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Gobi-RIF基金：香港科创的“少林寺”，正在批量制造全球性硬科技

编者按：

2025年中旬，香港科技大学（以下简称“科大”）与戈壁创投（以下简称“戈壁”）联合宣布成立“Gobi-Redbird Innovation Fund”（Gobi-RIF），这是一支专注于投资科大孵化早期初创企业的战略基金。该基金获得了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港投公司）的支持。

合作协议签署现场

戈壁创投董事总经理及大学创科总经理李冠乐先生是这支基金的核心推动者之一。他是科大校友，也是科大创业中心的常驻创业导师，多年来深度参与科大的创新创业生态。在他看来，香港的大学正在成为香港科创的“少林寺”，而Gobi-RIF基金的使命，就是帮助这些从实验室走出来的硬科技项目，找到通往全球市场的路径。

Q1：戈壁创投与香港科技大学联手推出了Redbird Innovation Fund。从您的角度看，这次与科大的深度绑定，在戈壁的“大学创业投资矩阵”中占据了怎样的战略位置？

李冠乐：香港科技大学在2024年初启动了“Redbird Innovation Fund”（RIF），这是一个5亿港元的母基金计划，只做LP。在当时，这是香港高校中非常创新的做法：科大宣布做母基金，邀请全球合格的GP来申请。

戈壁提交了申请，经过了几整天的尽职调查、多轮reference call、与我们的被投企业和LP交流，最终在2024年Q3通过了科大的RIF投委会。第一批被选中的只有两家GP，一家是戈壁，另一家是上海实业（上实集团）旗下的香港生物科技基金（Hong Kong Biotechnology Fund）。科大在2025年底官宣了这些合作。

但戈壁的规划不止于此。我们有一个更大的战略叫“Gobi United”，这是一个与港投公司合作的战略基金，整合了多所香港大学的基金资源。Gobi-RIF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你可以理解为我们打造了一个“科创航空母舰”，Gobi-RIF是上面的一架战斗机。

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单个基金的体量有限，但如果一家公司走到C轮、D轮，融资规模可能达到3000万到5000万美金或以上，我们必须有能力衔接国际资本。

Q2：这次合作在新闻中多次提到“耐心资本战略基金”。在当前波动的市场环境下，这种“耐心”具体体现在哪些投资标准或持有周期上？

李冠乐：耐心资本首先体现在基金的结构上。我们回归传统，采用较长的基金周期，投资的阶段也非常早期。从国际标准来看，有一个指标叫技术就绪度（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简称TRL）。传统风投可能投资TRL 7到9的项目，也就是已经比较成熟、接近商业化的阶段。但戈壁走得更前，我们投TRL 3到4的项目，也就是还处在实验室阶段、只有概念验证数据，甚至还没有上人体临床试验的项目。

我们投的是真正的科学发现。以脑机接口为例，第一个动物实验是在1970年；神经网络计算的概念在1960年代就已经出现。科学从发现到商业化，需要时间的积累。如果基金结构太短——比如2+2或1+3——根本不可能支持这类科技企业。更糟糕的是，如果基金期限短，投资人可能在企业最需要支持的时候退出，反而会把科学家团队搞垮。

所以耐心资本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它是对科学规律的尊重。我们相信，只要给予足够的时间和资源，那些真正有壁垒的硬科技项目，终会迎来爆发点。

Q3：业内公认科大是香港的“创业少林寺”，诞生了大疆这样的独角兽。您认为科大的科研生态与港大等其他高校相比，最核心的差异化优势在哪里？

李冠乐：科大的基因非常独特。首先，科大的学生非常勤奋。我以前在科大读书时，9月份开学图书馆就已经坐满了人，一开学就开始“卷”。这种氛围决定了科大人天然有很强的执行力。

第二，科大的学科设置非常聚焦。它没有文学院，定位就是工科大学，集中在工程学、生物科技、光学等领域，还有第3家香港的医学院。它有多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包括神经系统疾病、显示与光电、气候风险等方向。这种垂直深耕，让科大在特定领域形成了深厚积累。

第三，科大的创业文化非常浓厚。从大疆、云洲智能，到第四范式，科大的校友创办了一批极具影响力的科技公司。这种“少林寺”的氛围，让创业变成了科大的DNA。学校也非常鼓励产业化。比如他们有一个“百万奖金创业大赛”，非常强调与产业的直接合作。科大的技术转移办公室团队也是香港高校中最强的之一，分工明确，从IP管理到创业培训都有专门的团队。我本人也是科大创业中心的常驻创业导师，每个月都会和学生交流、听他们汇报项目。

此外，科大在投资方面也是全栈布局（Full-Stack Layout）。它既有直投基金“E-Fund”，也有母基金RIF。这是香港高校中独一无二的，既有直投能力，也有母基金配置，还能自己领投。科大的校友圈也特别强大，李泽湘教授、高秉强教授等派系都培养了大批创业者。戈壁本身也投了超过10个科大出来的项目。这种圈子一旦形成，就会自我强化。

Q4：RIF基金专注于深科技早期项目。在面对科大实验室里这些极其前沿，甚至还未商业化的技术时，戈壁是如何平衡“技术壁垒”与“市场落地可行性”的？

李冠乐：我们的判断框架可以概括为“左右手”。左手看的是公司本身的团队和土壤。创始团队背靠什么样的资源？指导老师是不是学术或行业KOL？有没有研究院或产业方的支持？这些学术资源和人脉网络，对于早期项目尤其是医疗健康项目来说，至关重要。没有行业大佬的支持，连临床医生都很难说服。

右手看的是戈壁能帮到什么。我们能不能帮他们对接政府资助？能不能帮他们找到合适的产业合作伙伴？能不能帮他们补齐团队的关键岗位？我们的角色不是纯粹的财务投资人，而是深度参与的“共建者”。

举一个例子，原子半导体。这个项目在赢得RAISe+（产学研1+计划）后遇到了一些内部困难。我们团队帮它找到了一个有产业背景的芯片团队，一个来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有订单/客户资源也有自营IP的CEO加入，把他自己的团队也带进来了。我们做了一个特殊融资，在投资的同时引入了这个团队，把整个公司重新盘活了。这已经超越了传统投资，更像是“Venture Building”。

所以判断一个项目，不是单看技术多厉害，而是看左手已有的资源和右手我们能提供的赋能，这两者如何打出配合。

Q5：基金首批投资了由科大校友创办的智能割草机器人Lymow。当时戈壁决定投资的“决策瞬间”是什么？在团队身上看到了哪些DJI（大疆创新）式的成功潜质？

李冠乐：Lymow是一个非常典型的“AI+硬件”打法，也是科大校友的项目。我们投的时候，它刚刚开始商业化。做割草机器人的公司很多，但大多数只能处理小面积、简单地形的欧洲庭院。Lymow不一样，它能处理几万平方米的大场地，能爬45度陡坡，能应对高草、密草、复杂地形——这些都是竞品解决不好的技术难题，Lymow选择正面硬刚当竞品都在用轮式、小割盘、低功率做"够用"的产品时，Lymow首创了直刀设计和草地履带，把自动驾驶级的感知定位算法塞进了一台割草机。我们做了一个很勇敢的预判：它会卖得好。结果第一年商业化就做到“半年销售破亿”。

为什么它能跑出来？因为把上游技术“降维打击”到消费市场。Lymow团队来自华为自动驾驶、图森未来L4卡车、英伟达机器人实验室，把自动驾驶的感知定位技术降维到割草机器人。但真正厉害的是，他们把这些复杂技术做成了用户可以直接购买、可以规模量产的消费级产品。

这种打法恰恰是科大系的典型优势——把顶级的技术能力应用到新的场景中，快速形成产品力。现在Lymow已经把全球网络和出海体系搭建好，产品迭代也进入了良性循环。这就是我们说的DJI式成功潜质：用顶级技术定义产品，用产品打开市场。

Q6：RIF还布局了航天科技赛道，投资了香港第一个航天航空项目——星睿云智 (Stellerus)。投资这种“硬核”气象监测项目，反映了戈壁在气候科技领域的什么判断？

李冠乐：这个项目的起源很有意思。2023年10月，我受科大创业中心邀请去做分享，主题是“从创投视角怎么看项目”。当时有两个“学生”，也就是现在星睿智能的联创及董事长、香港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和太空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苏慧教授，和她的学生也是公司的联创及CTO Jeffrey XU正好在场。我们加了微信，保持联系。

李冠乐在教学期间，与未来的星睿云智的联创团队 （左二和左四）取得联系

没想到11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派代表来交流。苏慧教授和团队很勇敢地提出了一个想法：建立一套由12对卫星组成的星座，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甲烷、碳排放、水汽等数据监测，获取卫星观测数据后，将进一步开展数据反演、模型构建与综合分析。这个想法得到了认可，项目就这样启动了。

从2023年底到现在，二年多的时间，项目进展非常快。5月我刚去海南文昌见证了天舟十号发射，团队研发的“天韵相机” (MUSICO - MUlti-Spectral Imaging Carbon Observatory)是首项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本地研发的科学载荷，也是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二氧化碳与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已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提前抵达空间站。“天宫”空间有限，对设备的体积和重量有严格的限制。为此，项目团队在光学设计、精密加工和系统整合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测试与优化。同月24日，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及成功对接天宫，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盈亲自操作调试天韵相机，开始采集数据。对于航天科技来说，二年时间从概念到上天，是非常惊人的速度。

搭载MUSICO camera 的天舟十号

但很多人以为投资航天项目就是“发上去就完了”。其实不是。天宫只是第一步，验证底层硬件技术，算法和采集数据。真正的商业价值在于2027年要启动的「飞廉星座」计划，致力于构建全球首个高精度三维风场探测卫星星座，一个由12对卫星组成的三维风场监测星座。目前风电行业有一个痛点：没有精确的三维风场数据，测不准会被罚款。星睿的技术可以做到“三维风场的GPT”，一旦星座全部部署，就能实现全球24小时监测。这就是Climate Tech (赛道的大机会。

Q7：基金还投资了医疗健康领域的项目吗？能否分享一个具体的医疗科技案例？

李冠乐：我们投了一个叫PanopticAI的项目，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AI+医疗”案例。它的技术原理是用手机摄像头或电脑摄像头，通过30秒的生物表征测试，利用算法测量心血管疾病的风险。PanopticAI已经是全球第一个用远距离光电容积描记技术（rPPG) 获得FDA认证的医疗设备。香港卫生处也给了它医疗器械认证。

PanopticAI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拿到了两个FDA级SaMD (Software-as-Medical Device)认证，这在AI医疗公司中是非常快的速度。我们投它的时候，它的商业计划书还没写好，很多内容还是“待确认”。但我去他们实验室实地体验了一下：左边夹了一个FDA认证的指夹式血氧仪，右边用他们的摄像头测了30秒，两边的数据一模一样，都是98%。

当时在国内和以色列也见过类似的公司，但大部分是做比较轻量级的应用，比如给平台公司做App或SDK。但PanopticAI的团队说，他们要往严肃医疗方向走，要去拿证。我们就支持了他们走严肃医疗这条路。结果证明他们是对的。现在他们正在突破血压监测，算法已经和“金标准”非常接近。如果这一步也能拿证，那将是巨大的价值跃迁。

AI加跨学科融合，是科大的强项。他们非常鼓励AI加太空科技、AI加医疗健康这种跨学科合作。PanopticAI的创始人是工程学院的前副院长，带领几个博士创办了这个项目。上个月，PanopticAI还赢了香港政府“产学研1+”第三批项目，他们的新适应症是高血压监测。

Q8：在创新药或半导体这种长周期、高投入的领域，RIF基金如何利用其“大学关联性”来降低投资风险？

李冠乐：我们的价值在于，不是“等着看”，而是主动介入，帮它找到了一个有产业背景的CEO，这个人本身有团队、有订单、有客户。我们做了一轮特殊融资，把新团队引入，让整个公司重新出发。

这就是“大学关联性”的价值。我们深耕科大的生态圈，知道哪里有好的技术、哪里有合适的人、谁可以跟谁互补。这种深度绑定的关系，不是普通的财务投资人能拥有的。

Q9：戈壁公开提到会花大量时间为被投企业解决公司法、出海及内控等盲点。对于科大的科学家创始人，戈壁是如何引导他们从“科学家”向“企业家”完成思维转型的？

李冠乐：坦白讲，科学家不可能一上来就变成企业家，这需要一个“陪跑”的过程。我们的团队很多都有创业经验，我自己也做过运营和CFO的角色。我们会深度参与，有时候沟通频率很高，甚至每天都聊。创始人可能会问：股权怎么给？人放在哪里？BD请人该怎么定薪酬？架构重组怎么做？老股东不配合怎么办？这些事情我们都会一起搞定。

比如HR，很多教授觉得HR就是发工资的“后台部门”。但在初创公司，HR其实是重要的前中台，它影响人才流转、影响团队文化。创始人不懂设置薪酬包、不懂怎么管人，就很难hold住一个团队。这些能力，商学院也不一定能教。唯一的方法就是找有经验的人一起陪跑，通过实践慢慢培养企业家的思维。

我有一位中文老师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适合形容VC的工作：“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听过一千首曲子，才知道什么是好声音；看过一千把剑，才知道什么是好兵器。做VC也是一样，只有高频率地交流、高频率地陪跑，积累了足够的经验，才能在关键时刻做出判断。

Q10：戈壁积极帮助项目申请政府资助，比如香港的“产学研1+计划”。这种“创投资本+政府奖金”的杠杆效应，对高校衍生企业的早期生存率有多大的提升？

李冠乐：香港的科技生态有一个特点：很多深科技项目都来自高校。而高校天然有一些政府计划可以对接。比如香港创新科技署的“大学科技初创企业资助计划”（TSSSU），是一个配对基金，大约几十万到过百万港币，必须有投资人投才能拿到钱。政府很聪明，借助投资人或产业的判断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再比如“产学研1+计划”，每个项目最高可以获得1亿港币的资助。还有InnoHK，是大学与产业、国际伙伴共建研究院。戈壁的角色是“借力打力”，投完之后，我们马上帮企业对接这些政府资源。我们的好几个被投企业都是“产学研1+”第三批的入选项目，包括星睿智能和PanopticAI。

更进一步的，戈壁也是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合作基金。全国只有16家基金入选，我们是其中唯一一家亚洲基金。这相当于一个“绿色通道”，正常流程有6-7步，我们合作的项目可以跳过3步，有机会成为国家级项目，额外获得500万到1000万的资助。

所以，回到你的问题，“创投资本+政府奖金”的杠杆效应是非常大的。一个早期深科技项目，如果没有这些配套资金，可能连GMP实验室都建不起。而借助这些资源，我们可以帮企业极大地降低早期的生存压力。

Q11：戈壁在东南亚和中东有深厚的网络。您如何帮助科大的硬科技项目走出中国，在“一带一路”或东盟市场找到真实的工业应用场景？

李冠乐：出海是戈壁的天然DNA。我们在东南亚和中东深耕多年，在每个市场都有本地团队、本地LP和本地合作伙伴。我们帮助被投企业的方式很直接，就是通过“自上而下”的介绍。

比如星睿智能，我们正在帮它对接多个亚洲市场的客户。再比如一些AI和机器人项目， 我们团队与十多家被投企业一同前往中东，直接促成了他们与当地投资人和产业方的实地交流。

有一个趋势值得注意：全球地缘政治变化下，很多资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市场。中国香港作为“一国两制”下连接中国与全球的国际金融中心与超级联系人，成为了投资华人科技团队的天然桥头堡。我们注意到，中东资本也开始关注香港高校的早期项目。

每个市场的打法不一样。有些地区拥有与IPI（新加坡智财中介平台）齐名的官方技术对接与开放式创新平台，新加坡有专门的医疗科技投资生态。要帮企业出海，我们自己也必须深耕，必须把“头栽进去”，才知道怎么帮。

Q12：戈壁团队中科大背景的成员有一定比例。这种“人才反哺”如何帮助戈壁更早地进入科大的实验室圈子？

李冠乐：我们有很多科大的校友，对科大的生态非常熟悉。我本人就是科大校友，也是常常去科大担任不同工作。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非常早期地接触到实验室里的项目。

这种“超前介入”的模式，让我们可以在项目还在实验室阶段、甚至只有一个概念时，就开始建立联系。等到团队准备好成立公司、需要融资时，我们希望已经成为最了解他们的人。

Q13：对于硬科技项目，戈壁提到了“隔一轮退”的策略。在RIF基金中，如何确保在保持“耐心”的同时，也能为LP实现稳健的DPI回报？

李冠乐：从PitchBook的数据来看，亚洲基金的DPI一直是个问题。在欧美，大学捐赠基金和家族办公室长期把大量资金配置到另类投资中，因为他们从1960年代开始就享受了风险投资的红利。我们想把这种文化带到亚洲。

所以我们对待RIF基金的业绩非常严谨。虽然基金只运作了9个月，但我们已经实现了第一笔小部分退出也做了多次的加轮投资。这需要严格的纪律。我们每个月对所有项目做一次复盘：有没有加投的机会？有没有可能通过二级市场部分退出回笼资金？我们希望在保持耐心的同时，也能给LP提供稳健的回报。

Q14：面对地缘政治和人才流动的变化，您认为香港高校的深科技资产是否正成为全球资本眼中的“避风港”或“新标的”？

李冠乐：确实有这样一个趋势。5月份我们的合伙人已经飞去了中东。2月份我们带了超过10家被投企业和合作伙伴去中东。加上国际地缘政治因素，确实有越来越多中东的基金开始关注中国市场，尤其是香港市场。

不只是后期项目，中东资本也开始关注早期项目。5月12日我们交割的一个Pre-A轮项目，跟投方就包括中东基金。从数据上看也许还不显著，但从前线的体感来看，趋势已经开始了。

Q15：如果Gobi United基金是一个“科创航空母舰”，您希望在未来3-5年内，这支舰队能在香港的科创版图上留下怎样的里程碑？

李冠乐：我们的愿景是把香港高校“产学研”这个资产类别变成全球认可的主流另类投资产品(Alternatives)。具体来说，我们希望帮助香港的大学衍生企业，建立起从早期研发到全球商业化的完整通道。通过这支科创航母，让国际资本看到香港高校深科技项目的价值——不仅是财务回报，更是国际影响力和战略价值。

我们希望在这支舰队上，能诞生出下一个超独角兽（Decacorn）级别的公司。我们这支基金投的项目都有这个潜力。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证明“耐心资本”在香港是可行的：用长期的陪伴、深度的赋能和陪跑，把科学发现变成改变世界的产品。这是我们希望留下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