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局肺纤维化诊疗困局，广州医科大学苏金教授的科研转化路径与反内卷探索

苏金——广州实验室特聘研究员，广州医科大学呼吸疾病全国重点实验室教授，广东省呼吸与健康学会纤维化整合诊疗专委会主任委员，第四军医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士，曾受国家留学基金研究生项目的全额资助在美国La Jolla变态反应与免疫学研究所留学。长期致力于器官纤维化相关的创新诊疗技术研究。

因此，苏金教授把研究方向转向了更关键的领域——肺纤维化。而要破解这种“不是癌症的癌症”，首先需厘清其疾病本质与诊疗困境。

肺纤维化是一种以肺组织瘢痕化和纤维化为核心特征的慢性、进行性疾病。它的本质是肺部正常结构被异常的纤维组织（类似“瘢痕”）所替代，导致肺功能逐渐下降，影响氧气交换，最终引发呼吸困难等严重症状。

造成肺纤维化的原因复杂多样，主要可以归为以下几类：

• 自身免疫性疾病： 如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硬化症等。

• 药物毒性： 部分抗肿瘤药物会引发间质性肺炎，并可能导致肺纤维化。

• 器官移植排斥反应： 以造血干细胞移植为例，术后常见的并发症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若累及肺部，很容易进展为肺纤维化。

• 特发性肺纤维化： 病因不明，但与年龄高度相关，其发病率在老年人群中显著升高。

尽管病因不同，但肺纤维化的临床治疗面临两大核心困境，导致患者的治疗效果不尽人意。其一是诊断时机普遍偏晚。目前的临床诊断主要依赖肺功能检测或CT影像，这些技术只能发现已经形成的纤维化病变，此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药物干预窗口。即使有强效药物，也难以逆转已形成的病理损害。其二是病灶异质性显著，药物难以精准干预。同一患者的肺部，不同区域的病变程度可能不同，有的已硬化，有的还处于早期活跃期。然而，现有的靶向药物多针对单一病理机制，且存在代偿机制，难以有效覆盖和干预处于不同阶段的病灶。

这些关键制约因素凸显出肺纤维化领域对早期诊断和精准干预的迫切需求。

面对上述两大挑战，苏金教授团队开启了长达八年的肺纤维化专项研究。她们的核心目标，是通过在疾病早期精准监控纤维化的启动和进展，为临床治疗争取有效时间。

这项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肺纤维化的器官独特性转化为研究优势。相较于肾脏等器官，肺纤维化的研究样本获取难度更低。例如，在肾移植手术中，病变的原发肾脏通常不会被移除；而在肺移植中，患者原有纤维化的肺脏会被完整摘除，这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人源肺组织切片。

更重要的是，不同器官的纤维化进程在病理机制上存在诸多共性，因此肺纤维化领域的研究成果，可以为其它器官纤维化（如肝脏、肾脏）的研究与治疗提供重要参考，形成跨器官的辐射效应。

在这一清晰的科研探索思路下，苏金教授团队搭建起一个创新的技术平台：“生物标记物检测 + 分子影像技术” 协同诊断方案。

这一方案的核心逻辑是先定性后定位。首先通过高灵敏度的血液标志物检测的早期筛查，捕捉纤维化启动阶段的早期修复信号，在血液中“大海捞针”般地筛选出高风险人群。其次，对高风险人群进行PET-CT扫描的精准定位，利用特异性分子探针，精准识别并结合病变组织靶点，在原位实现“分子显像”，从而明确肺部纤维化病灶的具体位置、空间分布及代谢活性。

这一技术整合方案，成功解决了传统诊断的痛点。传统的血液诊断虽然能反映血液中已释放的蛋白标志物浓度，但无法定位原位病灶，也缺乏动态监测能力。而PET-CT则通过分子显像，将肉眼不可见的分子活动转化为分子影像信号，实现了对纤维化病灶的精准定位与动态监测。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采用化药、抗体药还是细胞治疗，肺纤维化的有效干预都需解决一个首要问题——药物的“精准递送”。这不仅仅是把药物送到患病器官，更要确保它能渗透到病灶内部，并且靶点处于活跃的病理状态。

以实体肿瘤的细胞治疗为例，肿瘤微环境中活化的成纤维细胞会分泌致密的胶原基质，形成一道物理屏障。即使是强大的CAR-T细胞，也可能被这道“屏障”黏附，难以突破。肺纤维化的细胞治疗同样面临着这类“微环境屏障”问题。

苏金教授团队的这一创新方案，正是致力解决这一难题。通过 PET-CT 精准定位，医生能够实时掌握病灶的活跃状态，并预判药物或细胞是否可成功递送至靶点，以及是否产生了预期的分子层面效果。这为后续的治疗提供了坚实的依据，让干预不再依赖于模糊的主观感受或滞后的肺功能检测，而是基于分子层面的精准评估。

目前，苏金教授团队的核药产品已准备进入 IIT（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 阶段。相较于传统药物，核药具有量少、灵敏度高的优势，其所需的剂量仅为普通药物的1%，这大大简化了临床研究的前置要求，加速了向临床转化的进程。

科研突破到临床转化再到商业落地，苏金教授团队的实践为科研团队提供了从技术到产业的可借鉴路径，其核心在于以“临床需求为锚点、原创技术为根基”的商业化思维。

在苏金教授看来，厘清科研与产业的本质区别，是技术转化的首要前提。科研的核心是“概念验证”，侧重于解决技术是否可行。例如，动物实验中，探针标记效率即便只有三次成功，也足以支撑论文结论。然而，产品研发的核心是“临床适配”，它必须突破稳定性和重复性的瓶颈。在临床试验中，探针前体标记核素的偶联效率必须稳定在90%-95%，以确保每次使用效果一致，规避临床风险。

这种清晰的认知为技术转化设定了标准：科研阶段聚焦于突破技术盲区，而研发阶段则聚焦于解决临床实际问题。二者环环相扣，目标明确。

此外，苏金教授团队的技术转化并非局限于初始方向，而是以点带面，探索肺纤维化单一靶点多适应症拓展，同时通过专利布局掌握主动权，这一思路对科研团队规避 “卡脖子” 风险极具借鉴意义。

苏金教授在与渐冻症医生交流中发现，神经领域研究多关注抗炎或遗传突变，并未注意“纤维化”可能性。在她的认知中，纤维化理论上没有器官特异性，任何器官因慢性损伤导致的纤维化的核心病理逻辑应高度相似。通过团队生信专家分析国际神经退行性疾病数据发现，纤维化指标在阿尔茨海默症（AD）、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两类疾病中高表达，且2021年后已有综述提及AD和ALS具备“神经纤维化”的病理特征。

鉴于此，苏金教授团队将肺纤维化PET探针用于AD、ALS动物模型里成像，发现探针可在AD认知脑区、ALS（俗称“渐冻症”）大脑运动皮层和脊髓控制运动的部位均有显著摄取，同时结合生信分析与临床血液标本验证，确认血液标志物与病灶的对应关系。

针对早期国内生物医药“fast follow”易被国外专利“卡脖子”的问题，团队将跨领域验证的原创靶点转化为知识产权，把原本用于肺纤维化的靶点拓展至AD、ALS，同时推进美国、欧洲、日本等国际专利申请，形成靶点在新适应症应用方面的护城河。

“即便当前产品并非最优，专利保护也为技术优化争取时间。若其他团队需将该靶点用于专利覆盖的适应症，需获得授权，避免同质化内卷。”

2019 年苏金教授成立菲创生物，核心是为解决高校技术难以落地临床的痛点，其定位与启动策略极具务实性。苏金教授认为，高校可完成科研概念验证，但缺乏稳定化产品开发能力，仅能依托校内研究人员解决前端技术问题，无法实现从实验室到临床的规模化、标准化生产；而创业平台可承接技术转化的后半程，填补科研到临床的断层。

菲创生物的创立聚焦于器官纤维化诊断领域。其核心理念源于钟南山院士提出的“解决不了诊断问题，治疗无从谈起”。因此，团队选择优先突破分子诊断技术，开发纤维化疾病早期筛查工具，为后续治疗提供精准筛选和疗效评估依据，这种方式也同时降低了创业初期风险。

公司目前布局了2条产品管线及1条配套业务。产品管线分别为原创靶PET诊断和血液检测试剂盒。原创靶PET诊断覆盖肺纤维化、AD、ALS、器官移植排斥等领域，其探针前体已完成，正在进行动物实验成像研究。血液检测试剂盒的方法学优化已完成，部分已投入临床使用，目前主要通过LDT模式与有医检资质的机构或医院合作。此外，针对核药配送业务，拟选择半衰期12小时的正电子核素，通过航空实现两天内跨区域覆盖，突破本地核药“奶站”百公里配送的局限。

不同于行业“组豪华团队、拼融资速度”的模式，苏金团队对团队的选择更侧重 “能力互补、理念一致”，适配“从零到一”的原创研究需求。技术端，生信专家负责建立全球纤维化疾病数据库、验证靶点特异性和临床价值，3 名博士生加 1 名博士后组成的核化学团队，专攻“靶点→探针”的落地转化；运营端，合伙人具备临床医学背景和超过20 年生物医药企业管理经验。

在苏金教授及其团队看来，科研转化的成功是技术端与运营端协同统一的分工体系，前期研发人员产出原创性成果。后期商业化团队负责研发、融资、临床实验到上市的全流程运营，弥补研发人员在商业思维与能力的短板。

在访谈谈及科研与产业创新的核心瓶颈时，苏金教授多次强调 “反内卷” 的重要性 —— 她指出，当前科研领域的内卷并非简单的竞争加剧，而是 “低水平重复” 主导的资源内耗：许多团队扎堆于已知的热点赛道（如核药领域仅有的十几个公认靶点），盲目开展 “me-too”“me-better” 式研究，既未突破核心技术壁垒，也未能满足临床实际痛点。这种内卷的直接后果，是大量社会资金、科研人力与设备资源被消耗在重复探索中，原本可用于 “从 0 到 1” 突破的资源被挤占，不仅难以产出真正的创新成果，更会延缓整个领域的技术迭代速度，最终对行业可持续发展与国家生物医药创新竞争力毫无增益。

在苏金教授看来，脱离科研内卷的关键路径，在于锚定 “源头创新” 与 “临床需求” 的深度绑定 —— 创新不能脱离临床实际空谈技术，需先精准厘清临床中未被满足的核心需求；再以这些真实需求为起点，开展从 “原创靶点发现” 到 “技术落地验证” 的全链条创新，而非在已有赛道中 “挤独木桥”。正是基于这一逻辑，她带领团队跳出 “核药靶点同质化竞争” 的陷阱，聚焦纤维化相关疾病的早期诊断，从肺纤维化拓展至AD、ALS等领域。通过原创靶点与技术开发，既避开了内卷消耗，也让科研成果始终瞄准 “解决患者实际问题” 的核心目标，真正实现了创新价值与临床需求的统一。

对话的最后苏金教授对核药市场未来发展及自己团队下一步计划也表达了期许，她认为前两年受生物医药行业 “寒冬” 影响，且核素供应、核素发生器等关键环节存在 “卡脖子” 问题；而随着今年行业环境的逐步改善，国内已能实现正电子核素的稳定供应，核素发生器也完成了国产化突破。叠加国家与地方层面相继出台核医疗支持政策，融资环境亦有望回暖。

这些利好条件的叠加，不仅为团队后续推进工作奠定了基础，也为整个核药领域的持续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环境。团队计划分阶段推进：先募集 1000-2000 万元扩大 IIT 研究范围、推进临床前申报；若数据达标，后续再募集 1 亿元以上自建生产基地，预计3年拿到生产资质后，向全国核医学科医院配送产品，未来还可能将专利授权给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核药企业。

广东省正在积极推动核医疗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并将其作为一张重要的“产业王牌”进行布局。核药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广东省期望到2030年，核医疗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升，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建设一批创新平台，常用医用同位素实现稳定供应，并有一批放射性药物和高端核医疗装备完成或进入临床试验。同时，计划培育3-5家在全国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核医疗龙头企业和一批“专精特新”企业，最终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核医疗产业集群。

尚骏投资也密切关注这一领域的发展与创新方向。尤其广东省对核药的战略布局是系统性和全方位的，涵盖了从研发创新、基础设施、同位素供应、装备制造到空间布局、人才建设和国际合作的整个产业链条。其核心目标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保障供应链稳定，最终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所以在产业投资支持方面，尚骏投资也在积极推动这方面的资源落地，从资金、人才、供应链、产业空间等方面去支持核医疗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