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机构管得太宽？适当“松绑”或许能事半功倍

自2012年以来，瑞士已连续9年位居全球创新指数榜首，而当有人问询瑞士在创新上的经验时，一位资深人士回应道，“一个国家不应该有一个专门促进创新的政策，这是因为很少有国家的创新政策是很成功的，瑞士之所以能在创新上做到极致，就是因为没有创新政策。”

这当然不是说瑞士什么都不做，而是真正在创新上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即在能真正推动创新的方面“有所为”，在超出自己能力之外且可能会延缓创新的方面“有所不为”。

这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创新和转化实质上是一个相对灵活且多元化的过程，每一个创新项目都是独立的，每一个创新项目参与的元素也是多样的，所以它在创新和转化的过程之中，所面临的痛点是不同的，所需要的资源也是不同的，尤其是在医疗领域，其特征就更加明显。

因此，作为科学家在医疗创新和转化道路上的第一个“引路人”，以高校、医疗中心为体系的科研机构如果只是强制性地参与狭义层面上的服务和管理，反倒会“好心办坏事”。

那么，科研机构究竟应该怎么做呢？

近一两年，在政策和市场环境的双重驱动下，国内科研院校都在相继成立转化中心或者创新中心，其核心目的都是通过提供资源技术，帮助院内科学家创新项目顺利孵化。

其发力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打通创新链条，即通过政策或者管理办法，在院内形成一套成熟且高效的创新转化体系。

以深圳先进院为例。为加速院内科研项目转化，深圳先进院探索出了“楼上楼下创新创业综合体”这一创新科技与产业对接模式，即依托深圳市工程生物产业创新中心，支持“楼上”科研人员开展原始创新活动，“楼下”创业人员对原始创新进行工程技术开发和中试转化。科学家和企业家在一栋楼里交流，可以有效打破研究机构与初创企业的空间壁垒，突破初创企业缺乏设施和技术平台的瓶颈，缩短原始创新到产业转化的时间周期。

二是搭建公共实验平台，为科学家创新提供载体。

以由清华工研院发起并设立的全球健康产业创新中心（GHIC）为例，其在服务校内科学家创新时，就设立了全链条化的实验室平台，在实验的各个方面，为科学家提供服务。除此之外，GHIC还会定期对实验室设备进行“更新”，以达到满足科学家创新的需求。

三是引进高质量人才，主要体现在引进做创新的科学家和做转化的技术经理人。

先说科学家，近年来，为强化自身科研实力，国内各大科研院校都在面向全球招募顶尖科研人才。以“岷山行动”计划为例，这是成都高新区为招引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提出的重要举措，华西医院李康教授正是基于此计划，才从国外回到了国内，目前正与团队进行医学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

说完科学家，再说技术经理人。在动脉橙果局长期调研中发现，相比于顶尖科研人才，专业的技术经理人在我国更为紧缺，这不仅体现在绝对数量上，还体现在人才的质量上，也就是技术经理人的专业能力，与欧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

正是基于此，国内科研院校当前都在有意识地搭建自身技术经理人团队，一方面是面向全社会进行招募，另一方面则是在自有体系下进行培训。

四是引入市场元素，其核心主要体现在资金链接上。

为加速创新项目孵化，科研院校当前都在募资天使资金，募资的方式大抵分为两种，一种是以自身为主导的，比如由科研院校管理的控股资金以及由校友成立的校友资金；另一种是面向市场的，科研院校选定一部分优质投资机构，定向地对创新项目进行投资。

以在今年一季度完成数千万元天使轮融资的普译生物为例，其投资机构中就有水木创投，这是清华工研院下设的科技成果产业化专业投资机构。

在医疗创新和转化上，虽然我们才刚刚起步，但向前走的速度却非常之快。

一方面从专利数量上，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数据显示，从2019年开始，中国已连续3年在专利数量上称冠全球。

另一方面从初创企业的市场表现上，根据动脉橙果局统计，2022年一季度，我国医疗健康领域共发生56起早期投融资事件，融资总额超35亿元，无论是融资数量，还是融资额，都创下了历史新高。

但问题也同样明显，尤其是在关键的转化率上。据数据统计，当前，我国科研成果转化率低于10%，再聚焦到医疗领域，其转化率更是低至5%。

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样的，例如政策导向不精准、科学家自身能力缺陷、专业性人才匮乏、转化体系不完善等等。

但对于科研院校来说，其局限性也很明显，一方面是“管得不够”，即在项目评估、市场链接等深度转化环节，科研院校参与性不强；另一方面是“管的太宽”，即在转化过程之中，科研院校参与了狭义层面上的服务和管理，反倒成为了科学家向前的“阻力”。

具体而言体现在三个核心维度：

一是审批流程过于繁琐且不透明。在转化的过程之中，审批是必要的，因为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科研项目的合法性和规范性。但从现有的情况来看，在国内绝大多数科研院校之中，审批流程非常的不合理，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繁琐”，即审批过程较为复杂且时间周期很长；二是“不透明”，即审批体系不完善，在某些环节没有确定的机构和负责人。

一位资深科学家曾在采访中告诉动脉橙果局，“回国之后，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学习制度，然后再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去推动。但很多时候，我都在各个环节之间来回折腾，根本没有实际的意义，因为没有一个完善的知识产权体系管理环境，这让一切都变得扑朔迷离，没有确定性。”

二是强制性地让科学家参与一些没有实质意义的活动。站在医疗创新转化这个链条上，科研院校的核心工作应该是为科学家赋能，而在这其中就有一点，是通过一些活动让科学家可以与更多资源相接触，这其中的主要形式包括“论坛”、“项目路演”、“研讨会”、“对接会”等等。

虽然科研院校是“好心”，但实际上，这些活动能为科学家带来的效益甚微，并且还在一定程度上耽搁了科学家在转化过程之中的速度。某位高校教授曾在采访中告诉动脉橙果局，“我最多的一周是参加了四场活动，基本上都是学校引荐的，而且有两场活动都需要出差，所以基本上那一周我都游离在各个活动之间，根本没有时间去推进自己的科研项目。”

三是国有股份让科学家在市场推进之中“举步维艰”。当前，我国科研项目基本上都属于国有资产管理模式，所以科学家做任何动作都需要走程序，但正如前文所说，绝大多数科研院校当前在审批上，都普遍存在流程繁琐且不透明的弊端，这必然会成为科学家在转化道路上极大的阻力。

以投资机构进入为例。很多医疗项目其实是非常有市场的，但因为院内审批流程太长，全部走完差不多需要半年甚至更多的时间，这个时候，原来的投资方案可能又需要调整或因为估值变化需要重新评估，这会让一部分投资机构“知难而退”。

就算是投资机构愿意等，也会因为错过最合适的风口，最后研发出来的技术失去优势，很难在市场竞争之中占据一席之地。

正如科学家在创业过程之中的职责一样，只做自己擅长的东西，把自己不擅长的东西交给别人来做，或者是通过努力去不断地弥补。

其实，作为科学家的赋能方，科研机构也是如此。

首先是做好自己擅长的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点：一是在院内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不断挖掘科学家的创新潜力；二是搭建高质量的实验室平台，为科学家进行研究提供支撑；三是建立高效的运作和监管体系，一方面是成为科学家前进道路上的“保护伞”，另一方面是进行合理管控，比如不允许科学家将专利随便抛弃或转让。

其次是强化自己应该做的事，这主要体现在市场资源的评估和链接。先说评估，即科研机构能够对科学家项目进行精准性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给出合理的方案；然后是链接，这主要是指投资机构，通过“自建”或“招募”两种形式，扩大自有“市场资源池”。

最后是摒弃自己不擅长的事，这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审批上，不过多地参与应该由市场主导的核心环节，例如资金的进入等等；另一方面是国有股份的退出，当科学家项目完全市场化时，科研机构应该在股权上选择“放手”。

在整个创新和转化过程之中，科研机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任何事物都是有“天花板”的，因此都需要做到“点到为止”。

站在科研机构的角度，作为科学家的第一个“引路人”，它的核心发力点更多的是在挖掘创新潜力上，而在如何释放创新潜力方面，科研机构应该做到“有的放矢”，即适当将权力下放，增加科学家的自主性，这或许会起到最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