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健康治理眼下缺的，不是信息。AI几秒钟能生成内容，几分钟能跨语言传遍全网；机构、媒体、平台每天都在生产知识。但信息多了，共识没多；传播快了，行动没快。真正的缺口在“可信”：人们不是找不到信息，而是不知道信谁；机构不是没发布，而是发出去的东西未必有人看、有人懂、有人用。
第五届全球发展与健康传播论坛把主题定为“合作与韧性：智能时代的全球信息公共品”。论坛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清华大学全球发展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共同承办，近200位国际组织、学术界、媒体和产业界代表到场。讨论的重心不是怎样发出更大声音，而是一个更实际的问题：能不能建起一套让不同国家、不同社区都愿意相信、能够使用、共同维护的知识基础设施。
这就不只是传播学了。科学创新不会自动变成社会进步，信息开放也不自动等于公共品。从“有信息”到“有信任”，从“被看见”到“被使用”，中间隔着很长的路。没有这一步，再好的技术、再对的证据，也会在信任赤字里被消解。
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郑志杰在开幕致辞里说得很直接：“可信、可及、可共享的信息，不仅是科学创新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更是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建立信任、形成共识、开展合作的重要基础。”公共品的“公共”，不在于公开多少，而在于能不能持续生产、科学验证、公平获取、有效使用。疫苗和药物之所以是全球公共品，是因为它们有可共享的价值；到了数智时代，数据、证据、风险沟通机制、可信信息基础设施也有公共品属性，只是质量更难一眼判断。
可信靠什么？靠透明的方法和制度，不靠权威姿态。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主任Christopher Murray以全球疾病负担研究为例指出，全球健康数据和研究成果要真正发挥公共价值，必须重视研究方法、模型假设、不确定性及数据局限的透明度，同时充分吸纳本土证据与专业知识。全球疾病负担研究被当作典型公共品，不只因为覆盖广、数据多，更因为来源可追溯、方法可审查、结论可复核。没有这套流程，信息再正确，跨国家、跨文化也很难被共同接受。
可理解、可行动，才是信息公共品和“正确信息”的分界线。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应急司司长Gina Samaan在开幕致辞中强调，社区是卫生安全的重要基础，有效的风险沟通与社区参与能够帮助建立公众信任、支持知情决策，并提升卫生应急准备和响应的有效性。她介绍了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通过区域倡议提供实用工具、技术支持、能力建设和协作网络的努力，并肯定了中国及清华大学在区域卫生合作、健康传播和行为科学研究方面的贡献。风险沟通如果只从机构视角往外发，不倾听社区担心什么、需要什么，就很难变成保护行动。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全球发展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周庆安也强调，健康安全离不开信息公平，可信信息资源的持续供给与有效应用应在全球健康治理中获得更多重视。中心的研究显示，非洲仍是全球健康与发展报道的重点关注地区，但来自全球南方的本土知识、实践经验和主动叙事仍有更大的传播空间，全球健康与发展传播应进一步关注全球南方作为知识生产者和行动者的角色。
郑志杰还指出，全球信息公共品不能由少数国家、机构或技术平台单独定义和提供；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不应只是信息和知识的接受者，更应成为知识生产、规则制定和创新应用的积极参与者。
AI是绕不开的变量。它带来的不只是效率，还有知识生产和信任结构的重组。盖茨基金会非洲区域主任Paulin Basinga通过视频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非洲在改善儿童健康、加强本地卫生创新与制造能力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科学技术突破本身并不能保证其成果惠及最需要的人群。公众对创新的理解与信任、可靠信息的可及性，以及本土社区的参与，都是创新转化为实际健康成果的重要条件。
Paulin Basinga认为，AI有潜力帮助一线卫生工作者更便捷地获得专业知识和决策支持，但技术公平不仅意味着能够使用工具，也意味着非洲国家和机构有能力参与塑造相关知识、技术及应用方向。他呼吁加强科研机构、媒体、技术创新者与社区之间的合作，让可信知识更广泛地服务公共利益。
阿里巴巴达摩院资深技术专家、多癌筛查负责人张灵介绍了达摩院在医疗人工智能领域的探索，展示如何通过AI与CT等常用医学影像技术相结合，辅助发现早期癌症及其他重大疾病，探索让先进医疗技术惠及资源相对有限地区的路径。他同时宣布，达摩院将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全球发展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联合启动“AI for Global Health Communication Dialogue”国际对话机制，围绕人工智能、健康传播和全球信息公共品等议题开展持续交流，连接国际组织、科技企业、公共卫生机构、媒体与高校，促进跨领域协作与知识共享。
AI的另一面是责任。主论坛圆桌讨论中，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国际发展中心研究员、世界卫生组织前全球传播主任Gabby Stern，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大学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心主任王秀丽，以及财新智库董事、高级研究员黄山，分别从国际组织、学术研究和专业媒体视角，探讨全球信息公共品建设中的共同规范、能力建设、资源投入与跨机构协作。
讨论关注如何在维护科学严谨性、专业独立性和公众信任的同时，让可靠知识更有效地进入公共讨论和实际行动。公共品不能只做“内容”，还要帮人判断：找到可信来源、理解证据边界、识别信息操纵。机构、媒体、平台都得在AI应用里把责任边界划清楚。否则错误信息出来无人负责，受损的不只是某家机构，而是整个信息生态的可信度。
社区共治是另一条路。Gina Samaan在主旨演讲中进一步介绍了风险沟通与社区参与如何从信息传播走向支持卫生应急决策。她重点分享了世卫组织与清华大学全球发展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合作开发的BRIDGE工具，介绍其如何帮助卫生部门识别信息缺口、行为障碍和社区关切，并将相关洞察转化为应急响应的参考依据。论坛期间，清华大学全球发展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举行BRIDGE工具联合发布与合作启动仪式，中心副主任陈梁及世卫组织西太区技术官张文雅菁介绍了工具开发与模拟试点的有关工作。
在风险沟通议题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校长讲席教授May Lwin和腾讯新闻较真平台负责人李敏分别作为BRIDGE学术网络与媒体网络代表分享经验；来自中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卫生部门官员则围绕禽流感、登革热、台风等风险，交流如何把信息监测、社区反馈和风险沟通融入决策。可信信息的价值不只在风险发生后及时发布，更在平时能不能持续倾听社区、理解公众行为、共享可靠证据、支持及时决策。
全球南方共建是结构性问题。疟疾联盟首席执行官James Tibenderana、一丹奖基金会秘书长区天伦、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战略伙伴关系负责人文华分别结合疟疾防控、非洲教育创新、女性健康与南南合作实践指出，全球南方的本土知识、社区经验和有效方案需要被更广泛地认可、验证和共享。本土机构、研究者和社区得真正参与知识生产，不能只当被外部讲述的案例。
健康公平则要落到具体人群。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蒋俏蕾教授和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王丹柠在相关讨论中分别致辞，陈梁发布了《新出生人群健康的社会干预与传播实践报告》。与会者围绕政府、医疗机构、公益组织和媒体如何协作展开讨论，目标很实在：让专业健康知识和社会支持更有效地服务家庭和新生儿健康。
资源在收缩，传播领域也不例外。越紧的时候，越不能把信息公共品当成一次性活动。周庆安介绍，清华大学全球发展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正携手全球伙伴，尝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降低专业知识、研究成果和数据的获取与使用门槛，整合中心“全球发展与健康传播信息港”积累的研究资源及国际权威机构的公开信息，搭建面向传播工作者的AI信息查询工具，计划在论坛后逐步开放免费试用，并探索将其发展为全球共建、开放共享的AI信息公共品。陈梁在闭幕式上表示，应进一步推动以全球信息公共品建设为核心的健康传播实践，深化行为科学与卫生应急的结合，加强多方协作与知识共享，让知识和信息更有效地转化为实际决策与行动。
全球信息公共品不是“更多信息”的同义词。它是智能时代健康治理的信任基础设施，需要可信证据持续生产、社区倾听形成制度、AI工具可及可问责，以及跨国家、跨机构、跨语言的长期协作。这件事做成了，赢的不只是传播，而是全球合作最稀缺的那点东西——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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