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耕三十年，一位华裔科学家把“吸入给药”做成了一门生意

2024年，一位领英（LinkedIn）联系人给曾宪明博士发了条私信，说美国某大型药企CEO希望和他取得联系，探讨潜在的合作机会。

起初，他以为是垃圾邮件。

“某某想跟我联系，是很有名的大公司CEO，我几乎以为是骗局。”曾宪明博士回忆。

但消息是真的。对方辗转找到曾宪明博士，是因为此前的合作伙伴给出了一个直接的推荐：“佛罗里达有个曾宪明，你去找他，他肯定有办法。”

几个月内，双方达成合作。此后，项目推进速度也不断超出预期。

这段经历被曾宪明博士视为创业以来颇为自豪的一件事，并不只是因为合作本身，更在于一个做了30多年吸入药的人，终于有机会把自己熟悉的技术，放到一个更大的产品开发体系中。

吸入给药，远不是把药“做成粉”那么简单。

对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等肺部疾病，吸入是直达病灶的靶向给药；当吸入用于系统性疾病时，肺又成为药物进入全身循环的一条通道。

真正的难点在药物入肺之后。曾宪明把肺比作“一棵倒立的树”，气道不断分叉，药物最终沉积在哪里，不只取决于分子本身，还受制剂、颗粒性质、吸入装置、制造工艺乃至患者吸气能力等多重因素影响。

这种“药物+装置”的组合属性，让吸入制剂成为药剂学、装置工程、制造工艺、临床开发与监管科学的交叉领域。一款活性成分成熟的吸入药，想重新开发也绝非简单复制。

在曾宪明看来，这种复杂性恰恰构成了行业壁垒。高门槛的另一面是深护城河——一旦做成，很少有人能进来竞争，这也是他做了30多年吸入给药后，仍愿意创业的原因之一。

三十年来，曾宪明博士的履历始终围绕一个方向——吸入给药。

从Ivax、Teva到Lupin，他先后担任全球研发领导职务，长期负责吸入制剂的研发与产业化；此外，他也曾在伦敦国王学院从事学术研究，担任教授并发表50余篇同行评议论文。

但比履历更重要的，是这三十年经历留下的一个问题：吸入给药的价值，是否还能被进一步挖掘？

在大型药企的研发体系中，资源往往需要围绕明确的商业回报进行配置。一些曾宪明博士认为具有潜力、可能为患者带来更好治疗选择的创新吸入药物，并不总能进入优先开发序列。

“我不能去开发我想开发的、我认为更能给病人带来更好治疗方案的创新性吸入药。”曾宪明博士回忆道。

特发性肺纤维化（IPF）就是其中一个方向。

从人群规模看，这并非一个小众市场。2026年一项基于美国2017—2022年医疗数据的研究^[1]显示，美国IPF年龄、性别调整后的患病率约为34.4—67.1/10万人；2025年一项全球系统综述和Meta分析^[2]则显示，北美IPF患病率达到27.2/10万人，高于全球17.7/10万人的平均水平。

在他看来，IPF仍是一个存在明显未满足临床需求的领域。现有抗纤维化治疗虽然能够延缓疾病进展，但仍存在疗效和耐受性方面的进一步改善空间。

这也让曾宪明博士开始思考：如果不再局限于传统给药方式，而是从“药物如何到达肺部”重新设计治疗方案，能否为这类患者带来新的可能？

2022年，他离开大型药企体系，在思摩尔的支持下在美国创办传思生物（Transpire Bio）。传思在创业起点，并不是从某一款候选药物开始。曾宪明博士选择先建立“怎么把药送进去”的能力，再寻找适合被吸入递送重新开发的药物。

这也成为传思后来整个业务体系的出发点。

曾宪明博士在采访中用SpaceX作比喻：火箭本身不是目的，关键在于解决“怎么把人送到目标地点”；吸入递送也是如此，装置和制剂要解决的，是“怎么把药送到目标位置”。

围绕不同药物和临床需求，传思目前布局了干粉吸入剂（DPI）、软雾吸入剂（SMI）以及鼻腔给药等技术平台。其中，DPI覆盖不同剂量和药物类型的递送需求，SMI则兼顾成熟技术路线与新产品开发。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主动粉雾技术。

传统DPI主要依赖患者吸气产生的气流完成药物分散，而主动粉雾则由装置主动完成粉体分散和递送，有望降低患者吸气能力差异对药物递送的影响，也为肺功能较弱或需要较大剂量递送的患者提供另一种选择。

传思的思路并不是开发一个“万能装置”，而是希望建立药物、处方、装置与患者需求之间的匹配能力——什么药，应该用什么方式送进去。

这套平台能力最终还需要在生产端得到验证。

2025年12月，传思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Weston的制造设施完成FDA上市前检查（PAI），并获得企业检查报告（EIR）。公司披露该设施符合cGMP标准。

从制剂、装置到工艺放大、质量与生产，传思正在搭建的，是一套覆盖吸入药研发与产业化的全方位、一体化的完整能力体系。

而当“发射台”搭好之后，下一步的问题就变得更加现实：如何让这套能力真正产生商业价值？

目前，传思主要覆盖复杂吸入等效药、合作开发和创新药三条业务线。

这三者并不是三个彼此独立的项目，而是围绕同一套吸入研发和生产能力形成的不同商业出口。复杂等效药验证“能不能做”，合作开发让这套能力走向外部客户，创新药则进一步探索“吸入还能创造什么价值”。

传思首先选择的，是吸入领域技术门槛较高的复杂等效药，包括Trelegy Ellipta和Breo Ellipta 。

以Trelegy Ellipta（氟替美维吸入粉雾剂）为例，这是首个每日一次的单吸入器三联疗法制剂，用于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维持治疗。据GSK财报数据，2025年Trelegy Ellipta 的全球净销售达30亿英镑。对于传思而言，这意味着它的等效药市场本身就是一个足够大的商业目标。

这类产品的难点并不只是复制活性成分，而是要同时解决制剂、装置以及药械结合的整体等效性问题以及高度定制化的复杂制造体系产线及供应链。

2025年9月，传思的Breo Ellipta等效药简化新药申请（ANDA）获得FDA受理；2026年1月，低剂量Trelegy Ellipta等效药ANDA也获得FDA受理；2026年5月，高剂量Trelegy Ellipta等效药ANDA也获得FDA受理。公司披露，三项申请均涉及Paragraph IV专利声明，传思生物是相关制剂的首个申请者；若顺利获批，传思将获得美国180天市场独占期。

对于传思而言，这些项目的意义不只是潜在的商业回报，更是验证平台、建立商业化制造能力和积累商业化经验的重要入口。随着这条业务线向前推进，传思希望进一步把吸入研发能力延伸到创新药和合作开发。

如果复杂等效药是在验证“传思能不能做”，合作开发则让这套能力走向外部市场。

传思的思路是：当一家药企已经拥有一个分子，但传统给药方式存在局限时，传思可以从吸入递送的角度重新设计其开发路径。

传思已与前文提到的美国大型药企达成合作开发项目，并向动脉网披露，目前已获得数千万美金的里程碑付款；若产品最终获批上市，传思还将按约定获得一定比例的销售分成。

从合作模式来看，传思既可以利用自身的吸入制剂和递送平台，共同开发合作方已有药物，也可以将自身创新资产与合作伙伴的临床、注册及商业化能力结合。

这与传统CDMO的定位有根本性的不同。“我们不是CDMO，是合作开发伙伴。”曾宪明博士说。

这句话背后的区别并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合作深度：传思希望参与的是药物递送方案本身——从药物是否适合吸入，到制剂和装置如何匹配，再到后续开发和生产。

那条来自领英联系人引荐某大型药企CEO的私信，就是这种模式最具故事性的案例。

对于一家当时成立仅两年的公司而言，一家大型药企愿意把一个重要项目交给传思，本身就是对团队技术积累和行业信誉的一次外部验证。

吸入能力本身，也可以成为药企愿意付费购买的能力。

但对于曾宪明博士而言，复杂等效药和合作开发都不是终点。

“传思是一家创新药公司。”他多次强调。

传思的创新药布局，并不是简单增加更多疾病管线，而是围绕一个核心逻辑：寻找那些已经具备明确作用机制和临床基础，同时有机会通过吸入递送进一步改善治疗价值的药物。

目前，公司披露的创新方向包括特发性肺纤维化（IPF）、中枢神经系统（CNS）、肿瘤以及肥胖和糖尿病等。其中，IPF是重点方向之一。

传思目前围绕IPF布局三项吸入管线药物，包括PDE4抑制剂、新型PDE4B抑制剂新分子，以及利用软雾吸入平台推进的合作开发药物。

其核心思路，是利用吸入给药改变药物在肺部与全身的暴露关系。对于IPF这类以肺部病变为主的疾病，传思希望通过肺部局部递送提高病灶部位的药物暴露，同时减少不必要的全身暴露，从而探索疗效与安全性的进一步优化空间。

这种思路也在向肺部疾病之外延伸。

2026年1月，传思宣布一项新型吸入制剂候选药物完成首次人体给药，研究首先评估肺部及全身安全性、耐受性和药代动力学（PK），并探索包括帕金森精神病在内的CNS相关疾病。

此外，公司还在推进吸入GLP-1项目，探索其在减重维持治疗和糖尿病管理中的潜在应用。

从IPF到CNS，再到代谢疾病，传思的疾病布局看似分散，但背后的筛选标准并没有改变：不是为了“做更多疾病”，而是寻找那些能够因为改变给药方式而获得额外价值的药物。

这套模式的另一块拼图，是传思的全球化布局。

传思的总部、研发和生产中心均位于佛罗里达州，核心管理和研发人员来自美国。

2026年4月，公司正式启用位于上海金桥的卫星研发中心，重点开展新一代吸入装置平台以及面向欧洲、英国和亚太市场的复杂吸入产品研发。

曾宪明博士这样概括这种布局：“传思生物是美国的公司，中国的速度。”

从公司目前的布局来看，美国团队承担全球研发、临床、注册和商业化相关工作，中国团队则更多参与前期研发、装置工程以及工程化协同。

这并不是简单地增加一个海外研发点，而是在吸入药这一高度依赖工程协同的领域，把不同区域的研发资源接入同一条开发链。

采访最后，当被问到用哪些词定义传思生物时，曾宪明博士想了想，没有用英文，而是说了一句带着重庆口音的普通话：“任重道远，前途无量。”

这是一个在海外生活了大半辈子的重庆人，对他创办的这家美国公司的期许。

曾宪明博士做了30年吸入药，现在他把经验变成了传思的组织能力。三个ANDA实现首个申报，合作开发新药提前进入注册临床阶段，IPF管线拿到了孤儿药资格，GLP-1管线已确认候选分子——方向对了，剩下的交给时间。

参考文献：

[1]Fan Y, Bao H, Pimple P, Olson AL, Nathan SD. Incidence rate and prevalence of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7-2022. Ann Am Thorac Soc. 2026 Feb 1;23(2):208-218. doi:10.1513/AnnalsATS.202503-262OC. PMID: 40986793.

[2]Golchin, N., Patel, A., Scheuring, J. et al. Incidence and prevalence of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BMC Pulm Med 25, 378 (2025). doi:https://doi.org/10.1186/s12890-025-038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