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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亿元首付款!苏州一家Biotech卖了三款自免CAR-T

黄雨柔 2026-11-19 13:11

11月18日,跨国制药巨头辉瑞(Pfizer)宣布与中国创新药企星锐医药(Starna Therapeutics)达成独家许可协议。

 

根据协议,辉瑞将获得星锐医药三款处于IND申报前阶段、用于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体内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in vivo CAR-T)项目在大中华区以外的独家开发、生产及商业化权益。同时,辉瑞还获得在炎症与免疫疾病及肿瘤领域使用星锐医药专有体内CAR-T技术的权利。

 

作为交易对价,星锐医药将获得3.3亿美元(约22亿人民币)首付款,并有资格获得最高23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以及产品上市后的销售分成。若计入全部潜在里程碑付款,这笔交易总金额最高可达26.3亿美元。


辉瑞买的不只是三款CAR-T


要理解这笔交易的价值,需要先看星锐医药究竟在做什么。

 

星锐医药的核心技术之一,是肝外靶向脂质纳米颗粒(LNP)递送平台。

 

传统LNP容易在肝脏富集,限制了RNA药物向其他组织和细胞递送。为此,星锐医药通过脂质结构设计和载体表面修饰,探索提升RNA肝外递送能力。

 

具体来看,平台包括两条路线:组织特异性LNP(tsLNP)通过构建脂质分子库,结合人工智能(AI)计算与高通量筛选,寻找具有不同组织递送偏好的配方;细胞选择性LNP(csLNP)则通过在载体表面偶联抗体、蛋白质等配体,增强对特定细胞的识别与递送。公司披露,目前已积累数千种新型脂质分子,并筛选出上万种LNP配方。

 

这一技术布局与体内CAR-T的核心需求相契合:将编码嵌合抗原受体(CAR)的遗传物质有效递送至目标T细胞,使其在体内完成改造。递送效率和细胞选择性,直接影响这一路线能否实现。

 

因此,辉瑞此次获得的不只是三款临床前候选项目,还包括星锐专有体内CAR-T技术在炎症与免疫疾病、肿瘤领域的使用权,以及后续合作研究成果的选择授权权利。交易由具体管线延伸至技术平台,也为双方未来开发更多产品留下了空间。

 

事实上,星锐医药此前已持续投入肝外递送和体内细胞治疗领域。2025年10月,公司完成4400万美元B轮融资;2026年5月,又完成近4000万美元B+轮融资。两轮资金均将用于推进体内细胞治疗管线及肝外递送平台建设。

 

当然,平台积累不等于产品价值已经得到验证。此次授权的三款项目仍处于IND申报前阶段,疗效和安全性尚待临床检验。

 

那么,辉瑞为何愿意在如此早期的阶段支付3.3亿美元首付款?答案还需要从体内CAR-T赛道本身寻找。


礼来已经先行,辉瑞加入竞争


从全球产业布局来看,众多MNC已纷纷入场。

 

2025年,阿斯利康以最高10亿美元收购EsoBiotec,艾伯维以21亿美元收购Capstan,吉利德旗下Kite以3.5亿美元收购Interius,百时美施贵宝(BMS)则以15亿美元收购Orbital。

 

几笔交易涉及慢病毒载体、线性mRNA-LNP和环状RNA-LNP等不同技术路线,药企看中的不只是单个候选药物,更是背后的递送平台与研发能力。

 

2026年,礼来进一步加码,先后宣布收购Orna Therapeutics和Kelonia Therapeutics。其中,Orna的核心项目ORN-252采用环状RNA与新型LNP递送技术,靶向CD19,面向B细胞驱动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交易金额最高达24亿美元。

 

两个月后,礼来又宣布以最高70亿美元收购Kelonia,其中32.5亿美元为首付款。后者采用慢病毒载体路线,核心项目KLN-1010靶向BCMA,已进入复发或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I期临床,早期数据在2025年美国血液学会(ASH)年会上公布。

 

相比之下,辉瑞此次通过授权合作切入,获得了三款面向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临床前项目及平台技术权益。其优势在于RNA药物研发和生产经验。辉瑞首席炎症与免疫学官Michael Vincent也表示,公司的RNA药物开发和生产能力,与星锐的体内CAR-T项目及技术形成互补。

 

从布局来看,Orna和星锐的项目都瞄准自身免疫性疾病,体内CAR-T正在成为药企探索免疫系统重置的新方向。


自免打开空间,也抬高门槛


辉瑞将三款授权项目全部布局在自身免疫性疾病,并非偶然。过去十余年,CAR-T主要用于血液肿瘤,通过改造患者T细胞,使其识别并清除肿瘤细胞。如今,这一思路正延伸至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等B细胞介导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在这类疾病中,异常活化的B细胞及其产生的自身抗体参与了疾病发生发展。传统治疗主要依赖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和生物制剂,部分难治患者仍面临反复发作和长期用药。CAR-T则提供了另一种思路:深度清除致病性免疫细胞,尝试重塑免疫系统,而不只是持续抑制免疫反应。

 

近年,体外CAR-T在难治性SLE、系统性硬化症和炎性肌病等疾病中已出现积极临床信号。例如,2026年发表的CASTLE研究中,24名患者接受CD19 CAR-T治疗,22人达到预设疗效终点。不过,这些研究规模仍小,长期疗效和安全性有待进一步验证。

 

体外CAR-T的局限也较为明显:细胞采集、改造、扩增和质控等环节复杂,个体化生产成本高,限制了治疗可及性。体内CAR-T试图将改造过程直接放到患者体内,减少对体外生产流程的依赖。对于mRNA-LNP路线,短暂表达还有望控制CAR作用时间,为治疗过程增加调节空间。

 

但这并不意味着技术难题随之消失。递送载体能否有效进入目标T细胞、避免非目标细胞表达,mRNA表达时间能否满足治疗需求,以及是否需要重复给药、能否维持递送效率,都仍待验证。更重要的是,自身免疫性疾病需要清除致病细胞,同时尽可能保留正常免疫功能,治疗窗口并不容易把握。

 

近期的临床安全事件也为这一领域敲响了警钟。

 

2026年8月,诺华暂停了8项rap-cel在自身免疫及神经系统疾病领域的临床研究,此前该项目出现3例严重免疫效应细胞相关噬血细胞综合征(IEC-HS),相关并发症导致患者死亡。百时美施贵宝(BMS)也自愿暂停了zola-cel自免研究的入组,以评估常规监测中发现的短暂、可逆性炎症事件。需要指出的是,两款产品均为体外CAR-T,相关事件不能直接外推至体内CAR-T,但足以说明免疫重置策略仍需严格评估风险。

 

因此,体内CAR-T的竞争不只是递送技术之争,还涉及表达调控、免疫安全性和疾病适应症选择。不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致病细胞和免疫机制并不相同,即便实现B细胞清除,也不意味着所有患者都能获得持久缓解。

 

对星锐而言,接下来需要验证的是肝外LNP能否稳定、有效地将载荷递送至目标T细胞,以及三款候选项目能否顺利推进临床;对辉瑞而言,则是如何将获得的平台技术和管线权益转化为具有临床价值的产品。

 

从这个角度看,最高26.3亿美元的潜在交易额,体现的是跨国药企对体内CAR-T技术平台及其自免应用前景的预期,而非对临床疗效的确认。

 

辉瑞与星锐的合作,为这一赛道提供了新的产业样本。从技术授权走向临床验证,体内CAR-T仍有不少关口需要跨越。

黄雨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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