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源头创新走向全球：国际顶尖资本把尽调搬到教授“白板前”

相比国内多数投资基金，RA Capital不追风口，而是立足临床与市场真实需求，从顶尖高校教授团队中挖掘颠覆性原创技术和科学发现。它不以商业计划成熟度、团队完备度或教授商业化能力作先入评判，而由资深科学家团队多维度深度研讨科研成果及产业化机会，强度堪比科研答辩。一旦认定有重大突破潜力，便调动资源、经验和人脉，协助教授打磨商业方案、搭建团队、补齐短板，推动成果产品化。RA Capital项目不多，但认准后重度投入。

这套动作不是临时起意。S2S原本就是2018年从波士顿长出来的机制：由F-Prime、SV Health和Atlas Venture发起，后来RA Capital、5AM Ventures、Osage陆续加入。其机制是把顶尖学术机构里的疗法研究人员，与全球生物科技投资人、制药企业及行业高管放到同一个场域。学术提案先经顾问团多轮评审，入选团队再进入专属导师计划，由资深投资人和运营专家一对一打磨科学方案、商业化叙事与路演内容，然后才到现场做演示和研讨。它的目标不是评名次，而是帮好科学迈出“从实验室到公司”那一步。

他们的这一套模式在国外已经取得巨大成功，如今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今年S2S第一次到中国，由RA Capital与启明创投联合主办。2026年10月15日，在杭州西湖大学约130位参会者坐进同一间会议室，一半是从波士顿、旧金山、东京飞来的海外投资人。10支从43个申请项目里筛出的决赛团队依次讲自己的科学，但台下没有打分牌，也没有“8分钟讲完、2分钟被问两句”的压缩流程。会前那90分钟发生的事，在会场里被继续下去：投资人围着PI追问假设、终点、IP和临床路径。教授们参与的这种 “实验室深度交流”，本身就是 S2S 流程中会前导师环节的一部分，并不是会议之外额外的花絮。

为什么全球顶级投资机构愿意在一家公司尚未注册、分子尚未进入IND（新药临床试验申请，Investigational New Drug Application）时，就把十几个人的时间花在PI的白板前？关键在于资产端的变化。启明创投合伙人、医疗创新行业共同负责人陈侃向动脉网分析称，BD不是跟着资本风口走，而是跟着资产和数据走。中国实验室产出的科学不必等到最后一刻才被看见；无论是临床前数据、早期分子还是平台能力，只要达到可验证的节点，就可能成为全球买方能够识别的资产。

全球BD前移，不是因为中国公司更会卖资产，而是中国科学供给端变了。

来自S2S大会上的信息显示，中国生物医药创新已经积累起不同于过去的科学基础。2025年，中国共有76个创新药获批上市，高于2024年的48个，创下历史新高。过去五年，中国在Science、Nature、Cell上的论文数量增长超过100%。高引用科学家中，新锐科学家占中国总数的47%，另有9%的后备力量。

这组数字的意义，不仅在于中国科研产出的增长，更在于全球买方拥有了更多值得深入评估的早期科学发现。但科研产出和人才积累，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可交易资产。对跨国药企而言，关键在于这些早期发现能否形成扎实的数据支撑，并显示出进一步开发的潜力。

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在第一届S2S大会做了第一个主旨发言，他认为，基础研究能力、人才积累和临床资源的持续发展，正在为中国早期生物医药项目进入全球视野创造条件。

不过，陈侃在接受动脉网采访时强调，跨国药企的BD决策最终还是要回到资产本身，科学依据是否扎实、数据能否支持进一步开发，是判断项目价值的重要基础。这意味着，具备明确开发潜力的早期项目，有机会在临床数据尚未成熟时，就进入全球买方的评估范围。

2026年启明创投医疗创新合作伙伴开放日，提供了一个观察MNC如何接触中国早期资产的切口。活动当天，近60家企业进行了176场一对一交流，参与最活跃的一家药企对接了18家启明被投企业，另一家受到较多关注的生物科技企业则与13家顶尖药企会面。高密度的一对一交流，让药企能够围绕具体项目与创业团队展开沟通，也使早期资产的筛选不再局限于成熟管线的交易机会。

今年的活动还首次设置并购专题工作坊，由启明生态合作伙伴Centerview Partners面向医疗创新企业CEO，讨论估值、交易结构及交易执行。除了更早接触潜在买方，企业也需要提前理解交易规则，为后续合作做好准备。

不过，融资压力使早期项目在交易时机上面临两难。陈侃提到，初创团队通常希望优先向跨国药企直接License out，但如果药企认可项目价值，却希望等待更多临床数据再推进交易，团队就需要寻找资金支持后续开发。从项目现阶段推进到具备License-in交易条件，通常还需要投入2亿至3亿美元的临床开发资金，中国企业未必能在国内筹足，也很难独自在海外做大规模临床。此时，NewCo可以通过引入海外资本，为后续开发提供资金，但团队也可能需要让渡部分资产权益和开发决策权。

对中国Biotech而言，找到买方只是第一步，如何通过持续开发和融资，将早期科学发现转化为具备交易价值的资产，同样关键。这也使BD逐渐从研发成果形成后的交易对接，前移至早期项目的开发规划与融资路径设计。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资产即使尚未积累成熟的临床数据，也可能获得高额首付款。陈侃举例称，一项临床前资产被默沙东收购，首付款达4亿美元；另一项来自启明被投企业、刚进入临床阶段的资产，首付款也达到5.88亿美元。这些案例显示，交易并不一定要等到临床数据成熟后才发生，但首付款的高低仍取决于资产的科学价值、开发潜力及具体交易条件。交易达成也不意味着资产价值已经兑现，后续临床验证能否取得进展，才是其开发潜力能否转化为实际价值的关键。

把视线放到美国，类似的机制已运行近十年。Josh Resnick介绍，S2S起源于剑桥，由一群风险投资人发起，旨在通过导师指导和产业资源，帮助学术界与产业互动相对不足地区的科研成果走向创业。今年，RA Capital等全球投资机构将这一机制带到中国。

S2S的引入，也让中国源头创新面临的转化问题更加具体：基础研究和药物研发能力不断提升，但科研优势并不必然转化为产业优势。早期科学发现能否成为可交易资产，除了取决于技术本身的开发潜力，也需要高校和医院的成果转化机制、专业开发团队及早期创投机构及时跟进。

但资本更早介入，并不意味着买方会降低评估标准。陈侃提醒，学术评审得分高，不代表项目能够解决真实问题；郭天南也强调，虚拟细胞模型哪怕在竞赛中的某些打分再高，如果不能在实际生产研发中创造价值，就很难获得客户认可。对于早期项目，投资人和药企不仅要判断科学发现是否可靠，还要评估其临床价值与进一步开发的可能性。能否经得起科学和商业的双重检验，决定了一个项目能否从受到关注走向实质性合作。

S2S来到中国，值得关注的是它如何介入早期项目。陈侃向动脉网介绍，进入决赛的10个项目，每个都有1至2位生物医药投资人参与辅导。辅导不仅涉及商业计划书和路演打磨，还包括科学假设、临床开发路径及潜在BD机会的梳理，帮助科研团队在公司成立前更具体地评估项目的开发潜力与商业化前景。

全球顶尖投资机构提供的也不只是资金，还有公司建设能力。RA Capital 可协助引入有经营经验的伙伴共同创业，让教授专注打磨原创成果，筑牢转化环节的核心优势。在这种模式下，科学家负责源头发现，职业团队推动产品开发和企业运营，创投机构则为科研成果走向产业化补上公司建设这一环。

全球顶尖投资机构关注中国项目，不仅因为成本优势，也因为中国正在涌现具有First-in-Class潜力的早期科学发现。陈侃认为，中国基础学科和生物医药研究水平的提升，是吸引美国投资人关注中国源头创新的重要原因。他同时指出，美国不少生物医药创新也起步于科研院所。不过，从科学发现到First-in-Class产品，仍需经过后续开发与验证。

找到科学，不等于找到资产。

公开数据显示，西湖大学自2019年以来，已有教授创办约66家高科技公司，融资总额超过200亿元人民币。这些数据反映了科研成果转化和创业活动的活跃度，但公司数量和融资规模并不等同于产业化成果。从实验室发现到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品，还需要经过技术验证、临床开发和商业化检验。如何跨越从科研成果到产业价值之间的鸿沟，仍是中国源头创新走向全球市场需要解决的问题。

陈侃强调，科研与产品开发是两种不同的能力。他向动脉网用了一个比喻：科研像在家里做一道菜，产品开发更像开设几千家连锁店，每一家都要按照统一标准制作，保证不同城市的产品一致。药物开发同样需要可复制的实验、稳定的工艺、清晰的临床路径，以及能够支持注册和全球交易的证据链。科学家可以提出配方，但把配方转化为产品，需要专业团队。

对于早期资产的评估，陈侃有一套自己的判断标准：临床需求最重要，其次是数据和专利，最后才是团队。早期创新充满不确定性，明星团队并不必然做出最好的产品。对投资人而言，关键是临床需求是否真实、数据是否可靠、知识产权是否清晰，而不是团队的光环有多耀眼。

判断一项早期创新能否进一步转化为资产，概念验证是重要节点。陈侃认为，有些项目凭借临床前数据就能完成概念验证，有些则需要临床数据。无论处于哪个阶段，关键都在于能否在实际场景中获得可重复、可解释，并得到潜在买方认可的结果。科学发现只有经过这样的验证，才有可能转化为具备开发和交易价值的资产。对源头创新而言，BD可以推动合作更早发生，但技术的实际价值，最终仍要由证据来回答。

西湖大学团队的虚拟细胞项目，展现了平台型创新依托产业合作探索商业化的思路。团队以蛋白质组及其时空动态为切入点，基于西湖大学的时空蛋白质组数据搭建虚拟细胞模型。经过多条技术路线评估，团队选择优先开展平台合作，在真实研发场景中验证模型价值。团队已有的研究积累为模型提供了初步支撑，包括长期蛋白质组学研究、501例独立三阴性乳腺癌患者组织和类器官药物虚拟筛选实验，首次展示虚拟细胞模型在药物研发和临床应用上的潜力。当然，现有成果还无法替代规范的前瞻性临床试验。

郭天南表示，团队仍需通过后续合作验证技术、积累更多证据。对这类平台型创新而言，能否在实际研发中证明技术价值，并逐步建立可靠的证据链，是其后续落地和商业化的关键。

与平台型项目不同，上海瑞金医院心内科广慈教授张震宇的心衰项目，从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出发。针对部分心梗后心衰患者治疗选择有限、心脏移植又受供体短缺制约的现状，团队聚焦抗纤维化机制，计划优先纳入心脏纤维化程度较高的患者，并以心脏磁共振（CMR）评估的纤维化指标作为早期研究终点。通过将患者筛选与疗效评估纳入早期开发设计，团队希望更有针对性地验证治疗机制，为后续开发提供依据。

对于仍需补充临床数据、又面临融资压力的早期资产，NewCo可以通过引入海外资本，为后续开发提供资金支持，并建立相应的开发团队。但这一模式也涉及资产权益、开发责任和决策权的重新分配。NewCo能够解决资金和开发组织问题，却不能替代临床验证，资产最终能否成功，仍取决于后续研发进展。

AI平台同样不能替代产品开发。陈侃认为，最重要的仍是产品能够解决什么未满足的临床需求。AI工具可以参与研发的不同环节，但目前没有一家平台能够独立解决单个产品从发现到开发的全部问题。对全球买方而言，AI本身不是溢价的充分理由；只有当它帮助企业做出更好的产品、获得更扎实的数据并形成更清晰的临床路径时，技术才会真正转化为资产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源头创新仍面临成果转化机制的挑战。高校的成果转化流程、医院的权益与激励机制，以及资本市场和商业医疗市场的发展程度，都会影响早期创新的产业化进程。尽管一些高校已探索出较为高效的转化模式，不同机构之间仍存在差异，医院端的成果转化也有待进一步完善。科研优势能否转化为面向全球市场的创新资产，仍取决于这些环节能否有效衔接。

陈侃向动脉网分析称，未来的全球化创新资产可能不再局限于教授创办的公司，而是由科研团队提供源头创新，职业经理人和产品团队推进开发，临床团队设计验证路径，全球BD拓展合作，再由创投机构支持公司的运营与发展。这意味着，科学发现的产业化不必由科学家独自完成，而需要不同专业力量在早期就参与进来。

启明创投医疗创新合作伙伴开放日将MNC的需求提前对接到被投企业，RA Capital等机构则尝试在公司成立前提供孵化支持。两种实践虽然介入方式不同，却都在尝试缩短科学发现与后续开发之间的距离，让早期项目更早明确开发方向、潜在合作机会及所需的组织能力。

全球BD前移只是开始。其背后不只是全球合作方更早关注中国创新，更是中国源头科学加速进入全球产业视野。中国生物医药接下来需要回答的，不只是如何让全球合作方更早识别中国科学发现，更是本土创新主体如何以专业化团队、持续研发和高效成果转化机制，把科学发现转化为经得起全球临床、注册和市场检验的创新产品。这一过程不是单向输出，而是开放合作中的平等互利、双向赋能。能否形成持续产出高质量创新资产的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源头创新在全球生物医药竞争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