNC到中国“选苗子”的阶段已经大幅前移，“可能是临床I期，甚至可能还没出数据，交易就开始了。”

因此，和黄医药不会固守先在国内上市，再国际化的老路，而是主动地、同步地在早期阶段寻求海外市场BD合作，中国市场则自主商业化。

“这个时代不等人的。”崔昳昤强调，前端合作，是为了让一个好苗子能借助MNC强大的全球推进能力，以最快速度走到患者身边。先活下来，再赚钱，再图强大。

当然，崔昳昤也描绘了更长远的图景，直言未来的野心：“如果企业够强大、够壮了，说不定哪天我们反过来买别人的产品进来，甚至在海外买商业化团队，做真正的BigPharma。”

2026年，和黄医药的催化剂清单颇为密集：赛沃替尼用于EGFR突变伴MET扩增肺癌的全球III期SAFFRON研究有望于下半年读出顶线结果，若数据积极，合作伙伴阿斯利康或将递交FDA；ATTC平台的对外合作谈判，也正在推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