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英国《金融时报》率先披露，阿斯利康（AstraZeneca）与百时美施贵宝（Bristol-Myers Squibb，简称BMS）已就潜在的合并事宜展开初步磋商。

若以双方当前市值计算，这笔潜在交易规模或接近4000亿美元，有望刷新全球医药行业并购规模纪录。

不过，对于已经跻身全球制药巨头之列的两家公司而言，这场交易的意义并不只是“做大规模”。过去几十年，全球制药产业经历了一轮深刻变化。单个重磅药物依然能够创造百亿美元级收入，但随着专利到期、竞争加剧以及研发成本不断提升，即使是大型跨国药企，也需要持续寻找新的增长来源。

值得注意的是，两家公司并非首次建立联系。

早在2007年，双方就曾成立糖尿病联盟，共同推广SGLT-2抑制剂达格列净（Forxiga）。六年后，阿斯利康以41亿美元买断了BMS手中的相关权益，彼时的首席执行官正是如今的掌舵人帕斯卡尔·索里奥特。

从曾经的合作伙伴到如今的潜在收购对象，这条线索背后，是两家公司在不同发展阶段下对未来增长路径的思考。

过去十年，阿斯利康完成了一次深刻的战略聚焦。公司将资源精准地投入到肿瘤、心血管、肾脏及代谢（CVRM）、呼吸及免疫（R&I）、以及罕见病四大核心领域。

其中，肿瘤业务成为公司增长的重要支柱。

以肺癌领域为例，第三代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奥希替尼（Osimertinib，商品名Tagrisso）已经成为全球非小细胞肺癌治疗的重要产品；PD-L1抗体度伐利尤单抗（Durvalumab，商品名Imfinzi）则覆盖多个实体瘤适应症。

与此同时，阿斯利康近年来持续加码ADC领域。阿斯利康与第一三共合作开发的德曲妥珠单抗（Trastuzumab Deruxtecan，商品名Enhertu），正是ADC领域的代表产品之一。

这些产品推动阿斯利康快速成长，也使公司成为全球肿瘤创新药竞争的重要参与者。但对于大型药企而言，问题始终存在：下一批百亿美元级产品在哪里？

创新药研发周期长达十年以上，即使拥有成熟研发体系，大型药企仍需要不断补充新的临床资产。这也是阿斯利康近年来持续开展外部合作和并购的重要原因。

从收购Alexion布局罕见病，到引入ADC资产，再到探索新的肿瘤技术平台，阿斯利康一直在寻找能够支撑未来十年的增长来源。而BMS，恰好拥有这样的资产基础——在血液、心血管、神经科学等领域都有成熟的产品和资产。

除了研发资产，BMS对于阿斯利康的另一层吸引力，还来自其在美国市场长期积累的商业化能力。

近年来，阿斯利康持续加强美国市场布局。2025年，公司宣布未来将在美国投资500亿美元，用于扩大研发和制造能力；同时，公司也不断强化美国资本市场和产业布局。

相比总部位于英国剑桥的阿斯利康，BMS总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在美国医疗体系、商业网络以及药品市场运营方面拥有长期积累。

如果交易最终推进，BMS带来的价值并不仅是现有产品组合，也包括其在美国市场形成的商业化基础。

肿瘤和免疫一直是BMS的核心战略领域。

2019年，BMS以约740亿美元收购新基（Celgene），获得来那度胺（Lenalidomide，商品名Revlimid）等血液肿瘤资产，进一步强化了公司在血液瘤和免疫调节领域的布局。这笔交易也成为当时全球医药产业规模最大的并购案例之一。

与此同时，BMS依靠纳武利尤单抗（Nivolumab，商品名Opdivo）、伊匹木单抗（Ipilimumab，商品名Yervoy）等免疫治疗产品，在肿瘤免疫领域建立了长期竞争基础。

这些商业化产品构成了BMS过去数年的增长基础，也使其成为全球肿瘤和免疫治疗领域的重要参与者。

但对于大型制药企业而言，拥有重磅产品并不意味着增长可以持续。

随着Revlimid逐步面临仿制药竞争压力，以及PD-1市场竞争加剧，包括Opdivo、阿哌沙班（Apixaban，商品名Eliquis）在内的核心产品未来也将面临专利到期带来的生命周期转换压力。

因此，BMS当前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缺少创新能力，而是如何让新的研发资产接续过去商业化产品带来的增长。

事实上，BMS仍在持续推进下一代创新布局。

在血液肿瘤领域，公司围绕CELMoD（脑啡呤蛋白E3连接酶调节剂）平台开发下一代免疫调节药物，希望通过新的作用机制拓展多发性骨髓瘤等疾病治疗空间。

同时，公司持续推进细胞治疗业务。2022年，BMS旗下Abecma（idecabtagene vicleucel）和Breyanzi（lisocabtagene maraleucel）相继获得美国FDA批准，用于相关血液肿瘤治疗，进一步完善其CAR-T商业化体系。

对于潜在收购方而言，BMS的价值并不仅来自成熟商业化产品，也来自长期积累的研发体系、临床开发经验以及创新资产储备。

而对于BMS而言，阿斯利康拥有的全球研发体系和商业化能力，也可能成为释放这些资产价值的重要平台。

不过，潜在交易能否真正落地，仍需要面对监管审查和组织整合等现实挑战。

首先，双方在部分肿瘤领域存在业务重叠。

例如，阿斯利康旗下度伐利尤单抗（Durvalumab，商品名Imfinzi）与BMS旗下纳武利尤单抗（Nivolumab，商品名Opdivo）均属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PD-1/PD-L1相关治疗领域存在一定竞争关系。

如果交易推进，双方需要接受美国FTC（联邦贸易委员会）、英国CMA（竞争与市场管理局）以及欧盟委员会等监管机构审查。

此前，BMS收购新基时，也曾根据监管要求对部分重叠资产进行调整。对于此次潜在交易而言，如何处理竞争领域资产，将影响最终交易结构以及协同空间。

另一方面，超大型药企整合本身也是一项长期挑战。

阿斯利康和BMS均拥有覆盖全球的研发体系、临床开发网络和商业化团队。并购完成并不意味着协同价值能够立即释放，如何协调研发管线、优化资源配置，同时保持创新效率，将决定交易最终能否达到预期。

此外，阿斯利康作为英国重要医药企业，其潜在控制权变化也可能受到市场和政策关注。

2014年，辉瑞曾尝试收购阿斯利康，引发英国方面对于本土战略企业控制权变化的讨论，最终交易未能推进。如果此次潜在交易继续发展，英国总部、研发投入以及企业治理结构等因素，也可能成为谈判中的重要议题。

回到最初的问题：对于大型制药企业而言，未来增长究竟靠什么？

阿斯利康与BMS的潜在交易，或许提供了两个不同视角。

从阿斯利康此前收购Alexion布局罕见病，到通过合作获得Enhertu等ADC资产，再到如今潜在整合BMS，其背后的逻辑始终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如何提前布局下一个增长周期。

而对于BMS而言，这场潜在交易同样并非简单的退出，而是在核心产品进入生命周期转换阶段后，寻找更大规模平台释放创新资产价值的一种可能。

路径不同，但指向同一个判断：过去靠一个重磅产品支撑多年增长的时代正在过去。肿瘤治疗从靶向药走向联合治疗，从实体瘤延伸至细胞治疗，技术迭代的速度越来越快，任何一家公司都很难仅靠内部研发在所有关键方向保持领先。

无论这笔交易最终能否达成，它已经折射出行业正在发生的变化：未来十年的制药竞争，或许不仅是产品之间的竞争，也是研发体系、商业化能力以及企业战略选择之间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