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安斯泰来与澳大利亚生物技术公司Audax Biosciences签署独家选择权与许可协议，标的是一款IL-12抗体-细胞因子融合蛋白DAX-044。

首付加行权款合计2.85亿美元，开发与商业化里程碑最高10.5亿美元，总潜在价值13.4亿美元，另加阶梯式两位数销售分成。

值得注意的是，DAX-044尚未进入人体，I期临床计划2027年才启动，安斯泰来选择为一个临床前阶段的IL-12资产支付近13亿美元。

当PD-1、ADC、双抗等肿瘤治疗路径竞争加剧，MNC究竟还在寻找什么？当内部研发越来越难覆盖所有创新方向，BD又将扮演什么角色？

IL-12并不是一个新鲜概念。

早期研究中，IL-12就被认为具有较强的免疫激活能力，可以促进免疫系统对肿瘤细胞发动攻击。但问题同样明显，如果这种免疫刺激作用在全身范围内发生，毒性可能成为临床应用的主要限制因素。

一篇2020年发表在《Frontiers in Immunology》上的综述文章指出，IL-12从有希望的新疗法变成了被排斥的黑羊，原因便是多项研究中出现了患者死亡。1990年代的早期临床试验显示，IL-12全身给药会产生剂量限制性毒性，后续美国FDA叫停了所有IL-12试验。

这也是过去IL-12相关疗法没有形成大规模临床应用的主要障碍之一。

DAX-044试图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

按照Audax公布的信息，DAX-044是一款免疫靶向IL-12抗体-细胞因子融合蛋白。其设计思路不是简单提高IL-12的免疫刺激能力，而是利用抗体靶向机制，将IL-12的活性尽可能集中到肿瘤微环境中，在发挥免疫激活作用的同时降低全身暴露带来的毒性。

Audax披露的临床前研究数据显示，该分子已经表现出潜在的best-in-class therapeutic index，目前正在推进IND/CTN申报准备工作。

过去，免疫治疗更多是在寻找如何把免疫系统调动起来。而随着治疗手段增加，问题逐渐变得更加具体，例如能否把强效的免疫刺激限制在肿瘤组织。目前，围绕肿瘤微环境进行局部化、靶向化的免疫调节，正成为一些新型免疫疗法探索的方向。

2026年6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团队在Cell Reports Medicine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将IL-12与抗TIGIT抗体的scFv片段串联融合，构建出T-12分子。后续数据显示，与野生型IL-12相比，最大耐受剂量提高了约100倍。

该研究提供了另一个观察角度。IL-12早期研究的主要问题，并不完全在于免疫刺激能力不足，而在于强烈的全身性免疫激活很难通过简单的剂量调整获得足够的安全窗口。

把IL-12送到肿瘤局部的策略，能把安全窗口拉开一个数量级。

正是基于此，DAX-044有成为潜在best-in-class的价值。

Audax宣称，其AVIKINE®平台的核心是把IL-12的免疫激活活性浓缩在肿瘤微环境内部，同时限制历史上制约IL-12疗法的全身毒性。

安斯泰来在公告中称DAX-044在临床前研究中展现了同类最优的潜在治疗指数。但最终能否兑现，还要看Ⅰ期临床能否证明安全性，以及后续疗效数据能否支持进一步开发。

也因此，安斯泰来达成的这笔BD交易是首先获得DAX-044的全球独家选择权；如果未来行使选择权，才会获得全球开发、生产和商业化权利。

在当前地缘政治和监管环境下，大型药企与Biotech之间有了更丰富、更明确的分工。

多数Biotech可能把资源集中在某一个技术平台或候选分子上，在早期研发阶段承担科学探索；大型药企则拥有更完整的临床开发、注册、生产和商业化体系。

一项药物从早期发现到上市，更像是一场被拆成多个阶段的长跑。早期团队可能擅长发现机制和完成候选药物筛选，但到了全球多中心临床、注册申报和商业化阶段，需要的能力已经发生变化。

这恰恰也是大型药企参与早期BD的意义之一。

从安斯泰来的布局来看，其肿瘤研发已经覆盖多条技术路线，包括CLDN18.2、KRAS、ADC、精准医疗和免疫治疗等。

仅在CLDN18.2方向，安斯泰来既有单抗，也在继续向双抗等路径延伸；靶向CLDN18.2与CD3的双特异性抗体ASP2138已经进入Ⅲ期临床，并于2026年8月完成Ⅲ期首例患者给药。

2026年ESMO大会披露的研发项目，便包括KRAS G12D靶向蛋白降解剂setidegrasib、泛KRAS突变或扩增实体瘤项目ASP5834，以及针对CLDN18.2表达实体瘤的ASP546C等。

当成熟靶点和热门技术的赛道逐渐拥挤，要做的便是寻找下一代创新资产。

此时，BD可以在MNC内部研发覆盖不到的地方，用交易完成风险分配和能力拼接。

当某个新机制尚未进入大型药企的既有研发体系，或者内部资源难以同时覆盖所有方向时，通过外部合作获得项目选择权，可以让药企更早接触潜在资产，同时避免立即承担全部后续开发成本。

一位来自孵化型投资机构的从业者坦言，对于Biotech而言，一家只有单一管线的中国Biotech，很难承受把核心资产放进新公司结构的风险；而有能力做多管线布局的公司，才更有可能把一两个项目拆分出来，交给国际团队去运行。直接授权给MNC，可以拿到的是即时现金、较为确定的交易节奏和更短的监管路径。

落到这笔交易里，安斯泰来拥有的选择权则保留了根据未来数据决定是否继续投入的空间。对于Audax而言，合作意味着获得资金支持，同时有机会在项目进入人体临床后，将后续全球开发交由具备相应资源的大型药企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