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某个跨国药企正在对国内Biotech做项目尽调，本来谈得好好的，推进顺利，结果这时同领域一个大型平台BD交易公布，这家跨国药企就没声了，与小Biotech的尽调和谈判也再无下文。”近日，引航资本创始人盛达在接受动脉网访谈时表示。

类似的情况似乎正在多个领域频繁上演。

盛达进一步表示，国内许多小型Biotech都在积极与跨国药企接触，但跨国药企一旦发现国内头部企业能够提供“打包式”合作方案，便大概率不会继续与小企业谈判，导致大量小型Biotech的管线很难BD出去。

动脉网在调研访谈中了解到，小型Biotech的BD生存空间被挤压似乎已成为客观事实。大企业的全赛道布局是最直接的压力来源，恒瑞、石药等头部药企可同时推进十个IND项目，这种资源密度和容错能力，小型Biotech几乎无法企及。

针对这一行业现象，德屹资本投资总监李林向动脉网分享了其深度观察与判断，在他看来，小型Biotech当前面临的BD承压局面，是行业发展演进下的必然结果。

李林向动脉网指出，目前国内大部分Biotech并非First-in-class原创型企业，研发模式普遍聚焦在成熟靶点或者热门靶点，通过分子结构修饰实现管线布局，研发模式更偏向工程化优化与工艺改良，分子改造程度不高，难以实现分子相关数据的高显著提升，并且容易跟国内的大药企进入同一赛道。因此在BD交易竞争中，这类Biotech企业往往难以与资源雄厚的国内大药企竞争。

随着平台型交易越来越多，小型Biotech即便手握临床数据，谈判筹码或许仍然会流失。

据行业媒体统计，2025年至少有25家国内外Biotech公司关停或进入清算程序，进入2026年，这一趋势仍在蔓延。

Biotech生存困境背后，愈加火热的BD市场看似是救命稻草，但机会似乎正加速向头部企业集中，留给中小Biotech们的窗口正变得越来越窄。

据动脉智库统计，2026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BD交易总金额达1063亿美元，已逼近2025年全年水平。

其中仅Top10的交易总额就达到739.14亿美元，占总金额69.5%，头部集中效应十分明显，前十以外的230笔BD交易平均单笔仅1.4亿美元，中小创新药企的BD项目普遍体量偏小。

盛达向动脉网表示，平台型交易正在占据BD市场核心，单资产交易相比以前会越来越难做。

据盛达分析，平台型合作本质上属于“高级版CRO”，大型MNC通过一纸协议，将某个领域内大量潜在靶点提前锁定，当这些靶点被纳入合作框架，其他MNC便不再有动力从外部购买同类资产。小型Biotech即便将管线推上临床，也可能面临“做出来却卖不出去”的困境。

例如恒瑞医药2025年与GSK达成12款自免、呼吸等领域合作，2026年与BMS达成13款免疫学、肿瘤早期项目合作，两笔交易系统性地将自免等热门赛道的靶点批量锁定。

石药集团不到两年内与阿斯利康达成4笔平台级合作，从AI药物发现平台到小核酸递送平台，将小核酸等领域的靶点布局与跨国药企深度绑定。

舶望制药与诺华的两次合作则更具针对性，2024年年初双方达成41.65亿美元的合作，2025年9月再度加码至52亿美元，围绕心血管疾病领域多款药物展开合作。这时其他MNC或许就不会贸然购买同领域的单个资产，因为诺华很可能推进得更快。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挤压并不限于热门靶点。

盛达强调，即便是新靶点或具有Best-in-class潜力的创新项目，只要出现在大药企的平台合作范围内，小企业的同类资产的竞争力便可能减弱，因为大药企的资源投入和推进速度远非小企业所能企及。

动脉网在调研访谈时进一步了解到，在BD领域，大型头部企业的全赛道布局是小Biotech们最直接的压力来源，恒瑞、石药等头部药企可同时推进数十个IND项目，即便只有两三个进入III期，战略上已然成功，这种资源密度和容错能力是小型Biotech无法企及的。

在推进速度上大企业同样占据明显优势，小Biotech在推进管线时稍微犹豫，大企业的IND可能已经申报，而MNC在选择合作方时天然倾向于进度更快的标的，这使得小Biotech在竞争中更加被动。

除了面对大药企的竞争劣势，小型Biotech在医药BD中还可能面临信息不对称的困境。

盛达向动脉网指出，小Biotech在信息方面的劣势非常突出，想和大药企或MNC谈合作，却完全不知道对方已达成的合作是否已覆盖自己的靶点，但小Biotech别无选择，为了BD必须去谈，但一旦去谈，数据就会被对方全部看光。

“别人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却不知道别人在做什么，这直接削弱了卖资产的优势。有些小企业甚至不知道市场上已有同类产品，却还在试图向大药企推销。”盛达表示。

这便构成了一个困局：小Biotech不曝光信息就活不下去，但信息越公开，对小Biotech就越不利，进退两难。

动脉网在对其他业内人士调研访谈时同样了解到，小Biotech想做BD就必须披露一定的管线信息，但一旦公开，拥有平台优势的大企业就可能会迅速通过CRO获取类似分子，并加速推进，而且头部企业声量大、行业关注度高，凭借规模和速度优势很快就能赶超。

小企业在披露与减少竞争之间，难以做出两全的选择。

中伦律师事务曾发文指出，在BD交易尽职调查阶段，买方团队需要接触较为完整的研发资料和临床数据，相关信息在短时间内集中披露，泄露或不当使用的风险相应增加。

通商律师事务所进一步分析，生物医药行业分工高度专业化，存在BD交易、联合研发、技术转让等众多业务模式及相应外部主体，易引发对于商业秘密权属的争议与纠纷，同时也会增加商业秘密泄露的风险。

2024年歌礼制药与美国制药公司Viking之间关于两款候选药物的纠纷，即为此类极端案例。

其实信息困境不只存在于国内，盛达进一步告诉动脉网，很多欧美基金进入中国市场后发现某个靶点有多家企业在做，就会砍掉自己在海外布局的同一靶点项目，导致部分海外小型Biotech的项目被终止。

 “大家都担心自己管线卖不出去，海外的Biotech也是同样心态，甚至他们的管线可能没有中国企业做得好，也没有价格优势。” 盛达表示。

在平台型交易的压力和信息劣势背后，根源可能仍在于同质化竞争。

一位医药领域业内人士向动脉网表示，当前大量Biotech所选靶点与大公司高度重合，这是客观现状。

在李林的核心判断中，很多Biotech陷入被动的根本原因并非大药企主动挤压，而是自身战略定位的错位导致。

李林回顾行业发展历程，2016年是中国创新药发展早期阶段，传统大型药企转型态度谨慎、落地节奏偏慢，彼时灵活度更高的Biotech凭借高执行力的优势快速布局热门靶点，但仅有少部分Biotech吃到了行业发展的巨大的红利，例如IPO红利、BD交易、政府支持等。

“随着大药企全面入局创新赛道，行业竞争进入到了资金、产业资源、管线体量的综合实力比拼的阶段，而这正是大型药企的优势范围。”李林指出。

数据也印证了当前国内Biotech同质化竞争的严重程度。

北京大学药学院研究人员从2020-2025年中国创新药申报临床试验靶点分布情况中发现，抗体药物大量集中在HER2、PD-1/PD-L1等靶点；CAR-T疗法集中在CD19和BCMA；基因疗法主要围绕VEGF，载体以腺相关病毒为主。

波士顿咨询的数据显示，中国在临床阶段的创新药分子数量总量已超越美国，但真正从源头发现全新靶点的药物仅占7%，更大比重仍是在已知靶点上做跟随式创新。

而且近期实验猴从“耗材”变为“硬通货”，单价直逼20万元，CRO企业锁单囤猴屡见不鲜，这一现象也被市场视为热门靶点扎堆的信号。

基于该现状，李林向动脉网指出，可以将BD热潮中的Biotech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占比约80%的Fast-Follow企业。

结合国内市场对高临床价值创新药的迫切需要，短期内Fast-Follow药物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可快速满足可及性，但是往往此类企业研发的分子改造程度比较少，同质化比较严重，尤其集中在抗体药物等热门赛道。

“这类企业行业内卷程度较高, 竞争点主要在于比拼速度和专利风险大小，在细分靶点赛道，排行5名以后的Biotech，受国内大药企冲击最为明显，这也是当前BD生存压力最大的群体。”李林向动脉网指出。

第二类为占比约10%的具有Best in Class潜力的企业。

该类企业的核心特征是专利体系完整、分子改造程度较高、产品差异化突出。由于改造难度大、技术要求高，能够落地优质改良项目的企业本就稀少，具备持续迭代能力的优质企业更是稀缺，在行业中拥有稳固的BD价值与生存空间。

第三类为占比约10%的FIC源头创新企业。

作为行业稀缺资产，这类企业与大药企形成错位发展格局：大药企擅长依托雄厚资源开展Fast-Follow快速跟进研发；而资源有限的优质创新Biotech，依靠前沿科研能力开拓全新靶点与全新机制。

“一旦临床价值得到验证，大药企更多选择合作、授权而非正面竞争，因此该类企业几乎不受行业内卷影响，能够独立占据优质创新赛道。”李林分析称。

面对当前多数小型Biotech的BD困境，盛达向动脉网指出，可以尝试与海外Biotech进行平台型合作，各自发挥所长，共同推进项目。

据盛达介绍，国内小Biotech项目有一定的效率优势，但缺乏在海外开展临床试验的资金实力以及海外团队能力，因此不得不早早公开在研项目信息，试图通过BD交易来获取现金流。

与此同时，部分海外Biotech恰恰需要进展合适的项目，而且他们更擅长制定标准、识别靶点以及开展国际临床，不少海外合作方拥有较强的VC融资能力，其背后的投资方或许可以承担国内企业平台开发后续所需的诸多资金，包括临床前和临床阶段的费用。

具体操作上，双方可以签署带有选择权的许可协议，先谈定许可条款，约定在未来某个时间点国内Biotech选择是否承担部分临床费用，若届时国内企业融到了资金，便可承担相应比例的费用，从而换取未来对应比例的收益份额，承担的成本越多，最终获得的收益分成也越高。

“本质上类似Co-Co（共同开发、共同承担）模式，后续研发推进中的大量成本可由海外合作方及其背后的VC资金来覆盖，若国内企业愿意以较低估值融资，国际基金亦可注入资金，而且项目推进至美国临床二期后再出售，谈判地位也远优于早期匆忙BD。”盛达向动脉网分析。

2025年6月靖因药业与CRISPR Therapeutics的合作是这一模式的典型案例，双方以50:50的成本和利润分摊机制，在全球共同开发靶向siRNA疗法SRSD107，靖因药业获得9500万美元首付款，并有资格获得超8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

动脉网在调研访谈中了解到，这种方法值得尝试，确实已有国外中型Biotech从中国买入权益、再打包授权给大型MNC的案例，一些连续创业家正在这一链条中扮演中间角色，但“两根芦苇绑在一起，大风来了可能还是会倒”，这对中国Biotech而言确实是一条出路，但并非普适的答案。

“国内小Biotech的唯一出路就是更快更新、找到差异化的点，但随着大企业全赛道布局日益完善，这种差异化空间正变得越来越狭窄。”动脉网在调研访谈中了解到。

对于当前火热的跨境BD交易，李林认为目前市场绝大多数Biotech对外授权交易，本质上属于CRO服务属性，即便切换为海外合作模式，并未改变其底层商业模式。

但李林同时非常肯定该模式的行业价值：前期国内一级市场大量资本涌入创新药行业，当前行业整体面临退出不畅、后续融资困难的困境，而通过BD合作引入海外资金，能够有效盘活国内研发体系、疏通行业资金循环，是现阶段行业发展的必要选择。

针对中小Biotech的未来出路，李林给出了务实、清晰的阶段性策略。

虽然BD存在困境，李林建议，当前仍是跨境BD供需两旺的行业窗口期，小型Biotech应主动把握机会、积极推进授权合作，最大化充实现金流储备，为未来行业格局剧变储备安全垫。

此外，李林还建议，企业需要全面复盘、系统性梳理自身管线，精准甄别可对外授权变现的资产与值得长期自研深耕的项目。这一管线优化与取舍的过程，也是企业立项逻辑与研发战略的深度转型。企业需要以此为基础，重新规划长期研发方向，摆脱同质化内卷。

 “归根结底，企业要为自己储备足够的资金，以适应中国生物药下一个十年的竞争格局，未来的产业环境一定会大变，挑战只会更大，Biotech要有资金、有眼光，更要有行动，当前正是绝佳的窗口期，要努力做有价值的BD，储备资金。”李林向动脉网表示。

由此看来，当平台型交易成为主流，靶点被批量锁定、信息优势向头部集中、同质化竞争愈发残酷，小型Biotech的突围之路似乎越来越窄，但也正是这种压力，将倒逼整个行业从跟随式创新走向真正的源头突破。

窗口期仍在，但留给犹豫者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要么在差异化方面找到不可替代的位置，要么在行业规则被彻底重塑之前备足粮草、完成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