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2日，纳斯达克上市公司Rallybio（RLYB）与临床阶段生物技术公司Candid Therapeutics（下称“Candid”）宣布达成合并协议。根据协议，合并后的公司实体将以Candid Therapeutics的名义运营，股票代码变更为“CDRX”，作为交易的重要组成部分，Candid同步完成了5.05亿美元（约34.57亿人民币）的私募融资，投资方阵容豪华，包括Venrock、RA Capital Management等顶级医疗健康领域风险投资机构，以及Janus Henderson Investors等全球知名资产管理公司，并预计将为新公司提供直至2030年的运营资金。
此外，根据规划，合并后公司将持续推进Candid多元化T细胞衔接器（TCE）管线迈向多个关键临床里程碑，包括计划于2026年启动针对重症肌无力及风湿性疾病继发间质性肺病的2期临床研究。
这起交易最引人注目之处，不在于合并本身，而在于Candid Therapeutics的身份——这家2024年9月才正式亮相的公司，成立仅半年，其核心资产全部来自中国生物技术公司。从岸迈生物的BCMA×CD3双抗，到嘉和生物的CD20×CD3双抗，再到与药明生物、诺纳生物、Ab Studio的研发合作，Candid Therapeutics的管线图谱上，中国创新药企的名字密集排列。
中国管线+海外操盘手，临床数据换最终话语权
Candid的诞生本身就带有强烈的中美混血色彩。
2024年9月，Candid以3.7亿美元A轮融资刷新了当年生物医药行业的融资纪录，投资方包括Venrock、Fairmount、TCGX、venBio、Third Rock等近20家顶级医疗基金。彼时，Candid同时宣布并购两家几乎同期成立的Newco——Vignette Bio和TRC 2004，由此获得两条核心管线：靶向BCMA的CND106和靶向CD20的CND261。
这两条管线的源头都在中国。CND106来自岸迈生物的EMB-06，CND261来自嘉和生物的GB261。值得注意的是，岸迈生物和嘉和生物也并非简单地卖管线，而是以资产全球权益换取Newco股权的模式，成为Candid的股东。这意味着，若Candid的价值在未来完成变现，这两家国内biotech也能分享收益。
而Candid的操盘手Ken Song，是美国生物制药界的连续创业者。他的上一家公司RayzeBio从成立到被BMS以41亿美元收购，只用了三年时间。Ken Song团队的核心能力，被合作伙伴岸迈生物CEO吴辰冰概括为三点：科研判断力强、团队组建快、资本粘合能力强。这种能力在Candid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即成立不到四个月，Candid又同一天宣布与诺纳生物、岸迈生物、Ab Studio达成三起TCE合作，进一步扩充早期研发管线。
2026年1月，Candid再下一城，与药明生物达成三特异性TCE抗体的全球独家授权协议，交易总金额高达9.25亿美元，将靶向CD19/CD20的双靶点TCE纳入囊中。
至此，Candid构建起一个覆盖BCMA、CD20、CD19等多个B细胞靶点的TCE管线矩阵。而Candid敢于在成立之初就重注押向中国资产，并非盲目扫货，而是因为这些管线已经通过了临床数据的验证。
Ken Song及团队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不仅是一个创业者，更是一个资产包管理者，且能在众多项目中识别出最有潜力的那一个，快速整合资源，推高价值，然后在合适时点退出。据公开报道，Ken Song团队在决定投资岸迈生物的EMB-06之前，曾评估了近50个TCE资产。最终选中岸迈生物和嘉和生物，核心原因在于这两款分子已经完成了初步临床验证。
CND106（岸迈生物EMB-06）和CND261（嘉和生物GB261）均已完成了肿瘤适应症的I期临床试验，累计入组患者超过130名和100名。这意味着，这两款分子已经在人体中验证了安全性，并初步展示了药理学活性。
更关键的是，这些分子展现出优异的安全性特征。核心管线cizutamig（即CND106）可精准结合BCMA与T细胞 CD3，介导T细胞对表达BCMA阳性的B细胞产生特异性杀伤，实现组织层面的深度清除为疾病缓解奠定基础。
Candid在合并公告中披露，cizutamig在87例患者（包括47例自免患者）的用药中，仅不到20%的患者出现轻度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且无任何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CANS）不良事件发生，良好耐受性支持门诊给药模式，大幅提升治疗可及性。
CND261同样表现不俗，这款靶向CD20与CD3的双特异性抗体，通过工程化设计降低了对CD3的亲和力，在避免T细胞过度激活的同时，保持了强效的B细胞清除能力。截至目前，CND261已在超过110例患者中完成给药，其中包括20余例自身免疫病患者，其安全性数据良好：不到20%的患者发生1级CRS，且无ICANS发生。
此外，Candid还有CND319，一种双靶向CD19/CD20 TCE，在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研究中显示出具有前景的治疗指数特征，计划于2026年年中进行首次人体研究。
收购国产TCE的Newco，加入长期主义竞争
乍看起来，有理由将Candid视为是近年来中国biotech出海Newco模式的集大成者。
所谓Newco模式，是指由海外资深团队和资本共同组建新公司，中国药企以管线权益入股，并获得Newco股权和未来收益分成，换言之，Newco模式为中国资产的技术价值与海外团队的资本运作能力架起桥梁。这种模式在2024年迎来爆发：除了Candid并购岸迈生物、嘉和生物的案例，还有维立志博、康诺亚、同润生物、恩沐生物等多家中国药企通过Newco模式将TCE管线授权出海。
Candid的成长路径清晰地展示了这种方法的威力。从成立到拥有上市平台，Candid只用了不到两年。这种速度，是传统biotech难以想象的。
另一方面，Candid的动作之快，再结合Ken Song此前的创业经历，让人有理由相信Candid也是一家快进快出的Newco。就在2024年底，还有部分声音认为，Ken Song团队的目标是快速推进临床，最终被大公司收购，从中赚取差价。
不过业内人士并不这么认为。据公开访谈及报道，自Candid集中收购2个TCE资产并开展3个早期研发合作后，吴辰冰在接受采访时就指出Ken Song是真想研发创新，做公司，“有长期的战略规划，想创造价值，想创新，想在自免TCE领域做大”。
TCE作为一种双特异性抗体，其核心机制是一端抓取T细胞（通常是CD3），另一端识别并抓取靶细胞，强制T细胞对靶细胞进行杀伤。相比于早年的自体CAR-T，TCE具备以下核心优势：首先是“现成可用”的药物形态，无需定制化制造，可批量生产；其次是更可控的安全性特征，CRS发生率低且程度轻微；这种“即用型”特点让TCE还具有门诊给药潜力，患者可及性更广。
过去两年，TCE赛道经历了一场从肿瘤到自免领域的迁移。据智研咨询统计，2024年全球TCE临床试验启动数量显著上升至175项，其中免疫疾病临床试验13项，且增长强劲。推动这一迁移的核心驱动力，是CD19 CAR-T在红斑狼疮等自免疾病中取得的突破性疗效。但CAR-T的制造成本和工艺复杂性注定其只能服务极少数患者，TCE成为填补这一空白的唯一可行方案。
而回到Candid的事件，Ken Song团队选择的赛道正是自免TCE，而非肿瘤。肿瘤TCE已具备更为成熟的市场和明确的监管路径，做起来更快、更容易退出。但自免TCE是一个需要长期投入、需要探索未知、需要承担失败风险的方向。之所以选择这条路，不是因为快，而是因为大——自免疾病的市场规模远超肿瘤，一旦成功，将是真正的范式革命。
至此，Candid的案例也进一步验证了，在IPO和融资之外，Newco模式能为中国biotech提供新的持续发展路径，通过资产换股权并获得未来增值，正在成为务实的退出策略。
首先，中国生物技术的底层能力在全球的认可度还在提升，且正在扩展话语权。无论是在肿瘤还是自免领域，TCE双抗的中国资产正在成为全球交易市场的硬通货。
与此同时，TCE在自免领域的潜力正在加速兑现。Candid计划在2026年启动cizutamig治疗重症肌无力和风湿性疾病相关间质性肺病的全球2期临床。如果数据积极，这将有望成为继CD19 CAR-T之后，自免疾病治疗领域的又一次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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