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 “肿瘤组织类器官培养费”（项目编码179）和“肿瘤类器官药物敏感性检测费”（项目编码180）纳入全国统一收费目录。

1月，国家医保局印发手术和治疗辅助操作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正式设立 “生物 3D 打印（组织）辅助操作费” 价格项目。全国已有23个省份陆续公示了生物3D打印肿瘤组织模型的相关收费项目。

“由此，生物3D打印收费路径已经形成完整闭环，搭建起「建模+检测」双线并行的收费体系。”长都生物研发总监任帅强调，3大收费目录是同一条诊疗路径上的不同环节，对应不同阶段：　

（同一患者不重复收费，具体执行以各省物价文件为准）

这套闭环受限落点到一个应用场景——肿瘤患者的个体化药敏检测。

不同患者的肿瘤具有不同的生物学特征、发展和治疗反应，这使得标准化的常规治疗/用药方案无法满足每个患者的特定需求。因此，个体化药敏检测利用体外培养的肿瘤组织或细胞，通过模拟体内肿瘤环境，评估多种药物对肿瘤的抑制效果，进而预测患者对特定药物的敏感性与反应。

如果说基因检测是在回答 “肿瘤有什么突变”“适用于哪类免疫治疗/靶向用药”，个性化药敏检测回答的则是 “某款特定药物对这位患者的实际疗效”。

医生可以根据患者的肿瘤特征和药物敏感性结果，调整治疗方案，以提高疗效、减少毒副作用，提升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宁波长都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都生物”)是由北京协和医院团队和清华大学团队的技术转化而来，经IVD龙头海尔施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孵化成立的高科技型生物企业。基于10余年的生物3D打印研发与产业经验，长都生物聚焦生物3D打印原代肿瘤组织，开展患者来源肿瘤模型、药物敏感性检测与科研合作。

以长都生物为代表的生物3D打印技术，开辟出一条类器官工程化、精准建模的新实现路径。

诚然，体外模型无法100%复刻体内环境。

新技术弯道超车的核心在于，如何让体外模型尽可能贴近关键维度（如原代细胞组成、基质结构、营养与氧条件），进而提升药敏检测等应用场景的成功率。

传统路径多依靠基质胶包埋、细胞自组装等，存在培养周期长、不确定性高的局限。长都生物自研的生物3D技术由机器执行，依据精准设定的结构参数，每个模型的结构、细胞分布和基质成分高度一致，批次一致性因此更可控。 

目前，长都生物已构建49种实体肿瘤模型。由于不同肿瘤对材料的机械性能、打印参数、交联条件的要求都不一样，需要逐类摸索并固化成标准参数。

传统路径通常需要经过细胞传代，传代过程中体外筛选出的肿瘤分型可能与体内产生偏移；基于生物3D打印更短的建模周期，模型不需要传代，更利于保持体外模型与体内肿瘤的一致性。

传统路径常用的基质胶成分复杂，部分为小鼠来源，批次差异大、价格也高；长都生物3D打印应用成分明确的人造水凝胶，成本更可控。基于不同原代肿瘤的养分需求不同，长都生物开发多种专用培养基。

生物3D打印能够精确控制不同细胞类型的空间分布，可构建出更接近真实的肿瘤微环境。此前，长都生物技术合作团队在Frontiers in Immunology发表论文指出，利用生物3D打印构建了包含肿瘤细胞与成纤维细胞的微环境模型，证实基质细胞的存在可显著促进肿瘤细胞的增殖、侵袭和耐药性。

任帅解释道，“通俗来说，我们在建模阶段不做细胞分选，这样原代肿瘤里的间质细胞、浸润的免疫细胞也能一起保留在体外模型里，更接近患者体内真实的肿瘤微环境。”

据悉，长都生物实现了98%以上的肿瘤模型培养成功率，可完整保留原代肿瘤生物学特征，还原肿瘤异质性。

同时，药敏检测报告全周期从传统路径的2~4周，缩短至最快8天，降低患者等待成本。时间上可与术后病理报告同步出具，赶在患者术后首次治疗前，为临床提供用药参考。

应用端，生物3D打印仍然绕不开类器官药敏检测的门槛，即“能不能预测药效”的效益问题——预测效力本身还得靠临床验证。

任帅首先描述了一个早期研发阶段的场景——拿到患者肿瘤样本后，团队保留一部分用于检测对照组，另一部分用于3D生物打印建模。针对模型与原肿瘤样本，团队开展多维度对比：通过HE染色切片确认体外模型组织结构与体内组织相似；利用荧光标志物标记特定肿瘤特征，比较体内外表达是否一致；使用流式细胞仪解析细胞组成，验证肿瘤细胞、间质细胞及浸润免疫细胞的比例与体内微环境是否吻合；基于基因测序，比对表达谱和突变谱的一致性。

十余年的积累下，长都生物团队及其合作方已发表40余篇覆盖不同肿瘤方向的研究文章。

任帅提到，“其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证明生物3D打印构建的体外模型与患者体内肿瘤在结构与功能上高度一致。”

在静态与分子层面验证外，长都生物还进行了临床随访层面的功能验证追溯。

在一项40例患者的观察性临床试验中，20例患者使用了根据模型筛选出的有效药物，另外20例患者虽然也获得了筛选结果，但最终使用了低推荐度药物。随访结果显示，使用低推荐度药物的患者生存期明显更短，而选择有效药物的患者生存期显著延长。

而一线临床端的情况往往更为复杂。“在和医院合作过程中，我们发现，至少80%的临床医生使用过类器官，其中一部分会出现失败或科研合作中断的情况”任帅对此深有感触，“在这类情况下，新技术、新解决方案对他们的吸引力很高。”

他强调，药敏检测模型在培养中途失败，不仅影响科研进度，更会带来商业风险、信誉大打折扣。而保持高成功率、确保项目稳步推进，是早期聚焦临床方向并快速打开存量市场的关键。

任帅认为，生物3D打印模型极高的批次一致性，是支撑高成功率的根本原因。

目前，长都生物已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北京协和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多家顶尖医疗机构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已成功完成超3000例肿瘤药物敏感性检测。

任帅提到，将生物3D打印类器官推向规模化应用，长都生物主要做三件事：

一是临床研究合作。目前正与全国多家医院开展100余项临床研究（包括观察性与干预性研究），由研究者发起、经伦理审批，用真实世界数据回答「药敏结果与临床结局到底有多相关」的问题。

二是科研院所合作。围绕建模材料、培养体系、评价标准，与高校和科研机构联合攻关，也包括共同发表研究。

三是标准共创。长都生物作为主要起草单位之一，参与制定了国内外首个《3D生物打印肿瘤模型的通用要求》（T/CAMDI 122-2023）团体标准。

另一方面，年内价格立项的利好是实实在在的：以「生物 3D 打印（组织）辅助操作费」为例，目前已有 23个省份正式发文公布价格，三级医院价格区间在 1500–1900 元，其中湖南、西藏等地已经开始执行。

“这意味着收费有了明确依据，医院在开展这项服务时的顾虑会小很多。”

值得一提的是，长都生物孵化方海尔施生物是中国最大的医院检验科“一体化”服务提供商之一，可提供检验科所需的100%仪器+试剂+服务，代理包括贝克曼库尔特、沃芬、IMMUCOR、赛默飞等众多海外IVD解决方案。截至2025年，已与800多家医疗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其中对江浙沪地区三级医院的覆盖率达80%以上。

2023年，双方合作的先进生物制造和肿瘤研究中心（宁波）实验室落户海尔施生物医药产业园。研发中心占地1200平方米，包括生物3D打印实验室及多个功能性实验室。

依托丰富的临床资源与产业链实力，长都生物构建起“平台+服务”的药敏检测商业模式：已在全国建成6家自有实验室，按生物安全二级（BSL-2）标准建设与运行，与各地医院开展第三方检验合作；同时，正与多家区域级医院共建类器官与药敏检测中心，医院提供临床场景、长都生物团队提供技术、专业人员与运营服务。

产品端，长都生物已覆盖40多种常见及罕见实体瘤。

生物3D打印，核心解决的是传统类器官的工程化、可控性问题。其精准调控的建模方式，能够有效弥补传统类器官技术在标准化程度、微环境重建、批次一致性等方面的局限。

这意味着，生物3D打印在培养成功率、检测周期、多药联合筛选效率等方面具有差异化优势。

换句话说，它拥有更高的系统迁移与泛化能力。

任帅谈到，肿瘤里有相当一部分是罕见癌种，临床上没有机会反复试错，无法靠一个个病例去堆经验建模。因此，长都生物团队把这套体系沉淀成“按癌种调参”的方法论——包括材料配方、打印参数、培养条件——这样遇到新的罕见癌种时，也能有较大把握完成建模和培养，而不是从零构建模型。

这一技术逻辑下，生物3D打印的服务能力与定制化可覆盖绝大多数实体肿瘤，而不局限于少数几个大癌种。对临床来说，罕见癌种的患者也能用上个体化药敏；可服务市场也从少数癌种扩展到49种实体肿瘤。

与此同时，长都生物正在开发全自动化检测设备，提高检测通量与稳定性，并降低人工成本，提升药敏检测服务的推广难度。

如何将实验室科研转化到需求最迫切的应用场景？这是长都生物团队一脉相承的能力。

其技术团队最早做3D生物打印肝脏起步，当时的目标，是探索可用于移植的体外肝脏组织。“这是很长远的方向，中间要跨过血管化、功能维持、安全性评价等一连串难关。”

任帅提到，首先落地肿瘤药敏应用，是因为这里的临床需求最迫切、反馈周期最短：肿瘤患者等不起，8天出结果就能直接影响用药决策。

而肝脏、肾脏、心脏等健康组织3D打印，长都生物仍然作为长期布局在坚持——比如新药研发中的毒理安评，长都生物已与多家国内外知名药企启动相关实验合作。

抓住现实注脚的同时，创新企业们始终在仰望可及的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