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山大学胡文浩团队 | 以腺苷受体为靶，基于原创手性技术打造肿瘤免疫治疗的“中国方案”

对创新的机制追求，使得全球市场都迎来的新的变局。

当全球肿瘤药物市场已步入一个规模巨大的红海，以激活人体自身免疫系统为核心的肿瘤免疫疗法，正在成为驱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引擎，占据了约三分之一的份额。然而，聚焦中国市场，尽管肿瘤药物市场规模已达约500亿美元，但免疫治疗的渗透率仅为五分之一。

这一显著差距，不仅揭示了中国市场巨大的增长潜力，更预示着一场关乎未来医疗格局的深刻变革正在酝酿。

癌症，作为全球第二大死因，其发病与死亡人数仍在持续攀升。CA Cancer J Clin杂志的一篇文章曾预测，到2040年，全球新发癌症病例将激增至2840万例，较2020年大幅增长47%。而发展中国家将承受更为沉重的疾病负担。

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无数患者对更有效治疗方案的渴望，也向全球医药研发提出了一个时代之问：我们如何才能更有效地遏制乃至攻克癌症？

肿瘤免疫治疗被公认为最有希望改写癌症治疗格局的突破口。然而，行业仍面临一个关键瓶颈：以PD-1/PD-L1抑制剂为代表的主流免疫疗法，其病人有效应答率不足30%。这意味着，超过七成的患者无法从现有方案中获益。肿瘤微环境造成的免疫抑制、靶点同质化以及日益凸显的耐药性问题，共同构成了限制疗效突破的“天花板”。如何打破这一僵局，已成为全球顶尖科研力量竞逐的焦点。

在刚刚落幕的美国癌症研究协会（AACR）2026年年会上，从双抗到ADC（抗体偶联药物）的联合疗法，再次印证了业界对下一代免疫治疗方案的迫切探索。

为了探寻肿瘤免疫治疗的新方向与新突破，橙果局团队专访了中山大学胡文浩教授与张小雷教授。团队凭借在原创手性技术领域的深厚积淀，成功攻克了腺苷A2A受体拮抗剂的研发壁垒，开发出的一款候选药物，在临床前研究中，其关键指标全面优于国际头部药企的对标产品。

这一突破，不仅展现了“中国智造”在源头创新上的强大实力，更为破解肿瘤免疫治疗的行业难题，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技术路径。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深度对话，解读这支顶尖团队如何用原始创新破解行业痛点，揭开我国原创小分子抗肿瘤药物从基础研究走向临床转化的关键路径。

胡文浩教授是这支“全明星团队”的负责人。他的履历，本身就是一部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浓缩史。从四川大学化学系到香港理工大学的有机化学博士深造，再到美国Genesoft和百时美施贵宝（Bristol-Myers Squibb）公司担任高级研究员，胡文浩教授的足迹贯穿了从分子设计、药物发现到制药工艺开发的全链条。

2006年，他选择回国，将国际前沿的产业化视野带回国内，先后执掌华东师范大学分子治疗与新药创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与中山大学药学院。他不仅是深耕小分子药物发现领域的学科带头人，更是一位具备工业化思维的新药研发领军者。

与胡文浩教授形成完美互补的，是长期深耕药理学领域的张小雷教授。2017年，张小雷教授加入中山大学药学院，现任抗感染新药研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中山大学）副主任、新药成药性评估及评价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副主任。他的研究方向聚焦于创新药物研发与药理毒理学研究，为新药分子的系统性成药性评价提供了坚实支撑。

但这支团队的“全明星”阵容，远不止于此。它更汇聚了来自国内头部药企的药化研发骨干、临床医学人才以及药品注册专家，搭建了一个覆盖从药物化学、药理毒理到注册申报、临床试验的完整闭环。这种“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让团队在研发初期就具备了产业化落地的清晰路径。

团队是研发的基础。胡文浩教授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团队的建立和成长，离不开政府资金和政策的支持。胡文浩教授入职中山大学后，成功获批广东省创新团队项目，获得了2000万元的专项资金支持。这笔“及时雨”为团队引进顶尖人才、购置先进设备、开展前沿课题攻关打下了坚实基础。

另一面，中山大学的药学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A类学科，也为团队的创新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科研环境。正是依托这一平台，团队成员之间形成了自然又紧密的协作关系，实现了药化、药理、临床等多领域的优势互补。

在肿瘤免疫治疗的整体有效率徘徊于30%的困境下，寻找新的突破口已成为全球共识。胡文浩教授与张小雷教授为我们揭示了他们团队的破局之道：利用原创手性技术，精准狙击肿瘤免疫抑制的核心靶点，为唤醒人体自身的抗癌力量提供了全新方案。

他们瞄准临床急需的肿瘤免疫治疗方向，集中力量研发能够提升肿瘤免疫治疗效果的A2AR手性小分子拮抗剂——(S)-E8。

肿瘤的“狡猾”之处在于其高度的异质性与强大的免疫逃逸能力。它们能在体内营造一个高度免疫抑制的微环境，如同给免疫细胞戴上“镣铐”，使其无法识别和攻击癌细胞。因此，如何解除这种抑制，已成为继PD-1/PD-L1之后，全球肿瘤免疫治疗领域竞逐的下一个前沿高地。

胡文浩教授团队的攻关，正是从解除免疫抑制的源头入手。他们瞄准了肿瘤微环境中的一个关键“刹车”分子——腺苷。研究发现，肿瘤组织中的腺苷浓度可比正常组织高出近1000倍。一旦这些过量的腺苷与免疫细胞表面的腺苷A2A受体（A2AR）结合，便会启动抑制信号，使免疫系统陷入“休眠”状态。

要阻断这一过程，就需要一把能精准插入A2AR“锁孔”的分子“钥匙”。这正是胡文浩教授团队的核心创新所在。胡教授用一个生动的比喻解释了“手性”的奥妙：如同人的左右手，互为镜像却无法重合。人体内的蛋白质、受体等靶点也具有手性特征，只有构型匹配的分子才能与之精准结合。

团队摒弃了国际主流的非手性分子路线，坚持采用手性设计。他们开发的A2AR手性小分子拮抗剂——(S)-E8，就如同为A2AR“锁孔”量身定制的“右手钥匙”，能够高选择性、高亲和力地阻断腺苷的结合，从源头上解除免疫抑制，让沉睡的免疫细胞重获杀伤肿瘤的活力。

手性设计带来的优势是决定性的。它不仅意味着更强的药效，更代表着更高的安全性。在临床前研究中，(S)-E8展现了全面优于国际对标药物的潜力。头对头的对比实验显示，得益于其精准的靶向结合能力，(S)-E8在发挥强效抗肿瘤作用的同时，其急性毒性与长期给药对心、肝、肾等主要器官的副作用均显著低于对照药物。

更令人振奋的是，这款候选药物在食管癌等中国高发、特色鲜明的肿瘤模型中，表现出了尤为突出的抑制效果。其药效在多个独立实验室、多种动物模型中均能稳定重现，为后续的转化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药研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张小雷教授在访谈中强调，“从分子筛选、合成优化，到药效验证、安全性评价，药化与药理的深度融合是贯穿始终的生命线。”

正是这种从基础研究阶段就植入的产业化思维与多学科协作模式，让团队能够一路过关斩将，将(S)-E8从实验室的构想，一步步推向临床转化的门槛。

在创新药研发的竞技场上，敢于与国际巨头“正面交锋”，是实力最直观的体现。

胡文浩教授团队选择了极具胆识的“对标”策略——将阿斯利康（AstraZeneca）的一款分子作为直接参照。作为全球范围内进度最快的候选药物之一，阿斯利康的这款分子已顺利完成二期临床，正蓄势待发冲击三期临床。而团队的(S)-E8，正是瞄准这一行业标杆，展开了一场从分子设计到药效验证的全面超越。

必须强调的是，腺苷受体这一赛道目前仍处于“无人区”状态，全球范围内尚无一款相关药物获批上市，市场空白巨大。在这样的高地之上，(S)-E8展现出的数据令人瞩目：在现有的评价体系中，无论是在抑制肿瘤的效力，还是在安全窗口的控制上，(S)-E8均实现了对阿斯利康对标分子的全面超越。这不仅是数据的胜利，更意味着(S)-E8具备了成为同类最优（Best-in-Class）药物的核心潜质。

更为关键的是，(S)-E8打破了传统抗肿瘤药物“一种药治一种癌”的局限。与传统靶向药往往受限于特定的癌症类型或病理阶段不同，(S)-E8的作用机制直指肿瘤免疫微环境的“通用开关”。它通过解除免疫抑制，重塑肿瘤周围的微环境，这种调控具有“广谱”特性。这意味着，只要肿瘤依赖腺苷通路进行免疫逃逸，(S)-E8就有望发挥疗效。从肺癌、胃癌、食管癌到更多实体瘤，其广阔的适应症前景，不仅为患者带来了新的生存希望，更为肿瘤免疫治疗开辟了“异病同治”的全新维度。

但新药研发，同样也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胡文浩教授团队深谙“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一产业铁律。为了加速从实验室到临床的转化，团队构建了“高校原始创新+专业机构赋能”的高效模式：依托高校在分子发现与可行性验证上的源头优势，同时引入美迪西等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药物中试工艺、毒理与药效评价，确保数据的公正性、规范性与可追溯性。在构筑技术高地的同时，团队已在全球范围内完成了严密的专利布局，并储备了备份分子，构建起坚实的技术壁垒。

目前，团队正全力冲刺IND申报，目标直指2至4年内完成二期临床研究，力争6年内通过快速审批通道实现药物上市。

这一宏愿的背后，离不开资本的强力助推。项目计划融资5000万元，将精准用于临床前研究、中美双报及la期临床试验。这笔资金不仅是推进研发的燃料，更是验证成药性的试金石——一旦一期临床数据优异，团队将根据投资方偏好与数据表现，灵活选择自主推进后期研发或技术转让的商业化路径。

从源头创新到资本加持，再到清晰的商业化蓝图，这款兼具“同类最优”潜力的手性小分子，正以破竹之势走向世界，有望打破国际垄断，为中国肿瘤患者带来真正的治疗变革。

本文编辑：周梦亚、徐瑛琦、冯嫄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