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决定了政府在该产业发展中必须发挥关键作用，政策支持对医疗产业创新至关重要，各地区会通过制定地方条例推动产业发展，但许多关键问题仍需国家层面的上位法解决。”

近日，在2026年“声音·责任”医药卫生界大人代表政协委员座谈会上，上海市十六届人大代表、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吴剑英向动脉网等媒体表示。

上海市十六届人大代表、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吴剑英

创新药产业当前的发展困境绕不开两个关键词——“支付”和“入院”。

在吴剑英看来，一方面，我国医药产业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支付体系，释放内需动能，摆脱单一的公费医疗支付系统，建立完善的多层次社会医疗商业保险，这是拉动生物医药产业、满足多层次医疗健康服务的重要手段。

“另一方面，放眼全国，创新产品即便进入医保目录，仍面临进院难的困境——正如业界所比喻的‘能开花但难结果’。进医院涉及收费目录、医保代码、报销资质等多重门槛，任何一个环节缺失都可能导致产品无法落地。” 吴剑英表示。

纵观全球，一款减肥降糖药就能帮助撑起企业千亿美元市值，足见生物医药产业爆发力。

然而当前国内生物医药产业界鲜见千亿市值企业，在吴剑英看来，根本原因在于企业上市后无法持续产生利润。

据吴剑英分析，按照市盈率50倍计算，一家公司若想达到1000亿元市值，其年度净利润必须达到20亿元，当前国内市场市盈率水平约20倍，在这样的估值倍数下，要实现1000亿元市值，公司就需要拥有50亿元净利润。

“然而现实是我国前10家药企的利润总和尚不及全球第十位的单一企业，产业整体仍处中早期阶段，若将其定位为先导产业，就必须允许领先企业获得合理利润，以利润反哺研发，形成投入产出的正向循环，产业发展需要清晰的政策预期和可持续的盈利空间。”

“要得到性价比高的优质医疗服务，就需要企业和产业达到一定规模和集中度，但是缺乏盈利刺激，产业投资便难以形成集聚效应。”吴剑英指出。

吴剑英告诉动脉网，生物医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先导产业，其发展高度依赖政策引导，尤其需要完善支付体系作为支撑。创新药械要真正惠及患者，就必须实现国家医保与商业保险的有机结合，仅靠国家医保难以覆盖14亿人的健康需求，商业保险必须成为重要补充。

这也是写在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内容——重点提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目录”和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要求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推动创新药和医疗器械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2025年12月7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发布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2025年）》，共纳入19种药品，与基本医保形成较好的互补衔接，也为推动商保与基本医保错位发展、建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奠定基础。

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目录的建立相当于开了创新药支付端“第二战场”。

当前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发展迅猛，2024年商业健康险保费收入已达9773亿元，接近当年居民医保筹资规模。

然而据《中国商业健康险创新药支付白皮书（2024）》测算，商业健康险支付仅占创新药1400亿市场的5.3%。

对此，吴剑英表示，当前商业健康险面临逻辑闭环难题：商保公司因产品难以销售而缺乏开发动力，消费者因缺乏优质产品而不愿购买，双方陷入僵局。

破解这一困局的关键或许在于政府让利。

吴剑英向动脉网表示，建议国家税务总局研究企业和个人缴纳的商业医疗保险金额在一定范围内作为个人税收的税前抵扣项，以充实商业医疗保险的资金来源。

“例如对于年收入20万元的个人，若拿出2万元购买商业保险，那么就仅对剩余的18万元征税，这种制度设计在国内外均有成熟经验——赡养老人、子女教育、住房租金等支出均可税前抵扣，既鼓励了合规消费，也有助于完善个税征收体系。”

这一让利有望带来产业放大效应，是一笔“放水养鱼”的精明账。

在吴剑英看来，若通过税收政策为本地生物医药企业释放100亿元支付空间，按20%利润率计算可产生20亿元利润，再按50倍市盈率折算，就能为资本市场贡献1000亿元市值。政府看似减少了当期税收，但可通过股票交易税收等渠道获得补偿。这需要有一个算总账的部门，在税务、发改、医保等多部门间平衡社会发展的全局账。

“另外，建议国家医保局一定程度放松对于自费药品和医用耗材的价格管理和限制，鼓励创新通过非医保系统予以支持和兑现。”

“以及建议国家药监局推动健康消费类器械（非临床用途医疗器械）审批特别流程，明确产品界定，建立像欧美OTC医疗器械管理模式，由第三方专业质量认证机构进行质量审核和上市放行，激活健康消费潜力。尤其对康复养老器械、智能家用器械、功能性美容养护产品及现代中医器械等低风险健康管理产品，创新和优化市场准入机制，大幅缩短产品上市周期。” 吴剑英指出。

除了支付体系，创新药尤其是医保谈判药品的入院与可及性问题同样备受关注。

据央视网报道，2025年5月，广东佛山一位罕见病患者到三甲医院购买奥法妥木单抗，却被告知“本月该药品额度已用完”，一名药剂科工作人员私下解释，医院对这类“国谈药”设有每月限额，一旦超额就无法采购。

广东顺德一位晚期肾细胞癌患者则是遭遇了培唑帕尼“开不出药”的情况，而培唑帕尼早在2018年就进了医保。

“药能进医保，却进不了医院”的困境，似乎正浮现于更多患者面前。

据央视网报道分析，创新药进院背后涉及一系列因素：

对此问题，吴剑英表示，上海在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创新方面，形成了一套具有先行先试特征的政策组合，其中多项经验可为全国提供借鉴。

据了解，早在2023年7月，上海市七部门就联合印发了《上海市进一步完善多元支付机制支持创新药械发展的若干措施》，上海市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吴剑英看来，其中“新优药械”产品目录的推出非常具有突破性，由多部门联合组建工作专班，为创新药械开辟绿色通道。

“‘新优药械’产品目录从机制上破解了创新产品进院难的顽疾，该目录的核心价值在于赋予产品收费代码，并要求公立医院在一个月内完成进院，无需再经历传统的药事会审批流程。不仅大幅缩短了创新药械的入院周期，为创新企业获得市场回报提供了制度保障，更重要的是由政府行政指令替代企业攻关，通过考核机制倒逼医院执行，从源头上规范了准入行为。”吴剑英分析称。

虽然是上海地区的政策特色，但其他地区同样可以借鉴。

吴剑英指出，这套政策体系的独特之处在于跨部门协同能力和执行力度。上海作为经济发达地区，具备财政实力和行政资源来支撑这样的制度创新，这是其政策能够先行一步的基础条件。

“同时，专班工作机制、目录管理制度、支付政策豁免等具体做法，本身具有可复制性，可为其他地区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创新提供参考样本。”

“参加人大工作越深入，越能体会政府治理的不易——社会系统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正因如此，更需要持续呼吁、反复推动，让政策制定者看到：在生物医药这一战略性产业上，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撬动商业保险、激活市场支付体系，最终形成的是产业、资本、政府多方共赢的局面。” 吴剑英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