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媒体、产业、政府和机构，所有利益相关方站在今天这个行业的拐点上”，在首届“未来医疗”中国医疗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峰会的战略媒体研讨论坛上，担任现场嘉宾主持人的医趋势主编陈怡宁慷慨陈词，她所说的这个“拐点”既是顶层设计层面，也是产业转型的生态层面，与会的十家医疗报道领域的顶级媒体及产经媒体代表身处其中，感同身受。
据不完全统计， 国内医疗器械行业这两年飞速壮大，单单从企业数量上来看，就从不到1万5千家增长到了超过2万家，背靠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的《医药经济报》社长许宁生透露了一个数字，“年增长的速度超过了40%”。
在“十四五”规划中，“创新”一词高频出现，被提及了逾50次。而医疗健康产业作为“十四五”期间国家重点推进的战略支柱产业之一，顶层架构层面的产业“拐点”至少体现在四个层面：首先，第一次提到为老百姓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医疗健康服务”；第二，是强调构建疾病预防的体系；第三，是加强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第四，是创新医防协同机制。“这标志着一个重大的变化，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单单是靠制造大国，我们还称之为新兴的消费大国，而医疗消费是其中重要的一块。”陈怡宁说。
知名商业报道新媒体平台界面、财联社创始人郭为中，也从媒体实践的侧面给予了佐证，“从商业报道的角度看，硬核科技、医药、智能制造这几大产业，也是国家大力主推的舆论导向，尽管从医疗行业的特殊性来看，它有着‘出圈’的价值，我们也要准确估量‘出圈’的风险。”
这个价值十万亿的医疗技术产业，媒体在蓬勃发展的产业新生态中如何找到自我定位?
动脉网创始人李大韬给出了他的看法，“大家都在说技术驱动，但新技术在医疗领域带来的变化到底是什么？我们觉得应该有三个维度：第一，‘十四五’规划里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技术上的突破来自于科研院校、来自于专家、临床医生、也包括近期很多投资机构开始侧重早期项目的医、产、学、研、投多方协同；第二，来自于变革共识，而这种多方共识的达成，就是我们媒体要做的事；第三个维度的变化，就是产业界的实践，产业的实践是真正推动把我们的梦想变成现实的。”
这种多方共识的达成，在座的媒体几乎一致认同，医疗新生态公共价值体系的构建，其基础就在于“以患者为中心”的共识。
这不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而是一种“价值回归”。曾创办财新健康点的《八点健闻》主编季敏华直言，“就我自己心里所想，以患者为中心一直都没有变过，就是说不管是报道也好、企业也好，如果真正能够回归到以患者为中心的话，其实很多东西迎刃而解。但问题是很多时候是我们在说，问题是能不能做到。”
《E药经理人》系列媒体执行出品人谭勇对此也深有感触，从医药行业在国内的发展来看，正在从过去较为粗放的商业公司，转变为技术驱动的科技企业，“但需要注意的是整个行业存在着路径依赖的问题，因为技术驱动是有风险的，技术的背后是要拥抱风险，而过去营销驱动它的确定性是很强的。就像过去制药行业说低风险、高利润、高收入，现在才是真正的要走到高风险高利润，没有高风险就没有高利润，这样一个大的变化，我认为媒体唯一能做是的创造巨大的信息流，让人的认知能够逐渐有所改变。”
患者与医疗决策者之间巨大的信息差，是这个行业所面临的基本处境。而在国内的语境下，患者相对处于更被动的地位，“就是被施舍的，因为中国的患者决策权不高。不像在国外，患者组织甚至可以参与药品的定价。”丁香园数字化生态负责人、在英国学医多年的吕妍如是说。如何把过去存在扭曲的因素，进行有效地疏导，从而真正形成价值回归，则是一个有待媒企共同参与解决的课题。
谁来弥补医患之间的信息差呢？在当前的产业新生态下，对于医患关系的理解正发生着悄然的变化。《21世纪经济报道》新健康研究院负责人朱萍认为，“过去，前沿的医疗知识在医生间传递的时候，最初全国就那么三五个顶尖的医生，然后在医院渠道中通过行政化的体系，在专家跟主任、主任跟普通医生之间，相互传递，你可以想象到达患者端的时候，它会是怎样的。但事实上，媒体应该参与到这个过程里面去，健康传播不应该是非常‘中心化’的一个过程。”
近年来，随着国家加大医保支付改革、以及药价改革的力度，整个被拉长的决策链当中，利益相关方的影响也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季敏华直言，“过去对医患关系的理解，可能仅仅指发生在医生和患者之间，而现在复杂的三医体系结构当中，产生彼此信息不对称或是误解，尤其是在带量采购以后，其实需要的沟通是变得更多了。”《八点健闻》在对骨科、冠脉集采的报道中，已经将医患关系的视角延展到了院长、基层医生、乃至医疗销售代表的层面，因为他们都是这一“扩容”的关系中的构成者之一。
赛柏兰作为以医药代理商为受众起家的平台，总编王蔚佳也从她的切身感受出发，认同这种正在发生的变化，“医疗的消费习惯的改变，包括中间过程中加入了商保等新的元素，带来客户端的变化，对于我们媒体来说，其实也意味着客户是在不断前置的，然而，我认为以‘患者为中心’，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关键就看实现路径是怎样，尽管目前可能还依然有很多问题有待业界探讨，但好在比起10年前已经清晰太多。”
近年来，随着院外市场、互联网医疗等技术创新手段的陆续兴起，媒体平台的职能也正在发生转变。而这不仅仅像纸面上所显示的数据那么简单，据波士顿咨询报告，2020年中国在线问诊量比之前年暴增5.2倍，即便今年稍有回落，仍达到了可观的增量。
“但我们今天提到院外的医患互动远远不止在线问诊这一种“，丁香园数字化生态负责人吕妍说，”仅以丁香园为例，我们在构建新的医疗决策场景方面，疫苗一体化服务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通过大数据的再分配，月均接种量达到10万支，包含了流感疫苗、HPV疫苗，带状疱疹疫苗等二类自费苗，可以说是对目前公卫系统的一个有效补充。而且，让我没想到的是，比如说知识付费前两年在大众端可能还算个热门，到今天已经进入了平台期，但在医生端的增长，仍然十分可观。”对此，参与讨论的媒体大咖也纷纷认同，在医疗信息和健康知识系统教育、基层医生教育等领域，创新技术手段的介入仍有很大的空间。
另一方面，国内患者组织的发展也在逐步壮大，比如罕见病、淋巴癌、糖尿病等领域的患者组织，已经在辅助诊断和康复领域，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来自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的负责人李晨玉对此也深有感触，“2015年‘健康中国行动’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我们媒体已经不仅仅是发布健康新闻或者健康信息，未来的方向是要起到健康促进机构的作用。“
当媒体、企业等更多利益相关方介入到扩容后的医患沟通中来，如何因势利导地维护好良性的医患关系，也受到了在场媒体的高度关注。健康界研究院院长、曾经也是一名骨科医生的刘晖认为，“医患作为这种互动中的核心，我们现在要营造一个对医生的容错和包容很重要，因为医疗进步慢的一个最致命问题是不容许分享失败案例，说得更加具体一点，就像‘黑匣子’现象，如果拿医疗跟航空业相比，过去它的进步没那么快，就是因为在航空业，大家遇到一个失败，‘黑匣子’纪录哪里出了问题，就全世界分享；而医疗行业一旦出现问题，是绝对不会分享的，因为任何一个医生、或者医疗决策者一旦出现医疗事故，都会被认为是巨大的耻辱、不可被原谅，但我认为我们媒体有必要去推动这个事，去打破‘医疗黑匣子’，也让患者、公众对医生更多包容。”
如今，行业站在了这样一个“拐点”上，不仅技术驱动下的发展转型迫在眉睫，而且，以可及性、效率为核心的支付体系的改革，也极大程度上改变着各利益相关方参与构建新价值体系的方式，在经历了近三个小时激烈的思维碰撞后，陈怡宁最后总结到，“未来，随着医疗药械、和医疗服务价格趋于患者跟医疗价值的平衡，怎么样能够真正实现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的目的，同时让技术创新有更丰沛的土壤和空间，兼顾公平与效率，要构建这样一个未来的产业新生态下的舆论共识，‘以患者为中心’是一切价值回归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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