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创新转化：54年，从漠不关心到全情投入

1969年以前，每当谈起产学结合，英国学者都提不起多少兴趣。

在学术传统中，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以学术论文和学术成就为重点，追求的是纯粹的知识和学术成果，而不是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商业产品。

直到斯坦福与硅谷的成功故事为学界带来一股全新的气息，这股气息随着海风飘到欧洲大陆。

1968年11月，剑桥大学小组委员会提交了著名的莫特报告，报告提出要以剑桥大学的声望和实力，吸引那些立足于科学技术研究的企业到剑桥地区来。

次年，剑桥大学又颁布了《剑桥大学研究与发展准则》，其中明确提出“剑桥大学不仅可以利用其研究实力来推动社会发展，同时也可以利用其研究成果创造经济收益”。这所古老的高校，率先走出了“大学公司”的新路。

现如今，创新转化，成为当前剑桥大学的一个底色。剑桥大学已然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游，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据了解，剑桥大学在过去54年中，创立了百余家科研成果转化的初创企业。那么，是什么支持剑桥大学转变方向盘，往创新转化深处行进？在这篇文章中，橙果局将围绕着剑桥大学创新转化模式进行分析，试图发现她在转化机制中与众不同的部分。

坐落于英国剑桥，剑桥大学是全世界最古老和顶尖的大学之一，具有超过8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里，“科学和工业”是剑桥最引以为傲的学术，截止2023年，剑桥大学已经培养了121位诺贝尔获奖者、11位菲尔兹奖得主和7位图灵奖得主。

在生命科学领域，诺贝尔奖获得者包括发现对蛔虫寄生虫感染的新疗法的William Campbell教授、发现成熟细胞可以被重新编程成为多能细胞的Michael Levitt、发现通过使用胚胎干细胞在小鼠中引入特定基因修饰的原理的Martin Evans ......

在标杆性学术代表们的带领下，剑桥大学生物科学学院的重大发现涵盖了从分子生物学到人类健康的各个方面。再端详生物科学学院，我们会发现该学院的科研架构被分为九系和四所。

前者包括生物化学、遗传学、病理学、药理学、生理学、发育和神经科学、植物科学、心理学、兽医学、动物学；后者则是Gurdon研究所、剑桥干细胞研究所、塞恩斯伯里实验室和MRC毒理学部门四所跨学科研究机构。

在这九系四所背后，是“顶尖科学家+完备科研设施”的科研组合。

以Gurdon研究所为例，1991年，由诺奖获得者John Gurdon成立。Gurdon研究所汇集了发育生物学和癌症，同时拥有240余名科学家，16个研究小组，研究范围覆盖乳腺癌、大脑发育、肝脏再生、白血病等领域。

 Gurdon研究所研究小组

作为一个以基础研究为使命的研究所，Gurdon研究所还确保研究人员能充分使用完备的科研设备从事研究工作。目前，Gurdon研究所配备了成像系统、超分辨率显微镜、高性能计算集群、二代测序、流式细胞仪等设施支持。

有了一流的科学家和一流的研究设备，Gurdon研究所每年在Nature、Science、Cell等顶级期刊上发表80+篇论文，其中许多论文被高度引用为各自领域的开创性发现。不仅如此，Gurdon研究所进行的研究还产生了KuDOS Pharmaceuticals、Abcam、Cell Centric、Mission Therapeutics、Gen2 Neuro和Storm Therapeutics等13家初创公司。

其中CellCentric是基于表观遗传学先驱之一阿齐姆苏拉尼教授的研究成果孵化而来地公司。CellCentric自成立以来已经广泛地研究的表观遗传学相关途径来解决疾病。在关注双组蛋白酰基转移酶p300/CBP之前，已有50多个潜在的药物靶点被研究。这一选择为开发有效的小分子抑制剂药物以及明确有相关性的靶向药物用以治疗癌症开辟了一条清晰的道路。

在剑桥大学Gurdon研究所，前沿研究成果不会停留在论文上。

剑桥大学副校长Deborah Prentice教授曾表示：“剑桥是一个真正非凡的地方，领先的科学家与行业和学术合作伙伴并肩工作，激发想法并创造改变生活的药物，技术和服务。它再次被公认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创新中心之一。”

比如与美国的硅谷一道享誉世界，有着硅沼（Silicon Fen）之称的剑桥科技园，该园区以围绕剑桥大学及其周边地区，涌现出大量高科技企业。

从这一角度来看，剑桥大学的一个鲜明转化策略是“寻找一个载体”，以基础研究为支撑，汇集高校、政府、产业等力量，跑通科研成果转化路径。

1970年，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决定利用学院传统的科学和创新优势，加速科研成果的转化。于是，在离市中心3英里的城市西北角规划出了24英亩土地，建立了最初的剑桥科技园。

以剑桥大学应用型科研为依托，剑桥科技园开展着生物医药、人工智能、软件、新材料和新能源相关的研究和开发。创新网络中，剑桥科技园扮演着策源地和转化地的角色。截至目前，剑桥科技园拥有170多家企业，7000多名员工，其中61%的企业源于剑桥。

除了高校支持，剑桥科技园的成功还在于汇集了要素集群和产业集聚。

所谓要素集群，是指创新要素（剑桥大学的基础研究）和管理服务要素。管理要素的投入亦决定了园区的前景。

剑桥科技园每年会得到政府给予的经费支持，这部分经费用于聘请高水平创业导师和管理人员的工资，从而更好地进行宏观调控。具体到企业管理服务，剑桥科技园首先为初创公司提供完善的行政、社会服务（金融、信息、科技贸易、房地产等）、市政配套等方面服务，为各类创新主体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其次积极搭建公共科技资源平台、专业技术载体、公共技术平台等服务平台，吸引科技创新企业入住。

所谓产业集聚，是引入全球专业组织入驻、跨国公司子公司和联合实验室，利用全球资本快速形成剑桥科技园的主导产业。例如随着拜尔、Amgen等在内的跨国公司子公司的入驻，剑桥科技园拥有除美国以外最大的生物技术公司群。这也有利于剑桥科技园聚集生物产业上中下游生产要素，从而吸引更多的创新企业入驻。

作为连接剑桥大学与产业界的载体，剑桥科技园更愿意称呼自己为世界新经济网络的一个“节点”，与所有追求科技商业利益的经济实体开放式地交流。

在剑桥科技园内，还建立集群学习机制、鼓励人才流动、发展咨询培训等中介服务机构，促进知识传播，推进产业集群由个体和组织内部向集群学习转变。

随着新公司、人才和投资被吸引到该地区，刺激创造剑桥科技园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反过来，科技园的壮大也为创新企业提供更多机会，它们可以接触到更多种类的供应商、技术专长人员和潜在的商业伙伴。

如果切换到科研人员的角度，剑桥大学的成果转化又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和流程呢？

在成立Mission Therapeutics之前，Steve Jackson教授首先通过院系技术转移联络员，进行具有选择性靶向去泛素化酶(DUBs)的一流小分子药物的知识产权披露和保护后，再由剑桥企业有限公司规划，指导他将泛素途径用于癌症和非恶性疾病治疗的研究成果进行商业化。

科研人员能体会到，剑桥企业有限公司所带来的实际帮助。

剑桥企业有限公司是剑桥大学设立负责全校技术转移和商业化的全资子公司，专门负责将剑桥大学的科研成果推向市场。以商业化为目标，剑桥企业有限公司设立四个业务单元：技术转移服务（为剑桥大学的科研人员提供研究和开发的资金支持）、咨询服务（为剑桥大学的科研人员提供专家建议）、种子基金服务（通过风险投资伙伴提供天使资本和早期投资者，股权管理等服务）和基础服务（定制化的管理系统和最好的商业实践）。

在技术转移服务方面，剑桥大学在每个系、研究所、中心、实验室都设有联络员，联络员由系主任批准，专门负责本系科研人员与剑桥企业有限公司的联络。剑桥企业有限公司每年召开三次与所有院系联络员见面商谈的会议，剑桥大学分管研究的副校长也会亲自参加。

每年，剑桥企业有限公司都收到100多项知识产权披露，并需在一个月内决定是否申请专利。

由于知识产权归剑桥大学，一方面，剑桥企业有限公司会全权代表剑桥大学在世界范围内申请专利，专利费用由剑桥企业有限公司垫付，费用由接受知识产全许可的企业偿还；另一方面，在知识产权许可方式上，剑桥大学将非独占许可放在首位，这样可以增加同一项知识产权的许可协议数量，以此来增加知识产权许可收入。

申请专利是为了推动成果转化，在内部，剑桥大学将专利商业化分为短期与长期两种。

短期的专利商业化是与企业签订合作协议，这类短频快的商业化以企业需求为主导即可；而将基础研究商业化则是长期的专利商业化过程，这也是剑桥大学专利商业化的重点。

初创企业最需要资金的支持。在外部资金还没有进入的时候，剑桥大学首先投入概念证明基金、转化基金、种子基金，孵化剑桥师生初创企业。

其中，概念证明基金有时还不止一轮，概念基金和转化基金都是为了帮助科研人员开发出产品的原型，真正将想法转变为产品和商业。

而种子基金用途更为广泛，不仅可用于概念证明和转化，还可以作为知识产权许可前投资、种子前投资和种子投资，帮助初创公司渡过死亡之谷。

前期真金白银的投入，帮助科研人员验证技术的可行性的同时，也推进初创企业的研发。而这类做法最直观的回报是,剑桥大学初创企业的3年存活率高达80%，而全英平均水平仅为58%。

在内部，剑桥大学已经建立起了科研人员与产业之间良好的沟通生态，从而有助于在科学家有成果、有创业意愿时做到第一时间沟通，再通过转化机制的筛选与孵化，输送到更大范围的平台。

正如剑桥大学企业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Diarmuid O'Brien博士所说，剑桥创新生态系统是一个独特且由杰出科学、人员、公司和合作伙伴组成的驱动型社区的家园，他们应对全球挑战并改变生活。

参考文章：

1、《张福利校长：剑桥大学创新创业体系，有5个方面我们做不到》

2、《英国“剑桥模式”的启示》

3、《剑桥大学技术转移和商业化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