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一条LinkedIn动态在医药BD圈刷屏：原百济神州中国Search & Evaluation（搜索与评估，简称S&E）负责人青婧博士宣布加入吉利德科学，出任执行总监、中国搜索与评估负责人。该动态有200多个点赞，100多条评论。

她自己写得很克制：“把中国创新带给全球患者。”但放在2026年的中国创新药版图上，这句话的分量很重，它更像一个信号：跨国药企中国区 BD 的重心，正在从“把海外项目引进中国”转向“在中国找项目，送到全球管线里去”。青婧的新岗位，刚好卡在这个变化上。

S&E不是普通BD岗。它处在跨国药企外部创新链条最前端：看什么方向、不信什么故事、把哪些中国Biotech推到全球研发委员会桌上，都由这双“眼睛”先定调。与以往MNC中国区BD的核心任务是把全球新药引进中国不同的是，现在他们第一职责正在变成把中国早期资产送进全球管线。

青婧也并非个例。辉瑞的牛颖、诺华的玉深、礼来的王嵘与赵晓琳、罗氏的Harm-Jan Borgeld、强生的俞颖慧、安进的陈泳峰，正密集出现在中国创新生态的各种路演、论坛和尽调现场。一张新的MNC中国“眼睛地图”正在成形：销售GM还在管生意，但真正决定未来十年全球管线成色的，是这些敢对加州总部说“这项目不行”的人。

在青婧领英留言互动中，她与朋友们回复的是：在会议和BD活动中见。

BD交易中，公众的关注点一般都聚焦在Term Sheet、首付款、里程碑和总交易额。但一笔大交易能不能成立，往往在签意向书之前就被决定了，这个关键决策点之一就是BD最前面的一公里是Search & Evaluation。

Search & Evaluation这个职务需要确认看什么方向、不看什么方向、判断什么、输出什么。S&E要回答的是更朴素也更残酷的问题：这个靶点是不是真问题？动物试验有效，人身上是否成立？临床前数据能不能被重复？创始团队是能做药，还是只会融资和发新闻稿？

与此同时，S&E还要向公司输出短名单、尽调备忘录、科学风险清单、交易建议，直接喂给全球BD和研发决策层等。

为此，对项目来说，S&E的一句话，可能比后面十轮谈判都重要：被写进短名单，就有机会进全球管线；被归为“中国热度项目”，基本就停在PPT里。

所以S&E人选极难找。纯BD老炮懂人脉、懂条款，但未必看得懂靶点机制和毒理曲线；纯科学家懂机制，却未必懂MNC全球研发委员会怎么毙项目，也未必懂中国Biotech的叙事里哪句是真话、哪句是融资语言。

行业真正稀缺的，不仅是某一段桥梁，而是具备“科学底子+全球标准+中国生态直觉”的三合一，打通总部与中国，同时又能看明白项目，懂生态圈玩法的人。

青婧恰好就是这种人。

从青婧履历看，拥有北大生物学士、密歇根州立大学博士学位，在Amgen做到生物标志物发现研究总监，覆盖肿瘤、自免、炎症、心血管代谢。

2021年青婧回百济，从零搭中国S&E体系，主导80多个项目尽调，参与全球授权、战略合作和NewCo投资。她有句被BD圈反复转述的话：“数据是BD最重要的语言。”在早期资产时代，这句话比“人脉广、项目多”值钱十倍。

但她的履历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她曾经任职于多少家知名药企，而是她经历了两套不同的创新环境。在跨国药企，她需要理解全球研发团队如何判断科学证据、评估临床转化和配置研发资源；在百济神州，她面对的是中国Biotech不断增加的创新项目，以及这些项目如何跨越研发、交易和全球开发之间的门槛。

而吉利德请她来，并非找个高管充门面。这家以病毒学起家、如今横跨病毒学、肿瘤、炎症的公司，2017年才在中国做商业运营，已有13款创新药获批、8款进医保，中国区总部去年完成扩容。

与此同时，吉利德近两年在中国的合作，也已经显示出它对外部创新资产的持续关注。如2025年，吉利德旗下Kite与深圳普瑞金达成合作，推进下一代体内疗法的研究开发。协议包括1.2亿美元首付款及后续里程碑付款，潜在总额最高约16.4亿美元；2026年2月用8000万美元首付款、最高15.3亿美元总包拿下勤浩MAT2A抑制剂GH31。

前者需要面临的研发挑战是如何通过体内递送和工程化技术，实现对细胞治疗的进一步拓展；GH31不是后期成熟药，是合成致死早期资产，项目能否形成临床价值，取决于靶点机制、特定患者群体的识别，以及后续开发能否兑现早期研究的假设。

将两笔交易放在一起看，吉利德在中国寻找的并不是某一个热门赛道的单点机会，而是能够补充全球研发管线的不同技术和项目。吉利德要的，不是有人帮它在中国卖药，而是有人替全球研发体系在中国“先筛一遍”。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S&E正在从后台岗变成战略岗。以前中国区BD像采购助理：总部定方向，中国找卖家。现在中国区S&E像情报官+科协+风控部：搜实验室、评机制、翻数据、看CMC、判断团队，再把中国创新翻成加州听得懂的risk/benefit语言。MNC在中国买早期科学的时代来了，眼睛必须先换。

更重要的是汇报线在变。S&E强不强，不看title好不好听，看它向谁汇报。青婧在吉利德挂Corporate Development下的China Head of S&E；辉瑞的牛颖在Global Business Development里管中国搜索与评估；诺华的玉深在Strategy & Growth里接全球搜索优先级。 当中国S&E开始直接对话全球BD、全球研发和治疗领域负责人，中国区就不再是“分公司”，而是全球管线的前哨。

所以青婧履新这件事，表面是百济人去吉利德，底层是MNC中国职能重排：从“引进中国”到“搜索中国”，从“市场执行”到“管线前端”，从“中国GM背书”到“S&E头写备忘录”。人才先动，组织才会动，交易结构最后动。

而这一轮人才流动也颇有意思：MNC过去从中国挖的是销售、注册、医学事务；现在最想挖的，是本土全球化Biopharma里被百济、恒瑞、信达、石药、科伦博泰训练出来的S&E/BD科学家。他们既懂中国科学家怎么讲故事，也懂Genentech、Amgen、Pfizer全球委员会怎么拆故事。青婧们，就是MNC在中国最想长出的“双语者”。

今年以来，中国创新药出海热持续升温、势头强劲。国家药监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81笔，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超2025年全年80%，是2024年的两倍多。从品种上看，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主流治疗领域，主要受让企业来自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

更关键的是交易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石药与阿斯利康185亿美元的交易，卖的不只是分子，是长效多肽+AI驱动发现+给药平台；恒瑞与BMS 152亿美元的交易，是13个早期项目共同推进；信达与辉瑞105亿美元的合作，12个肿瘤项目里部分采用共同开发、欧美共摊利润；礼来分别牵手信达、海思科。 

一位全球咨询公司BD负责人向动脉网表示，现在一个趋势是，在BD交易中，已经从“卖青苗”过渡到“合伙开垦”，MNC付的不再是晚期确定性溢价，而是为中国早期科学假设、平台能力和工程化效率买单。

“这对MNC是刚需。一款全球新药平均投入26亿美元、耗时10到15年、成功率不足10%，内部研发又容易陷入管线同质化。而在中国有着明显的优势，如工程师红利、临床推进速度、低成本高质量数据和越来越多FIC/BIC分子。所以行业另一个现象出现了，买方不来看中国，全球管线就会少一块；来看了但看不懂中国，就会要么错过GH31，要么踩雷‘国产ADC宇宙’。”上述负责人指出。

于是“扫货”这个词就浅了。MNC不是来淘宝的，是来装雷达的。雷达装在总部不行，时区差一层，PPT滤镜差一层，“中国特殊论”再差一层；雷达装在上海、北京、苏州、张江、bioBAY，才有可能在创始人第二轮融资之前，先看到那个MTAP/MAT2A、肝外siRNA、in vivo CAR-T、双抗ADC、原位编辑项目。

这也是为什么2025年以来中国药企S&E岗位招聘需求快速增长，且主要由MNC新设岗位驱动。所以近期在职场上，最性感的头衔可能不是“中国区BD总监”，而是“China Head of Search & Evaluation”。前者更像生意负责人，后者是全球管线的中国传感器。

辉瑞是最早把中国 S&E 制度化的公司之一。牛颖清华生物博士，2011 年离开咨询加入辉瑞，做过产品线规划、新产品开发与上市，碰过 Ibrance、Staquis，后来转中国搜索与评估，覆盖肿瘤、炎症与免疫、疼痛、CNS、泌尿、抗感染。她这种路径的好处是，不只问科学成不成立，还问产品能不能进全球组合、商业天花板在哪。辉瑞后来在三生国健等交易里敢给大首付款，背后就有 S&E、BD 和全球研发的判断。

诺华则把 S&E 写成“全球搜索的中国触角”。其中国 S&E 职位直接写：寻找源自中国的 M&A/BD&L 机会，把中国技术和早期资产对齐到全球 S&G 优先级，成为 biotech 眼里 Novartis 的第一张脸。玉深这类角色，重点不是签单，而是常年泡在创新生态里，看小核酸、递送、早期技术平台，帮全球 Strategy & Growth 更新中国竞争地图。

礼来、罗氏、强生、安进也各有偏好。礼来中国创新合作中心王嵘、赵晓琳更偏外部发现和早期合作，愿意在代谢、肿瘤、神经、免疫里做共同发现；罗氏由Borgeld管Asia Pharma Partnering，沈宏管中国创新中心，强调转化医学、生物标志物和诊断闭环；强生俞颖慧看肿瘤亚太BD，把CMC和可开发性当硬门槛；安进陈泳峰管亚太BD，整体更偏全球产品本地化，但也会盯中国伴生技术。 眼睛不是都长一个样，但都在从“引进端”转向“搜索端”。

所以在这1100亿美元交易真正的拐点在于：MNC总部开始承认，中国不只是成本中心、销售市场和临床入组池，而是全球管线的idea source。这个认知一旦成立，组织上就一定表现为，在中国设S&E、把S&E汇报给全球、让S&E头参与全球搜索会、用S&E备忘录代替中国GM的口头推荐。

这也是青婧去吉利德被过度解读的原因：大家盯的是“百济到吉利德”，产业盯的是“吉利德终于在上海装上了科学型雷达”。接下来三年，MNC在中国签不签大单，很大程度不取决于中国区总经理多能喝，而取决于上海办公室里那个S&E头，有没有在2026年就把2029年的管线候选看穿。

S&E集体换人，最先感到不适的其实可能是中国Biotech创始人。

过去见MNC，对面常是“想引进产品的中国GM”，寒暄完问市场多大、医保怎么看、峰值销售多少。现在对面可能是Genentech做过靶点发现、Amgen管过全管线生物标志物、百济尽调过80个项目的人。寒暄很短，第一句往往是：你这个靶点的人体证据链在哪？小鼠有效，人的T细胞表达和剪切变体考虑了吗？这个ADC linker在储存条件下稳不稳？这个双抗的developability数据为什么只给摘要？

青婧们最不怕的是“项目早期”，而是“数据经不起追问”。所以当MNC中国S&E升级，Biotech的融资式叙事就开始贬值。“我们和某MNC在聊”镇不住场子了，“全球首创”四个字也救不了机制空洞。

君联资本执行董事戚飞在动脉网的沟通中也多次提到临床数据的重要性。拥有注册性、头对头、全球多中心阳性结果的品种，能优化现有治疗方案、具备显著临床差异化，才有机会实现价值兑现。

上述负责人指出，未来Biotech需要面对的至少有三道关口。第一道是科学证据：靶点是否具有可靠的疾病生物学基础，分子设计是否真正形成差异化，实验结果能否重复，转化医学假设能否落实到临床开发。第二道是开发能力：CMC、毒理、临床方案、知识产权和全球监管要求能否经得起系统审查。第三道是交易后的兑现能力：项目获得授权后，双方能否持续推进研发，能否在临床研究中验证早期假设，能否把潜在里程碑转化为真实的开发进展。

这也逼着中国创始人换语言。以前路演讲赛道、讲团队、讲估值、讲竞品融资；现在要讲靶点生物学、人体证据、可重复数据、转化医学假设、生物标志物分层、CMC稳健性、临床药理和全球开发路径。BD材料要从“商业计划书”变成“科学尽调包”。这个变化动脉网也从多位Biotech处得到证实。

谁先适应，谁就能在Co-Co、NewCo、共同开发里保留更多权益；谁还停留在PPT创新，就会被S&E归进“中国热度项目——不推”。

对MNC来说，换眼也不是万事大吉。中国S&E头再强，也架不住总部偏见：比如总觉得中国数据“内部做的不如欧美可信”，或者把中国FIC当成美国机制的廉价复制。真正厉害的MNC，会让中国S&E参与全球搜索优先级制定，而不是只做本地项目搬运工。青婧在吉利德的价值，不完全是“找到好项目”，更是把百济那种“用全球标准筛中国资产”的方法论，嵌进吉利德全球BD流程里。

更深的变化在权力结构。一位跨国药企负责人向动脉网表示，过去MNC中国区的话语权来自销售额，近年来“资产发现权”也为其在总部带来了不少话语权。“总部会看我们今年给全球管线贡献了几个经得起尽调的中国分子？你有没有在早期把项目先盯住？”

这也是为什么这则人事变迁值得行业关注。青婧加入吉利德、牛颖留在辉瑞、玉深坐在诺华、王嵘赵晓琳在礼来、Borgeld在罗氏，单独看是跳槽，连起来看是MNC中国区身份重构：从销售末端，到市场执行，再到管线前端；从“把全球创新引进中国”，到“把中国创新推上全球”。

未来十年，判断一家MNC重不重视中国，不用看它在中国卖了多少药，也不用看它发布会请了哪位部长。只看三件事：它上海/北京有没有独立S&E团队；这个团队向全球Corporate Development还是向中国GM汇报；它的S&E头有没有权力在备忘录里写“Not recommended to global team”。

这三件事都成立，中国创新药的身份才真正切换：不只是世界工厂，也不只是临床入组地，而是世界实验室。S&E 这双眼睛换完之后，中国 Biotech 要学会用科学说话，MNC 要学会用尊重说话，资本会发现下一波超额收益，不属于最会融资的人，属于最会被 S&E 写进短名单的人。

青婧那句“把中国创新带给全球患者”，以前像口号，现在更像岗位职责。接下来几年，如果这些中国 S&E 真把项目送进全球后期临床，回头看，这轮出海的变化，可能就是从这些人事变动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