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机接口正从前沿探索迈入产业加速期。政策端，《脑机接口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将其正式纳入未来产业重点赛道，明确提出完善临床转化体系；医保政策也开始向创新技术倾斜，为设备走向医院与患者奠定制度基础。产业发展的方向和节奏因此变得更加清晰。

全球技术也在同步催化产业成熟。Neuralink推动人体临床试验，中国完成首例侵入式前瞻研究，非侵入式在精神健康领域取得进展，柔性电极及脑电解码持续突破；资本对早期项目保持高度关注。

在这一关键窗口期，动脉网与合盈资本及微解药联合主办的《中国创新医疗资产会客厅》交易圆桌派第六期，围绕“脑机接口从技术突破到商业落地的实践路径”，聚合技术、临床、产业与资本的核心声音，共同探讨脑机接口从技术突破走向工程化与商业落地的中国路径，勾勒出极具参考意义的中国脑机接口产业现实图景。

脑机接口不是单一技术，而是多路线并行的复杂体系。如何判断技术路线优先级、突破难点与商业窗口，是企业和投资机构最核心的问题。

产业端，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因安全性高、成本低、无手术风险，更适合成为最早跑通商业化的路线。傲意科技创始人倪华良指出，非侵入式的核心挑战不是硬件，而是“弱信号条件下的软件能力”。头皮脑电、肌电信号天然噪声大、幅度低，想要实现可用性，需要强大的降噪算法、特征提取和实时AI解码。在工程化的系统挑战中，傲意科技将肌电信号与AI深度结合，在仿生假肢上率先实现国内外商业化，并向中风康复、可穿戴神经康复设备等长期医疗场景延伸。

相比之下，侵入式的神经调控技术走的是另一条路线。新云医疗创始人赵云以慢性疼痛治疗的植入式闭环脊髓电刺激器为例，强调其核心价值在于闭环控制和实时反馈能力。通过实时读取和解码与疼痛状态相关的中枢神经信号，如诱发复合动作电位（ECAP），并动态调整刺激参数，植入式设备能在临床上提供更稳定、更精准的疗效。围绕这一体系，想使设备在患者中使用更舒适、更个性化，植入电池续航、多触点电极、远程管理系统等硬件创新成为关键。赵云强调，这类创新虽然研发周期长，但在疗效深度、精准度和长期可控性上具有不可替代性，是面向难治性慢性疼痛患者的重要路径。

在技术光谱的另一端，微灵医疗创始人李骁健从脑科学基础研究出发，将植入式脑机接口定位为兼具科研与医疗价值的核心工具。他指出，脑机接口不仅是工具，更是理解脑信息、解读脑功能和探索神经重塑机制的手段。在技术路线上，他明确区分了“功能修复”与“功能替代”两大理念，其团队坚定选择前者——即通过促进神经系统自我修复来恢复功能，这既体现了传统的医学价值观，也构成了他们专注于脑信息采集与解析技术、推动脑疾病治疗的核心特色。

技术路径的选择决定了一家脑机接口企业“可以走哪条路”，商业化落地则决定“这条路是否真的走得通”。从实验室样品到病房里可靠的产品，脑机接口需要同时通过临床与资本的考验。

从资本与产业的判断标准而言，合盈资本投资总监张宇涛强调，脑机接口项目必须具备明确的科学机制、清晰的商业路径和强大的科研团队。他指出，投资评估需平衡技术前沿与落地周期、精度与安全性、监管匹配与临床需求。投资策略上，他强调不追求盲目高精尖，而是聚焦商业逻辑清晰、可快速验证的落地场景，尤其是在医疗市场中通过口碑和数据推动社会认知，同时考虑消费和工业市场的不同特性。

与投资人的价值判断互为镜像的是医院和患者端的真实需求。三博脑科投资总监杨勋指出，作为医院，三博脑科非常关注脑机接口产品的价格和有效性需要与患者的预期效果相匹配，产品的安全性也要得到保障；同时新技术在临床应用过程中需要考虑是否可能增加医生医疗责任风险。他直言：“我们评估项目时的隐含条件是——三博的医生自己愿不愿意用？”

其次，三博脑科作为投资人也高度关注企业正在研发的脑机接口产品的落地能力与产品迭代能力，因为一款有竞争力的脑机接口产品的商业价值与研发团队对产品所对应的临床适应症的理解深度和准确度有关系，对临床适应症理解的越准，产品的需要才准确，才能制定正确的研发目标。再者，国内脑机接口企业的估值，需要考虑到中国与美国在医疗收费方面的巨大差异，不要简单参考美国相关企业的估值。

资本与临床并不追求“技术最先进”，而是追求“技术-临床-商业的三重闭环”。只有穿透这一闭环的企业，才能将技术创新转化为真正的市场价值，成为中国脑机接口产业率先爆发的力量。

在完成技术、临床与资本闭环考验之后，企业才能真正释放产业潜力。然而，中国脑机接口在全球市场中仍面临中美在技术成熟度、产业体系和系统能力上的差距。这些差距既是挑战，也为中国企业寻找结构性机会提供了独特视角。

倪华良从技术角度指出，美国在植入式电极、加工工艺、高密度芯片等方面更早进入临床验证期，因此成熟度更高。而中国在电极制造、材料创新和芯片国产化方面起步稍晚，但近年来速度明显加快，差距正在缩小。

赵云从产业化和应用策略视角补充，中国的医疗体系、成本结构与市场规模，使得中国企业可以采用“中美双轨”策略——在国内实现快速迭代与成本优势，同时借助国际市场进行产品验证。尤其是“小众”适应症策略，有助于企业快速积累临床数据并扩大真实世界受益人群，同时在慢性疼痛和神经系统疾病领域探索更多可行的应用场景。

然而，从更深层的基础能力来看，李骁健强调中美差距最本质的不是材料，不是芯片，而是“系统认知与人才”。跨学科综合理解能力不足、缺乏完整产品化与临床落地经验，构成了高端脑机接口长期突破的关键障碍。

从投资人视角，张宇涛认为中美未来呈现互补发展：美国技术领先、融资充足，国内以成本、产业基础和普惠医疗优势推动市场落地。卡脖子问题主要集中在高精度传感器、微纳加工及神经解码芯片等环节，国产化率仍需提升。

在供应链层面，杨勋进一步指出，全球加工与制造能力正持续向中国集中，美国在新概念和研发阶段，目前还有一定的技术领先优势，但要想转化为真实的规模化应用，中国在供应链能力与制造体系方面，是未来十年最具结构性竞争力之一。

技术路线决定行业形态、资本与临床决定技术走向，产业生态则决定中国脑机接口能否形成真正的体系化竞争力。在清晰认知中美差距的基础上，中国脑机接口产业正在走出一条独特的系统性发展路径。

天津滨海高新区脑机接口产业负责人白浩从实践层面阐述了这一路径的具体实施。他认为，脑机接口不是单一技术，而是一项需要材料平台、临床中心、法规路径、工程能力和人才体系共同支撑的系统工程。因此，政府的职责不是替企业做选择，而是搭建能够容纳不同技术路线共同发展的生态底座。

白浩介绍，天津滨海高新区依托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构建了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基础软件产品、关键底座系统在内的“核高基关”全国产自主产业链。在人才培养方面，天津大学已设立全国首个脑机接口专业，选拔跨学科学生系统培养，为脑机海河实验室和脑机接口产业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同时，天津滨海高新区搭建了服务产业发展的全要素扶持体系：设立产业专项基金，建设专用检测平台，搭建报证服务通道，推动企业快速发展。

整体而言，中美差距既存在，也在缩小，而中国同时具备的产业链、成本、应用场景与政策优势，加上正在构建的系统性生态，正是中国企业形成未来竞争力的坚实基础。

面对机遇与挑战，与会嘉宾一致认为，脑机接口的未来取决于政府、资本、企业与临床四方能否形成合力，并各自扮演好关键角色。

政府端需要从传统管理更多地向生态构建和创新服务转变。白浩指出，其核心职能是提供完善的生态体系，创新服务举措，协调各方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比如，在帮助高校和科研团队完成“概念验证”这一关键环节上发力，降低创新前期的不确定性和成本。

资本端应成为产业连接的纽带，助力技术与临床的深度融合。张宇涛表示，资本需要主动弥合技术研发与临床验证之间的脱节，通过深耕行业来串联上下游资源，为被投企业提供更深度的价值赋能。

临床端需提供真实的应用场景，推动技术持续优化。杨勋承诺，三博脑科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神经外科医院集团上市公司，可以为脑机接口创新企业提供“基于临床应用为主要目的的真实的临床需求场景”，并帮助企业研发团队正确理解患者疾病和诊疗规范，优化产品定义和迭代方向，提高研发资效率，助力产品市场化。

企业端则需要保持战略定力，聚焦核心优势。倪华良呼吁政府监管能在“管”的同时加强“教”，引导非医疗背景的团队理解法规路径；赵云强调企业应聚焦资源，在细分领域构建商业闭环；李骁健则坚定认为技术开发必须回归临床需求本质，而非追逐不切实际的科幻概念。

这些来自产业最前沿的声音清晰地表明，脑机接口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产业跃迁：技术走向可工程化，临床验证趋于系统化，产品实现规模化，生态逐步可持续化。这不再是概念的热度，而是正在发生的产业现实。

脑机接口的未来属于长期主义者，而中国的优势恰恰在于长期耐心与产业协同能力。或许正因如此，中国脑机接口正在从技术探索走向系统化工程与产业化落地，有望成为推动医疗科技全球竞争的新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