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全国建成急救急诊大平台？这位学科带头人亲诉细节

作者：沈宇婷、施懿

2022年，是吕传柱教授坚持“医工结合下的急救急诊大平台建设”的第六个年头。

从2017年开始，中国急诊进入3.0时代，同年10月，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急诊医学）学科带头人吕传柱教授接受了国家卫健委的指令性任务，正式全面推进急诊急救大平台的建设。

在这六年里，吕传柱教授见证了中国急诊3.0时代的崛起，他做了许多事，也碰到了许多困难。

回过头，这已经是吕传柱教授在急诊医疗行业的第30个年头。

在中国医科大学读书期间，一位老师的自问自答触动了他。方寸之地，尽显人生百态，急诊室每天都在上演着生老病死，或许只有经历了疾病痛苦和生死离别，才能真正明白学医的意义，所以老师建议同学们闲暇之余，多到急诊室学习。

学生时代的的吕传柱教授将老师的话听了进去，他经常到急诊室去跟着老师们“见习”，也正是跟班的那些日子，让他对急诊有了更深的理解。

1988年，吕传柱教授追随“十万人才下海南”的浪潮，去到了海南，但入职海南省人民医院不久，就被派到尚不能称为“科”的急诊室工作。在急诊室里，他见到了医护队伍凑班子、设施简陋、设备老旧等一系列“惨状”。终于在1995年，吕传住教授得到医院的支持，成立了拥有内外科的急诊科，自己亲自兼任急诊科主任。

“我应该是第一个把自己的专业从泌尿外科主治医师改成急诊外科主治医师。”吕传柱教授在自传中这样谈道。

但成立急诊科还远远不够，在1995年，吕传柱教授又开通了“海口120”急救热线，建立起海南第一个120急救中心，并在此后的14年时间里，一直兼任海口市120急救中心主任。

也正是这段经历，吕传柱教授看见了更多院前急救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是我国院前急救发展极不均衡，存在着四个“差距”，即农村与城市有差距、中心城市与三四线城市有差距、运作模式的差距、各地的专业水平的差距；二是院前急救运行机制、设施、行为、标准等均不尽规范，需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三是院前急救人员队伍尚不稳定，存在院前急救人才紧缺，专项院校培养缺失、来源单一，尚无专业职称晋升，招聘困难、人才流失等问题；四是院前急救的社会普及不够等一些短板。

为了挽救更多人的生命，2017年，吕传柱和于学忠教授、陈玉国教授联合向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建议加强急诊与院前急救的大平台建设，并在同年得到批准。

而在此后六年里，吕传柱教授不遗余力地搭建全国急救急诊大平台，并花大量时间进行平台推广。

全球数字化时代的号角已然吹响，医疗行业正走在了数字化的前端。吕传柱教授着手推动的急诊急救大平台就是典型代表之一。

急诊急救大平台以“互联网+”为基础，通过大数据、信息化以及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实现院前院内救治一体化。以“时间轴”为标准，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部分，即拨打急救电话、远程指导急救、救护车到达现场并展开救治、救护车上继续实施急救、达到医院救治。

当医院接到患者及其家属呼救的第一时刻开始，急诊急救大平台便启动了。患者的所有信息，包括个人信息、病症等都会直接上传至院方的信息共享平台上，且一并记录在患者的电子病历中。在院医生能够及时获得患者的全部信息，实现超早期触发预警上报功能，一旦患者到达医院，随时进行有效的急救措施。

同时，接到急救电话的调度员会和“第一目击人”保持沟通，并通过语音或者视频的方式教给他们急救措施，以保证不会因为交通等特殊情况耽误患者的最佳救治时间，从而又实现社会化急救。

众所周知，在遇到突发情况时，及时的救治非常重要。据统计，我国每年有百万以上的人意外死亡，其中约7成是因错过最佳急救时间造成的。因此，打造急诊急救大平台，专业医生就能通过更多的方式，将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直接变成“第一医疗干预者”，把握急救黄金时间，为更多患者提供生存可能。

另外，急诊急救大平台也会利用大数据调动能够最快到达患者身边的救护车，前往现场。等到救护车到达，治疗场所也随之转移到救护车上。

随着5G信号的全面布局，救护车也不只是地点移动的工具。在5G信号覆盖的救护车上，患者既往就诊病史、心电图表现、血压表现等一系列生理指数都会共享至在院医生的电脑里，在院医生第一时间就能和救护车里的医生一起为患者进行诊断，并给出治疗意见，直接将救护车变为“移动ICU”。

当急诊急救大平台实现普及后，许多院内才能进行的诊断和急救处理都能前移到院前进行。同时，这也扩大了优秀医疗资源的辐射面，加速实现城乡医疗条件的共享提升，让农村甚至是偏远山区的患者，在急救环境也能享受到优秀医疗资源的服务。

当然，急诊急救大平台的作用并不只局限于院前，用吕传柱教授的话来说：“急诊急救大平台采用的是一横一纵的救治模式。”

“一纵”是从患者拨打电话到进入医院的信息系统，而“一横”则是将院内“跑流程”的时间进行压缩。

当患者通过救护车转移到院内后，通常还要进行挂号、急诊、化验等各种繁琐复杂的流程。有时在大医院中，不同的手续需要到不同楼层甚至楼栋完成，这导致患者及家属疲惫不堪，也耽误了看诊的时间。

而急诊急救大平台则要求更改医院的布局，把相关场地进行集中，尽可能地在一个平台内救治患者，并通过区块链以及大数据技术，将部分流程规制到一台电脑上处理，直接让创伤患者入院直至进入手术室的时间压缩到60分钟以内。

谈到这里，吕传柱教授不禁感叹：“我终其一生所学，只为了这60分钟。急诊急救大平台就是要实现‘呼救即抢救，上车即入院’的救治模式，只要我们将救治的流程压缩得更精简，那么患者平安康复的希望就能更大。”

截至2020年底，急诊急救大平台全国试点工作已开展。第一批“ 急诊急救大平台”落地试点59家单位，在此基础上，全国又有157家三级甲等医院以及1451家县级医院达成共同推行大平台建设的协议。

目前，四川省德阳市人民医院急救中心建立多中心、一站式抢救平台，正在进行封顶设计、天津市胸科医院建立分级诊疗急救指挥中心、湛江中心人民医院先行示范大平台建设......

但急诊急救大平台的推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大多数医院的科室、楼层布局无法轻易更改，就诊处置时间仍可能因此延长。目前，我国许多医院的建筑布局已成固定样式，如果全更改成符合急诊急救大平台的设计模式，就需要大兴土木，费时费力，增加不必要的投入。但如果布局不能得到更改，那么不管急诊急救大平台如何精简流程，患者还是免不了上下楼穿梭。

其次，目前医疗信息化发展还在起步阶段，不少问题还有待改良。吕传柱教授告诉动脉橙果局：“如果将急诊急救大平台比喻成人体，那么纵向的信息化平台就是我们的神经系统，横向的硬件布局则是骨骼，而‘神经’的修复以及搭建都是最困难的地方。”

由于区块链和大数据技术的加入，所有医护人员的医疗行为节点都将被记录，虽然这样“高透明”的医疗信息化模式对医护人员来说，能够更加方便地了解患者既往身体状况，但同时也给医护人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因为这要求医护人员的素质非常之高，而在当前社会环境下，医护工作者的心理压力极大，如果再因平台让医生出诊时“畏手畏脚”，那么就偏离了设计这款信息平台的初心，同时也阻碍了医疗信息化的发展。

最后，社会对急救的认识还有待提高。关于猝死、以及意外死亡的事件，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但人们似乎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如何预防这些危险事件的发生上，而轻视了发生后的急救环节。

吕传柱教授告诉橙果局：“如果我们更重视急救环节的发展，那么我们就能挽救更多的生命。因此，未来我仍将致力于升级、推广急诊急救大平台。我相信，只要我们继续推动急诊急救大平台的建设，那么，我国每年意外死亡的数量就能减少10%，而10%背后则维系着千万个家庭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