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委员会第76届会议在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闭幕。会议期间，非洲区域通过了面向2026年至2035年的卫生融资战略，提出进一步加强国内卫生资源动员、提高卫生支出的效率和可持续性，以降低公共卫生体系对外部援助的脆弱性。这个最新动向背后，是非洲公共卫生正在面对的一个现实：过去数十年支撑其卫生体系的重要国际资金来源，正在发生变化。
而就在此前几周，南非卫生部门还在为一场期待已久的医学突破做准备。
2026年8月2日，南非卫生部宣布，正在积极为一种潜在的成人结核病新疫苗做准备，以便一旦三期临床试验成功并获批，能够尽快向民众提供接种。这款名为M72/AS01E的疫苗，目前正在南非、肯尼亚、赞比亚、马拉维和印度尼西亚五个国家开展三期临床试验，涵盖约两万名受试者。一旦获批，它将成为100多年来首个预防结核病的新疫苗。人类等待这一突破，已经整整一个世纪。
这可以说是迈向结核病新疫苗的重大一步。
但这场百年一遇的医学突破，恰逢全球健康治理体系经历剧烈震荡的时刻。
就在此前一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26年7月27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第26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20万，超过57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而国际艾滋病防治资金已降至近20年来最低——从2024年的88亿美元降至2025年的73亿美元，降幅达18%。报告警告，国际资金削减以及艾滋病预防和社区服务受到的冲击，可能导致疫情重新抬头。
南非成为这场危机最集中的观察窗口之一。这个拥有全球最多艾滋病感染者、同时也名列结核病高负担国家榜单的国家，既拥有非洲大陆上相对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也长期受到外援支持。
然而，2025年初国际援助的突然收缩开始冲击南非的公卫项目——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的资金突然冻结，约40个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资助的卫生项目收到终止函；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全球基金）在第七轮赠款周期中对南非的拨款削减了16%。
一边是等待了一个世纪的结核病疫苗突破，一边是支撑非洲公共卫生数十年的国际援助体系正在经历剧烈震荡。医学创新正在不断向前，但让这些创新真正抵达患者、让已经建立起来的公共卫生服务继续运转，仍然需要稳定的资金、人员和卫生体系支撑。
当科学突破与融资危机同时降临，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摆在面前：援助退潮之后，非洲公共卫生新的支点何在？
过去二十年，非洲在抗击艾滋病和结核病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
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数据，2024年非洲82%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获得治疗，而十年前这一比例仅为45%。2010年至2024年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新增HIV感染下降了56%。结核病防治同样取得进展。世界卫生组织《2025年全球结核病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新增结核病病例1070万，死亡123万；与此同时，非洲地区结核病发病率近年来持续下降。在2008年至2018年间，南非将人口预期寿命整整提高了10年。
然而，疾病负担依然沉重。UNAIDS执行主任Winnie Byanyima曾在2025年12月指出，非洲人口只占全球约19%，却占全球HIV感染者的65%。而南非则是全球艾滋病感染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根据南非统计局2025年7月发布的数据，南非约有815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占全国人口的12.9%，在15至49岁人群中感染率高达18.1%。与此同时，南非已经建立起全球规模最大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项目之一，约600万感染者正在接受治疗。
然而在UNAIDS设定的“95-95-95”目标，即“95%的感染者知晓自身状况、95%的知晓者接受治疗、95%的治疗者达到病毒抑制”中，南非交出的成绩单是“95-79-93”。知晓率和病毒抑制率都已基本达标，但正如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Paul Mashatile）在2025年世界艾滋病日纪念活动上公开警告的那样，确保知晓自己HIV状况的人持续接受治疗仍然是该国面临的重大挑战。
性别差异带来的不平等在南非疫情中尤为突出。年轻女性和青春期女孩仍是南非艾滋病疫情中最脆弱的人群之一，而性别暴力、经济不平等以及获得预防和生殖健康服务的障碍，又进一步放大了这种风险。据UNAIDS数据，2025年南非新增HIV感染中，女性占58.3%。在20岁至34岁的年轻女性中，HIV感染率分别高达26.2%和29.1%，几乎是同龄男性的两倍。
结核病的状况同样严峻。世卫组织将南非列为结核病高负担国家，每年约有数十万人罹患结核病。艾滋病与结核病的双重流行尤其增加了疾病防控的难度：艾滋病会削弱免疫系统，大幅增加感染者发展为活动性结核病的风险，而结核病长期以来也是艾滋病感染者最重要的死因之一。
在约翰内斯堡的一次实地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结核菌与HIV的双重感染率高达56.1%，同时伴随高吸烟率（33.1%）、酗酒（45.2%）和失业（50.2%）等多重健康和社会风险相互叠加。结核病是南非男性的头号杀手，每年约1.3万名男性死于结核病，而女性约为7000人。更令人揪心的是儿童结核病：南非每天有29名儿童开始结核病治疗，但儿童治疗覆盖率仅为47%。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结核病儿童从未得到治疗。如何更早发现结核病，并让患者及时进入治疗体系，仍是南非公共卫生面临的重要挑战。为此，南非近年来不断扩大主动筛查和早期诊断。卫生部门通过大规模筛查寻找那些已经患病、却尚未进入诊疗体系的“遗漏病例”，数字胸部X光、分子诊断等新工具也越来越多地进入结核病防控实践。
无论是让更多HIV感染者持续接受治疗，还是扩大结核病主动筛查、找到尚未进入诊疗体系的患者，都需要长期、稳定的卫生体系支撑。这不仅意味着药物和诊疗服务，还包括实验室、社区服务、疾病监测以及能够触达重点人群的基层网络。
过去二十多年，这套体系的建设和运行，一方面依靠非洲国家自身不断增加的卫生投入，另一方面也得到国际合作机制的长期援助。尤其在HIV防治领域，外部资金至今仍发挥着关键作用。UNAIDS的数据显示，在艾滋病防治领域，非洲的应对资金中77%来自外部。例如，作为全球健康领域最重要的融资机制之一的全球基金，就分别承担了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国际融资的26%、73%和59%，总投资超过690亿美元，挽救了约7000万生命。
然而，当国际健康资金开始收缩，这些来之不易的成果也面临新的风险。UNAIDS警告，如果资金削减持续，HIV预防、治疗和社区服务受到的冲击可能导致新增感染和艾滋病相关死亡重新上升。UNAIDS模型显示，若资金持续削减，到2030年东非和南部非洲将新增33万例HIV感染病例。
更重要的是，国际资金的重要性，并不能简单用它占一个国家卫生预算的比例来衡量。在对外援依赖程度较低的南非，一部分占比并不算高的外部资金，恰恰被投入整个公共卫生体系中最关键、也最难被常规预算覆盖的环节。
以全球基金为例。该基金在南非扮演者“战略合作伙伴”的角色。
南非国家卫生部全球基金项目负责人唐纳德·德马纳（Donald Demana）在采访中说，南非每年从全球基金获得约5.3亿美元，而南非自身卫生预算约80亿美元。全球基金只占不到10%的HIV治疗资金和不到1%的TB治疗资金，但这10%却起了关键性作用。
为什么？因为全球基金的钱是“战略性的”，而政府预算是“常规性的”。政府预算必须覆盖基础设施、人员工资、日常运营，“没有空间做创新”。而全球基金的资金可以用于填补那些政府常规预算难以覆盖、却对疾病防控至关重要的环节。
一个关键例子是数字胸部X光筛查。南非在12个结核病高负担地区部署了55台AI辅助数字X光机，用于扩大主动筛查，每年筛查数百万人。“这100%由全球基金资助，如果全球基金停止资助，这些设备将停摆，而政府预算中根本没有这一科目。”德马纳指出。
另一个例子是社区层面的服务。政府擅长诊所和医院内的“设施化服务”，但对性工作者、男男性行为者、跨性别者、吸毒者等“关键人群”的社区外展、追踪、心理支持，几乎完全依赖全球基金资助的民间社会组织。德马纳说，政府没有编制去做社区工作，如果全球基金撤出，这些人群将重新隐匿于流行病中。
这正是全球基金在南非的特殊之处：衡量它的重要性，不能只看占卫生预算的比例，还要看它被投向了哪里。
于此同时，南非也面临逐步提高国内融资、为部分全球基金支持项目寻找长期承接机制的压力。德马纳在采访中表示：“我们只还剩两个资助周期，之后必须（由政府）接管大部分创新项目”。2025年9月，全球基金通知南非，第七轮赠款周期的拨款将削减7710万美元（约13亿兰特），降幅达16%。
相比之下，PEPFAR资金冻结的冲击更为直接。据UNAIDS数据，在南非，15374名PEPFAR资助的HIV应对工作人员受到影响。超过8000名医护人员失业。约22.2万人面临日常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供应中断的风险，其中包括7445名15岁以下儿童。PEPFAR支持的HIV治疗人数从2024年的约431万骤降至2025年的258万。TB/HIV Care诊所关闭，影响了HIV感染者，特别是无家可归者，其中70%是吸毒者。
Ritshidze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由社区主导的监测系统，长期在PEPFAR重点地区开展工作，并获得其相关资金支持，每季度在450余家诊所、由140余名工作人员开展系统化的数据收集工作。自2018年成立以来，已对333,507名公共卫生服务使用者、191,893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以及44,942名重点人群就服务现状开展了调查，并进行了462次深度访谈。自开展监测以来，已观察到平均候诊时间缩短超过2.5小时，领取3个月用量药物的人数增加了42%，提供暴露前预防（PrEP）服务的机构数量增长了56%，通过取药点领取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人数增加了47%，以及其他诸多显著成效。
不过，Ritshidze官网提到，尽管其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艾滋病治疗项目，但仍有近200万人尚未接受挽救生命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他们或是从未开始治疗，或是曾开始治疗后又中断。
而更为糟糕的是，由于PEPFAR资金的突然中断，艾滋病毒治疗服务已受到严重干扰，医护人员被调离医疗机构，临时诊疗点也纷纷关闭，目前Ritshidze社区主导监测项目暂停。
据Ritshidze数据，超过5000名吸毒者失去了阿片类替代疗法和针具交换服务，HIV检测下降了8.5%，诊断下降了31%，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启动下降了30%。一篇发表于2025年的建模研究估计，若停止PEPFAR支持而不进行过渡，2025至2028年间南非将新增15万至29.6万例HIV感染，以及5.6万至6.5万例艾滋病相关死亡。
这场冲击揭示出，一些国际资金已经深度嵌入疾病预防、社区服务、医务人员和患者支持体系。一旦资金在缺乏充分过渡安排的情况下突然撤出，影响就可能迅速传导到患者。
南非自身正在尝试填补部分缺口。UNAIDS数据显示，南非目前已经承担本国HIV应对约77%的资金，2025年预算还计划未来三年继续增加卫生以及HIV和结核病项目投入。
但与此同时，国际合作仍然不可或缺。
援助收缩因此提出了两个同时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如何继续动员全球基金等国际资源，守住已经取得的健康成果；另一方面，如何让本国卫生体系更加高效、更具韧性，以更有限的资源服务更多人。
外部援助的潮水正在退去，但南非的故事却并未就此终结。恰恰是在这场危机中，一系列由本土需求驱动、本土智慧孕育的创新解决方案开始崭露头角，证明了在资源有限、援助收缩的困境中，非洲也在努力寻求出路。
2014年，南非国家卫生部启动了一项名为CCMDD（中央慢性病药物配送与分发项目）的计划。项目的背景是南非公共医疗体系正承受着巨大压力：随着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普及和非传染性疾病患者增加，需要长期治疗的患者数量出现了“未预料到的增长”。公立医疗机构不堪重负，资源紧张导致药品短缺和护理质量下降。患者面对的是漫长的等待和拥挤不堪的设施。
CCMDD项目找到了一条出路：将处方药的配药和包装转移到医院外，然后配送至经过评估的外部取药点。这些取药点可能是离家或工作地点更近的药店、超市、邮局，甚至是经过改造的集装箱。项目核心逻辑很简单：把药送到患者身边，而不是让患者来医院排队。
这场改革成效显著。项目被更名为“Dablapmeds”，“dablap”是当地俚语，意为“捷径”。目前，南非9个省中有8个省的约376万患者正在使用这一系统，从3500个取药点收集药物。患者通常一次可获得三个月药物供应，并从2026年4月起，稳定患者将获得六个月供应。每位患者的配药、分装和配送成本每年不到5美元。如果患者七天内未取药，药物将被退回。
目前只有5%的患者违约（即患者在约定取药日期后未能按时领取药物），远低于政府诊所至少15%的比例。项目负责人Mellin Pele表示，该项目“改善了药物获取、加强了对供应链的控制、减少了等待时间并减轻了污名化”。项目还为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超过3000个取药点每个至少雇佣一人。
CCMDD项目还“催生”了另一项令人瞩目的本土创新：Pelebox智能药柜。它的诞生源于创始人Neo Hutiri的个人痛苦经历：2014年，Neo被诊断出患有结核病，不得不从当地公共卫生诊所领取治疗药物。漫长的等待时间和种种困难让他深受触动。于是，他开始思考：科技能否让药品领取过程变得更快、更有尊严？
2015年，Neo创立了Technovera公司。2016年，他带着利用安全电子储物柜辅助慢性药品收集的构想，结识了CCMDD团队并开始合作。在卫生部支持下，Pelebox于2016年至2017年进行了试点。
Pelebox的运作方式很简单：药剂师将预包装的药物装入类似快递柜的智能储物柜中，系统随即向患者发送一条包含一次性密码的短信。患者收到短信后，只需在储物柜上输入密码，即可在22秒内打开柜门取走药物。整个过程完全自助，无需与任何人接触。如果储物柜位于诊所外，患者甚至可以24/7全天候取药。Pelebox不仅将取药时间从数小时缩短至数秒，更在疫情期间保障了患者的用药连续性。目前，Pelebox的业务已从南非扩展至纳米比亚，在超过123个社区运行。
值得一提的是，在外部援助面临挑战的背景下，中国的支持也发挥了作用。2025年，中国通过UNAIDS向南非提供了349万美元的两年期合作资金，其中3212.1万兰特拨给了CCMDD项目。
与此同时，另一种面向青年群体的创新模式也在南非生长出来。Tiko是一个2023年启动于南非的非营利组织，旨在应对年轻人，尤其是青春期女孩面临的健康危机。在南非，10-24岁的女孩面临着性暴力、意外怀孕和HIV感染的“三重威胁”。Tiko构建了一个由技术驱动的生态系统，通过同伴动员者、社区组织和零售商的网络，将女孩们与免费的、高质量的计划生育、HIV预防和性暴力支持服务连接起来。
Tiko的创新之处在于其“结果导向”和激励机制。它通过积分系统鼓励女孩们采取积极的健康行为，积分可在当地商店兑换生活必需品。2025年，Tiko影响了超过10万名青少年的生活，提供了超过14.6万次健康服务。Tiko的成功表明，将技术创新、社区参与和激励机制相结合，可以有效地解决复杂的青年健康挑战。
CCMDD、Pelebox和Tiko的故事共同指向了一个事实：非洲并不缺乏创新的能力，缺的只是一个被看见、被支持的机会。
这三种创新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诞生于南非本土的公共医疗体系内部，由本地需求驱动，由本地人才设计，依托国际援助及本地资源运行。它们不是仅等待国际援助的产物，而是在援助体系裂缝中主动生长出来的解决方案。它们向世界证明了一件事：非洲需要的不仅仅是外部资金的注入，更需要一个让本土创新能够萌芽、生长、扩大的土壤和机制。
外部援助的收缩，也使全球健康体系开始重新审视技术、产品和供应链的来源。
在这一变化中，除了非洲本土的创新，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值得观察的新变量。
诊断是这场技术突围的前沿阵地。
在南非，金山大学诊断创新中心（Wits DIH）展示了一种不同于传统援助的合作模式。DIH研究负责人Lesley Scott说：“诊断是全球健康的‘隐形支柱’，但它只占全球健康预算的极小部分。全球有4万多种诊断工具，但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47%的人几乎没有诊断可及性。”
南非的国家健康实验室服务（NHLS）拥有统一的实验室信息系统，覆盖87%人口，每年完成700万次HIV病毒载量检测、500万次TB检测。但新冠疫情暴露了供应链的脆弱性：南非95%的诊断设备依赖进口。
DIH团队曾在Omicron变种的早期识别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场危机让他们意识到：仅仅依赖传统供应来源是不够的，需要更多元、更灵活的合作伙伴。Scott回忆称：“疫情期间，我们有每年1000万次的分子检测平台，却无法获得某些试剂，我们不得不迅速转向开放PCR平台，利用研究能力开发替代方案。”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诊断技术开始进入南非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和验证体系。
一款由中国企业普世利华（Pluslife）开发的结核检测设备MiniDock MTB，正在改变南非结核病检测的格局。2025年，一项在南非开展的前瞻性诊断准确性研究评估了Pluslife检测在舌拭子和痰拭子上的表现，结果显示其诊断准确性与美国诊断产品Xpert MTB/RIF Ultra相当，但更便宜也更快捷。
全球基金已完成对普世利华首批超1300万美元的采购，面向包括南非在内的全球13个国家投放5000台检测仪器，配套供应300万人份检测试剂。这意味着，中国技术开始进入了全球公共卫生采购的主流渠道。
另据了解，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副教授唐昆团队通过清华的BRIGHT项目，在乌干达、柬埔寨、老挝、莫桑比克四个国家开展Pluslife的多中心社区实施性研究。“你如果要想去占领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你需要有多国、多中心的研究，你不能只在一个地方做。因为不同国家需要回答不同问题：乌干达研究它在初级卫生体系的适用性，柬埔寨研究如何优化执行策略，莫桑比克研究如何影响未来的全国性推广。”
AI手持超声项目是另一个典型案例。在埃塞俄比亚，一款来自中国公司理邦的手持超声设备，只要在孕妇腹部做几个简单扫描，AI就能判断危险指征，甚至可以预测预产期，正负误差仅3天。在非洲很多初级卫生机构没有超声科医生的情况下，这意味着无数母婴生命得以挽救。
“在非洲很多不发达地区，产检就是一个听筒听听胎音，唯一的产房药品就是催产素。”唐昆说在医疗条件非常简陋的埃塞俄比亚地区，AI手持超声可以极大弥补医疗人力不足。清华团队采用整群随机对照的研究方法，基于执行科学进行对照研究，不仅研究有效性，还研究成本效果、用户接受度和可推广性。项目合作方告诉唐昆：埃塞俄比亚卫生部长在听取汇报后，已计划在全国推广这一AI超声技术。
除了Pluslife，DIH还在与中国企业进行多项合作。Hugo Biotech（予果生物），DIH正与该公司合作，在南非独特的HIV-TB高合并感染环境中验证其技术。Scott强调，“南非的TB环境与全球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同，患者痰液产生困难，细菌负荷更低，需要更敏感的检测。开发者必须在这里做评估，确保技术‘适合目的’。”
予果生物推出的结核分枝杆菌核酸检测试剂盒（TB-EASY®），是一款基于舌拭子样本的实时荧光定量 PCR（qPCR）体外诊断产品。TB-EASY®最突出的创新在于以舌拭子样本替代痰液样本进行结核分子检测，并能进行高通量筛查。传统结核诊断高度依赖痰液，但在真实世界中，约25%的成年肺病患者无法提供合格痰液，超过80%的社区筛查者无法顺利提供可用痰液，儿童、老年人及HIV 感染者等群体尤为困难。舌拭子采集过程无创、不产生气溶胶，显著降低了医护人员感染风险，且操作简便，可在基层医疗单位和流动检测点广泛部署。
这些案例显示，一批来自中国的诊断、影像和数字健康产品正在尝试进入非洲的临床验证和基层应用体系。
中国的参与不仅体现在产品层面，而中非的卫生合作也正在形成更制度化的框架。2025年10月，中国宣布推进在非洲本地生产胰岛素、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和疫苗等基本药物。2025年11月，中国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宣布向南非提供349万美元的两年期资金，由UNAIDS协调实施，用于扩大HIV预防和重点人群服务。
但中国技术和资金的进入，目前远不能等同于对传统国际援助的替代。
全球基金、PEPFAR等机制支持的不只是产品采购，还包括医务人员、实验室、疾病监测、供应链、社区组织以及重点人群服务。相比之下，中国目前参与全球健康的优势更多体现在产品、技术、研发和供应链等领域。两者承担的功能并不完全相同。
真正值得观察的，不是谁“接替”谁，而是新的技术和资源供给能否与非洲国家自身卫生体系、全球基金等多边机制以及本土创新形成互补。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中国技术正在南非乃至整个非洲的公共卫生体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不是对西方援助的简单替代，也不是对本土创新的压制，而是一种全新的、基于技术和产品的合作方式。这种方式的核心优势在于：它以远低于传统产品的价格，提供了可与之匹敌甚至更优的性能；它以灵活的合作模式，适应了资源有限环境下的实际需求。
唐昆团队正在推进的AI初级卫生保健框架更为宏大，整合中国市场上已有AI能力的便携诊断设备，形成一整套面向发展中国家的AI解决方案，覆盖分诊、数据采集、诊疗辅助、处方监管、诊所管理等环节。这套方案已获得世卫组织西太区支持，在印度尼西亚和蒙古落地试点，正在寻找非洲合作伙伴。
但这条路仍处于起步阶段。正如唐昆所指出的，中国医疗健康产品出海仍面临药监体系与欧美不接轨、企业缺乏长期战略规划、世卫组织PQ预认证后难以转化为订单等多重障碍。中国技术能否真正成为全球健康版图中的稳定变量，取决于能否跨越这些障碍，也取决于能否与南非的本土创新形成更深度的融合，而不仅仅是产品的单向输出。
当普世利华的检测设备开始进入非洲国家的研究和应用场景，当AI手持超声在埃塞俄比亚的乡村评估孕产妇风险，中国技术在非洲的落地已不是零星的个案，而是正在形成一种趋势。
但这种技术输出的意义，远不止于讲“中国产品进入非洲市场”的商业故事。它指向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全球健康资金更加紧张，如何让有限的外部投入产生更持久的影响？
援助退潮之际，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浮出水面：在继续争取必要的国际资源之外，非洲公卫如何建立更加多元、可持续的支撑体系？
这不仅是非洲国家和新兴技术提供方面对的问题，也是传统全球健康资助者正在重新思考的问题。如何守住过去二十多年取得的健康成果，同时让今天的投入产生更加持久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迫切。
盖茨基金会的变化提供了一个观察窗口。2025年5月，比尔·盖茨宣布将在20年通过盖茨基金会捐出几乎全部个人财富；并计划于2045年12月31日永久关闭盖茨基金会。未来20年，基金会的慈善支出将达到2000亿美元。
2045年是盖茨基金会自身的时间表，并不是全球健康合作的“最后期限”。但对于一个明确计划退出、同时又是全球健康领域重要资助者的基金会而言，它把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变得更加具体：今天投入的资金和创新，如何在外部资助者有一天离开之后继续产生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基金会给出的答案并不是停止传统融资、转而只做技术。
2025年，基金会承诺向全球基金第八轮增资捐款9.12亿美元；同年又宣布到2030年投入25亿美元，加速长期投入不足的女性健康领域研发。同时针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的疾病负担，大力推动开发适合的创新技术，然后推广使用。一方面继续支持全球基金这样的多边融资机制，另一方面推动疫苗、药物、诊断和数字技术创新——这两种投入并不是彼此替代，而是相互补充。与此同时，基金会也长期支持中国全球健康创新能力建设，包括与清华大学等机构合作，推动更多高质量、可负担的健康产品服务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从这个意义上看，传统的“给鱼”与“授人以渔”或许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过去二十多年，全球基金、PEPFAR等国际机制不仅支持药物、疫苗和诊断产品，也投入实验室、供应链、疾病监测、社区服务和卫生人才；反过来，一项技术进入非洲，也并不自动意味着能力已经留下。真正的问题，是外部投入最终能否转化为当地可以持续运行的制度、人才和能力。
这种思路也体现在基金会对非洲国家应对援助收缩的支持上。盖茨基金会非洲代表处主任Paulin Basinga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基金会正在聚焦自身擅长的创新领域，通过技术与制度创新来降低项目执行与运营成本；同时部署2000万美元专项基金——不是简单地填补资金缺口，而是“提升非洲卫生系统自驱力”，帮助各国政府“构建分析能力，理解外援削减的影响，从而制定具体战略以巩固健康成果的可持续性”。
这种对创新和卫生体系效率的关注，也延伸到了人工智能。2026年1月，盖茨基金会与OpenAI宣布启动5000万美元的合作计划“Horizon1000”，帮助非洲国家利用人工智能改善医疗体系，目标是2028年底前覆盖多个非洲国家的1000家基层医疗诊所。
盖茨在宣布该计划时指出：“在医护人员严重短缺、医疗系统基础设施匮乏的贫困国家，AI可以彻底改变现状，扩大优质医疗服务的覆盖范围。”据估计，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目前缺少约600万名医疗人员。这类尝试的意义，并不是用技术替代卫生投入，而是在医护人员和财政资源都更加紧张的环境中，探索如何让有限资源产生更大的健康效益。
中国技术在非洲的实践，也可以放在这一变化中理解。从结核病快速检测到AI手持超声，再到面向基层卫生体系的数字工具，中国庞大的制造和创新能力，有可能为全球健康提供更多价格可负担、适合资源有限环境的技术选择。
但技术的真正价值，最终仍取决于能否进入并改善当地卫生体系。当社区护士能够操作分子诊断设备完成结核检测，当基层卫生员能够用AI超声评估孕产妇风险，技术才可能真正扩大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从更长远看，外部技术能否与CCMDD和Pelebox等南非本土创新形成互补，也将决定其能否真正融入当地卫生体系。
然而，从产品进入市场到真正融入卫生体系，并非坦途。在唐昆看来，中国医疗健康产品出海仍面临多重结构性障碍：相关监管体系与欧美不接轨增加了进入国际市场的成本；中国企业普遍缺乏长期战略规划，“关注的就是卖出一笔货是一笔货”；世卫组织PQ预认证的高昂成本与不确定的市场回报形成矛盾。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技术输出本身并不自动等同于能力建设。一台设备被运到非洲，如果没有配套的培训、维护和供应链保障，它很快会成为废铁。
真正的能力建设，不是简单地把技术产品运过去，而是帮助本地体系建立吸收、使用、维护和迭代技术的能力。这意味着外部合作需要超越一次性的产品输出和设备销售，更加重视知识共享、人才培养和体系建设。2025年中国援建非洲疾控中心总部投入使用、2026年中疾控与非洲疾控中心签署加强公共卫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合作内容从基础设施逐步延伸至疾病防控、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这些制度化合作表明，方向正在调整，但距离系统性转型仍有距离。
在全球健康融资收紧的今天，问题并不是应该在“继续援助”和“推动自主”之间二选一。对许多疾病负担较高的非洲国家而言，过快撤出国际资金可能直接威胁已经取得的健康成果；与此同时，国际投入也需要更加注重撬动本国资源、创新和长期能力。
南非的经验提供了一个缩影。
这个国家已经承担自身HIV应对的大部分资金，但全球基金等国际机制仍然支撑着主动筛查、社区服务和重点人群等关键环节；CCMDD和Pelebox这样的本土创新正在提高卫生体系效率；中国等新的合作伙伴开始带来更多技术、产品和南南合作资源；慈善基金会则继续承担高风险研发、创新催化和资源动员的角色。
这些力量没有任何一个能够单独取代过去的全球健康合作体系。新的支撑结构或许正在它们之间形成：国际资金继续守住那些最关键的防线，本国投入承担越来越大的责任，本土创新提高体系效率，而新的资金、技术和创新供给则不断加入。
但这种新的平衡仍远未建立。全球健康资金正在收缩，疾病负担并没有同步消失；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新的药物、疫苗和诊断工具正在走出实验室。如何让资金的减少不至于抵消科学进步，正在成为下一阶段全球健康面临的现实考验。
文章开头提到的M72/AS01E结核病疫苗，或许正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注脚。
一个多世纪之后，人类终于有望迎来新的结核病疫苗。但从实验室里的科学突破，到真正打进一个南非普通人的手臂，中间还有很长的路：临床试验、监管审批、生产供应、国际融资、政府采购和基层卫生体系，缺一不可。
科学可以创造一支疫苗，却不能独自把它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中。
这也是援助退潮之后，全球健康合作真正面对的问题：既要继续为全球基金等已经被证明有效的机制动员资源，也要让更多国家、企业、科研机构和创新者加入进来；既要守住已经取得的健康成果，也要让今天投入的资金和技术，逐渐沉淀为当地可以持续运行的能力。
一个世纪的等待之后，下一支结核病疫苗或许已经越来越近。
但全球健康真正的考验，从来不只是能否创造突破，更是能否让突破抵达需要它的人。
渝公网安备 5001120250216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