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专栏｜张建民：从顶刊科学家到猎药创业者

2011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实验室里，一位深耕神经科学多年的中国科学家对自己的人生价值产生了犹疑。若实验室里的完美数据与期刊上的荣耀无法转化为病床上的希望，科研的价值便大打折扣。

这份朴素的执念，最终把他从学术高地推向创业前线。2017年，刚从约翰·霍普金斯回到北京协和医学院不久的张建民，选择了创业之路。他把在神经免疫学的深厚积累以及对于iPSC衍生外泌体作为治疗策略的前瞻性判断，转化为可供患者受益的临床路径。

那一年，他五十岁。面对投资人他坦言：“你赌的是真金白银，我赌的是人生。”

图：“协和学者”特聘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国典医药董事长/首席科学家张建民

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乡村，泥土路蜿蜒，赤脚医生背着旧布药箱走进乡亲家中，俯身摸脉，细声问诊，简单几味草药、几下推拿，病人出了汗，疼也就缓了。这样的场景，在少年张建民心里留下了最早的医学画像：原来治病救人可以这么直接、这么有用。

“当时我就跟自己说，将来必须考医学院，回村开个药铺，像他一样实实在在帮人。”

这一念，埋下了少年人生的伏笔。

1985年，他考上大学，因数理化成绩好被分到了医学检验系，这也使得他与做临床医生的目标失之交臂。后来，他申请转系，一次次找老师沟通。虽然最终也没能如愿，但他仍没放弃尽可能靠近临床的想法。

大学毕业后，他先在检验科任职，这种在旁人看着清闲的日子，他却坐不住。身边人劝他：“检验科稳定，别折腾”，他却说：“每天对着仪器，看不到病人，这不是我要的救人。”

这份行医的执念，推着他在科研路上走得比谁都拼。

最终，他考上协和医学院，一头扎进生命科学基础研究，也算是和看病救人更近了一步。“就算不能直接看病，也要搞清楚病的根源，为治病找条路。”

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博士毕业后，张建民又出国深造。他先赴耶鲁大学免疫生物学系做博士后，全情投入科研，后选择转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神经生物学系，加入著名神经生物学家Ted Dawson的实验室。在这里，张建民更专注于疾病根源的探索，始终以“为治病找路”为目标，驱动自己不断向科学前沿进发。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张建民踏上了一场从0到1创新课题的探索之旅。那时，他与团队开展高通量筛选，在众多候选基因中发现了一个对神经元有保护作用的全新基因。“当时，这个基因连名字都没有，仅知道其序列，我们给它命名了一个代号——697-27。”张建民回忆道。

为了进一步探明这个新基因的功能和价值，他几乎将自己“埋”在了实验室里：每天早到、晚走，连周末都守着自己的细胞培养箱。从克隆、蛋白表达、抗体制备，到一步步揭示697-27号基因的功能，张建民与团队日复一日地攻坚。

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发现697-27基因具有拯救大脑生命力的关键作用：它能够调控脑组织的神经炎症、记忆形成以及神经突触的可塑性。这不仅为理解神经退行性疾病（如帕金森症、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原理提供了重要线索，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我们或许能够借助这一机制，开发出激活大脑自身保护能力的新一代治疗方法。

“那段时间，我儿子正好在家里看一本漫画小说，里面讲到一个拿着锤子守护人类的神——雷神（Thor）。我突然觉得，这个基因正像雷神一样，保护着神经元的健康。”于是，他和Ted Dawson商量后，将这项发现命名为“Thorase基因（索瑞酶）”。

后来，Thorase基因的研究登上了《Cell》封面，这不仅成为神经科学领域的重要里程碑，也凝结了张建民五年如一日默默坚持的心血。

图：2011年4月15日，顶级学术期刊《Cell》杂志封面，刊登了张建民教授的“雷神”基因研究（来源：Cell）

一次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园咖啡厅里，张建民的博士后导师、神经生物学家Ted Dawson对他说出了那句引发深思的话：“咱们发了那么多顶刊论文，但是我在门诊接触到很多帕金森患者，针对他们，仍然没有一个药可以治疗。” 他望向张建民，语气中带着遗憾与期盼，“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做一个药，真正地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句话如同一道惊雷，击中了张建民内心埋藏已久的心结。“那一刻，我找到了新的兴奋点，那就是做能真正解决临床痛点的药，为被疾病折磨的患者带来直接帮助。”

而正在此时，一项颠覆性的技术为他指明了方向。2012年，山中伸弥因发现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技术，与约翰·戈登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项技术让张建民看到了产业级的转折点。iPSC 重编程技术可以将皮肤、外周血单核细胞等体细胞逆转为具备多向分化潜能的干细胞，再定向分化为神经元、心肌细胞，甚至构建类脑、类心脏等复杂模型，有望破解很多药物实验中“动物有效、人无效”的药物研发瓶颈。

“以前我们用小鼠做实验，结果到人体里完全不管用，iPSC技术能让我们直接用人的细胞做研究，这是颠覆性的。”

对于外泌体领域，张建民有着自己独到的判断。“过去，大家普遍认为外泌体是细胞代谢后的垃圾产物，直到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表彰三位科学家在细胞囊泡运输（包括外泌体等胞外囊泡）机制上的发现，这才确立了胞外囊泡在细胞间高效传递信息中的核心地位。”

张建民特别关注到，细胞通过外泌体释放蛋白及小分子，实现精准、快速的信号调控。外泌体的膜与细胞融合后，能直接将内部上千种蛋白和小分子递送到受体细胞内，快速调控细胞状态，其信息传递与调控效率远超传统的分子信号传导方式。

在张建民看来，外泌体的核心价值就在于把“可验证的生物学”进一步转化为“可工程的药学”，既为神经系统疾病等重大疾病探索有效新药，也为免疫疾病、皮肤再生等多类适应症提供了更安全、更高效的新型递送工具和药物分子开发途径。

“外泌体的独特之处，是能把细胞原本传递的、复杂的生物信号，稳定地封装下来做成药，同时还能像‘快递小包裹’那样，把药物递送到我们指定的细胞甚至器官。”张建民解释道。

图：外泌体的功能和应用（来源：Cells 2019, 8, 307; doi:10.3390/cells8040307）

更重要的是，张建民的思考并未止步于外泌体的生物学机制。他将目光投向更上游的细胞来源——iPSC。他特别强调，iPSC不仅具有无限增殖、定向分化的能力，能作为稳定、可控的“细胞工厂”以规模化生产均一的外泌体；其自身更天然具备优异的抗炎、再生与修复潜能。这些宝贵的功能性特质，能直接赋予其衍生的外泌体，使它们天生就携带了强大的治疗指令。这一系列特性，共同构成了iPSC来源的外泌体（iPSC-Exo）实现工业化生产和临床转化的根本前提。

这样的外泌体本身可作为活性药物，用于抗炎、抗凋亡、组织修复和神经保护，已在神经损伤、脑卒中、阿尔茨海默病、重症皮肤损伤等疾病动物模型中得到验证。此外，外泌体也可被工程化修饰，装载siRNA、mRNA、蛋白、生物活性小分子等药物成分，变成高安全性、低免疫原性的天然纳米载体。通过基因编辑、化学修饰等手段，可以在其表面增加针对特定靶点的配体、抗体或者肽片段，从而精准导航，提升药物在脑、肝脏、心脏、关节等目标组织的递送效率。

例如，张建民团队已开展了鼻腔给药、静脉注射、局部注射等外泌体全景应用路径实验，验证其可跨越血脑屏障、定位脑损伤区域，无创递送抗炎成分到中枢神经系统；在皮肤领域，外泌体还可透皮递送，促进伤口愈合和组织再生。

更具前景的是，外泌体天然具备免疫调控和抗原展示平台的属性，为疫苗和肿瘤免疫治疗开辟了新路径。“我们可以设计让外泌体表面同时呈现多个表位，实现多靶点联合激活免疫细胞，有效提升疫苗的安全性和效果。”

张建民介绍，目前团队已开展将外泌体应用于神经退行性疾病、免疫系统疾病、难愈性皮肤损伤等多个方向的新药开发。

图：2025年9月，国典医药iPSC外泌体成果获得2025京津冀创新医学转化与产业促进大赛特等奖 

“我认为，外泌体最大的突破在于让药的递送变得更加生物相容、精准和智能。它融汇了成药性、递送能力和工程化升级空间，让我们有机会真正攻克许多以往无药可治的疾病。”

2017年，张建民创立国典医药。对于这段历史，张建民回忆道：“当时美国的朋友劝我，一把年纪了别折腾；国内的同事也说，生物医药创业九死一生。”可张建民心里清楚，这不是冒险，是“还债”，还童年对救人的誓言，还科研路上对成果落地的执念。

大家都知道创业路难，却没想到公司还没成立，在第一步找场地上就遇到了一大挑战。

国典医药第3号员工、2017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张建民实验室做博士后的王靓博士向我们讲述，当时张建民教授将场地目光投向了北京亦庄，大家都以为选址只是交钱入住就行，后来证明大家想简单了。那时这里（OBE互联网创新园）还是互联网企业的天下，几乎没有生物医药企业的身影。

彼时，整个中国的生物医药创新产业处在加速起步阶段。

2017年前后，中国创新药赛道刚刚铺设，原创基础薄弱，科研转化落地路径尚未清晰，多数生物医药园区依然以生产制造或仿制药企业为主，真正以从0到1推进新药临床的初创公司凤毛麟角。风险资本也刚开始关注创新药赛道，大批科学家型创业者跃跃欲试，却普遍面临缺乏基础设施、经验与专业支持等先天短板。因此，对于张建民和国典医药来说，不仅是全新制药赛道的开荒，还有物理意义上的真正“开荒”。

“一开始我们想租OBE园区的一号楼，却因为这个园区没有做生物医药规划，管委会无奈回绝。由于规范的生物实验室需要特殊的层高、通风和废水处理，亦庄许多园区的楼根本达不到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和安全要求。”

挑战面前，张建民选择了一条有点非常规的做法。他带着项目PPT，一遍遍上门找管委会领导汇报，甚至现场演示iPSC类器官的构建过程。

经过他的日夜奔波，终于争取到了一号楼2000平方米的场地。“拿到场地时还是毛坯房，我们自己找设计师，从2000平里挤出1000平方米做实验室，其余用作办公室和库房。”

几年过去，越来越多生物医药企业在这里扎根成长。早期加入的公司同事向我们讲述，“我们刚搬来的时候，办公楼对面就是神州细胞。当时他们还只有几间小办公室，现在短短几年，对面园区的楼一栋栋拔地而起，神州细胞已经发展到好几幢厂房了。”

作为最早一批入驻者，国典医药亲眼见证了越来越多生物医药企业在此落地，也见证了许多本土创新药企业的崛起。

解决了实验场地的落地难题后，张建民便迅速将精力投入到招兵买马、打造核心团队上。他深知，顶尖的科研与创新型创业，都必须建立在一支有战斗力和凝聚力的队伍基础之上。

在招人方面，张建民有自己鲜明的标准，不拘一格地甄选兼具潜力与坚持的候选人。他要求应聘者做PPT讲解自己的课题，现场考察科研思路和逻辑能力，经常能当场指出实验设计的漏洞和不足，甚至会拿起笔直接帮忙优化方案。

他也更像一位导师，为团队营造敢于试错的成长空间。他鼓励年轻人大胆创新、主动提建议。比如研发团队曾提出“改造外泌体靶向B细胞治疗红斑狼疮”的想法，张建民虽然觉得风险不小，但仍批了50万元研发资金：“年轻人有想法就该试，就算失败了，也能积累经验。”

每周三下午，他还亲自主持技术分享会，不仅讲授自己在科研过程中积累的经验，还会手把手带大家做实验，“我希望他们不仅能操作实验，还能明白为什么要做这些实验，理解科研真正的意义。”可以说，张建民作为一个企业创始人，在对人的培养和关怀上，更像一位老师。

这种关怀也延伸至工作之外。有团队成员回忆，“张老师总会主动关心大家的生活和状态，有难处直接找他都能得到帮助。”早期便加入国典医药的人事总监侯建梅表示。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也让年轻科研人员在公司感受到家的氛围，更加坚定了在这里长期深耕的决心。

图：2023年国典医药公司团建

自2017年公司创立以来，第一批员工至今几乎全部留任。侯建梅道出了这其中简单的原因：“我们大家对张老师的印象其实特别简单，就是觉得（人）靠谱。所以这给我们一种感觉——开辟全新制药赛道这件事，能成。”

从0到1的阶段，张建民对团队的用心、信任与赋能，也成为国典医药稳定成长、持续创新的坚实根基。

在张建民的规划里，国典医药的业务始终围绕iPSC+外泌体两大核心技术，形成治疗管线为主、CRO服务造血、再生医学跨界延伸的多维度布局，每一条管线都瞄准"临床未满足需求"这个痛点。

作为国典医药进展最为迅速的核心管线，癫痫新药项目几乎承载了当下张建民“让药救人”的主要期望。“传统的癫痫药物主要抑制神经元过度放电，虽能减少症状，但长期用下来，尤其是对儿童，常见的副作用是影响智力发育、注意力和情绪，导致学习困难、行为退缩。”张建民补充道，“很多家长其实都很担心药物副作用，但又没办法停药。”

从多年的基础研究出发，张建民团队发现，癫痫难治性很大一部分原因源于星形胶质细胞（astrocyte）的病理改变——反复发作后，大量星形胶质细胞激活，转化为促炎表型，无法再高效清除突触间隙里积累的谷氨酸，神经递质‘淤堵’，反过来刺激神经元过度兴奋，形成恶性循环。“我们要打破这个环，把焦点从‘滥放电的神经元’转到‘异常激活的星形胶质细胞’，修复其回收神经递质和抗炎的能力。”

因此，公司设计了以iPSC来源外泌体为基础的新型治疗手段，通过鼻腔递送，将外泌体直接作用于脑部病变区域。张建民在复盘前期实验时回忆：“刚开始在动物模型上测试，外泌体治疗以后，我们看到癫痫小鼠的发作次数、持续时间显著下降。最关键的是，复检脑组织时，看到星形胶质细胞重新表达了正常功能的蛋白，炎症因子也下来了。”

在2022年启动临床前研究阶段，团队做了动物毒理和药代动力学验证，证明外泌体可安全穿越血脑屏障，且在脑部高选择性分布，未见明显毒副反应。

2023年6月，协和医院/首都儿研所启动真实世界病例探索。张建民分享了一位真实受试者的案例：“有个12岁的小男孩，从8岁起就反复癫痫发作，用了四种常规抗癫痫药，但是效果极差。临床前一年，发作频率高到每月七百多次，家长几乎绝望。”

在完备的伦理与临床方案保障下，治疗顺利启动，团队为患儿实施外泌体滴鼻给药。“第一个月发作就降到300多次，第二月减少到10多次，第三个月基本清零。整个过程中没有发现药物相关副作用，孩子精神状态还越来越好。”

“我最开心的是，去年随访时，这个小男孩已经能正常去学校上课，这才是真正的成果。”

“（该管线）争取成为中国首个获批IND的外泌体药物。我们希望打破中国生物医药长期以仿制为主的刻板印象，让全球看到中国科学家真正从0到1的突破。”张建民表示，该管线已基本完成美国FDA IND申报资料准备，并计划启动多中心国际I期临床。

实际上，癫痫新药的突破只是iPSC外泌体平台应用潜力的一个缩影。张建民团队通过高纯度、标准化制备iPSC外泌体，不仅实现了滴鼻递送穿越血脑屏障，还验证了其在抗炎、促神经再生等多重机制上的独特优势。这种一致性强、可工程化扩展的新型递药平台，为多种神经系统疾病带来变革性的治疗可能。

目前，围绕脑卒中、自闭症、抑郁症等领域，团队已推进多条创新管线。每一项探索都紧扣神经系统临床未满足需求，充分发挥外泌体“靶向递送+多通路调控”的平台价值，为更多难治性神经系统疾病提供全新解决思路。

作为外泌体领域的先行者，张建民参与了国家药监局《先进治疗药品的范围、归类和释义（征求意见稿）》的研讨会。“2023年之前，外泌体连属于哪类药品都没定，有的小作坊用离心法提一点外泌体就敢卖，这是对患者不负责任。”

“尊重科学，尊重资本。”张建民多次重复这个观点，这是他从科学家转型为创业者的关键心法。而在这句话背后，是他对科研本质的坚守、对商业规律的清醒认知，以及对未来的长远规划。

创业初期融资，许多投资人对于iPSC和外泌体还不太了解，国际上也没几个团队在做这方面的产业探索，面对投资人的不理解时，张建民的魄力藏在“不将就”里。

这份坚持初心和耐心讲解，让张建民也赢得了更多信任。有一次一位投资人听了他讲述外泌体治癫痫的思路，当场决定投资：“你敢赌上全部，我就敢信你。”

后来他总结道：“合作要建立在彼此尊重与信息对称上。”与投资人交流时，他坚持两条底线：尊重技术规律，不做违背科学可行性的承诺；尊重资本专业，充分听取在治理与运营上的建议。

张建民与投资人的关系更像家人，没有斗智斗勇，主打一个自信与真诚。采访中他提到一个细节，有时候和投资人几个“老头”喜欢在公园里散步遛弯，边走边聊，把重要的工作话题、公司规划都在这样的轻松环境里沟通清楚。

这几年创业下来，张建民对资金管理和企业策略的把控越发老练。他早已学会根据市场环境灵活调整节奏——行情低迷时，他果断收缩自研管线，提升CRO服务占比，保障公司现金流；一旦融资到位，又会立刻加码推进核心管线的临床进程。也正因如此，在2022-2023年生物医药行业普遍遇冷的时刻，国典医药却逆流而上，不仅稳定了团队，还扩招了新人。

在国典医药的财务报表，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两个鲜明的数字：公司每年用于研发的投入高达营收的70%以上（主要用于实验耗材与人员工资），而全年招待费却从未超过2万元。王靓博士和侯建梅的讲述印证了这一点：“张老师开公司一直务实低调，不铺张、不搞快速扩张，办公室和实验室也都是简约实用型。每次投资人来访，也只是点几份简单的盒饭，一边喝茶一边聊业务，所有的重心都在技术和项目本身。来访者也并不会因为没有收到隆重招待而介意。”

最终，这一份务实和稳健也赢得了投资人的认可。

“等公司上市稳定了，我想成立一个基金，专门投资刚起步的生物医药创业者。”张建民的这个想法，源于自己创业时的感悟：“我当年找天使投资，被几十家机构拒绝，知道不被认可的滋味。现在我有经验、有资源，想帮那些有技术但没背景的年轻人少走弯路。”

他甚至想好了基金的投资标准：“不看论文数量，看临床价值——你的技术能治什么病？有没有初步数据？团队有没有踏实做事的态度？”他笑着说：“就算他们的项目现在看不懂也没关系，当年我的iPSC外泌体项目，不也没人看懂吗？真正的创新，都是从不被看好开始的。”

对于想从科研转向创业的青年科学家，他也给了两个忠告：“第一，别把发表论文的思维带到创业里。做企业要打通研发-生产-临床-销售整条链，不是追求一个点的极致；第二，资本能帮你，但不能替你做决策，真正的核心还是你的技术能解决什么问题。”

华灯初上，园区的灯火缓缓流淌在夜色里，为偌大的生物医药城染上一层温柔而深邃的底色。辞别时分，张建民和我们一起下楼，步履间透着从容。他还要去隔壁的实验室，守着那些未眠的灯。

年近花甲的他，依然坚持每周几场篮球，十点半准时休息，让心与身体都常葆澄明活力。“创业的确辛苦，不过其乐无穷。”他仍不紧不慢地说道，“看着患者日渐好转，年轻同事做出成果，这份喜悦，远胜过论文的发表。”

走进产业园深秋寂静的暮色，诸多冉冉升起的生物医药创新企业招牌清晰可见，楼上实验室里通明的灯光下时不时闪过忙碌的白大褂身影。

这一幕，正映照着写在张建民生命底色里的那句朴素信念——“慢慢来，总会找到治病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