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追赶者”到“领导者”，哈佛大学不为人所知的医疗创新翻身史

没有人会质疑哈佛大学的全球影响力。

这所成立于1636年，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经过近四百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世界教育的中心，孕育了诸多划时代的创新者。截至目前，哈佛大学已孕育8位美国总统和16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除此之外，在全球各类高校排行榜中，哈佛大学都长期霸占着第一的位置。

但在医疗创新力方面，哈佛大学似乎有些“偏科”。虽然哈佛大学拥有数千名医学方面的顶尖科研人员，距离世界上最重要的医疗创新引擎——肯德尔广场的生物技术中心只有几英里，但其基于医学创新的表现并没有其名声来的响亮。

根据米尔肯研究所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在2000年至2004年间，哈佛大学在综合技术许可、许可收入和初创公司的创建数量等创新维度上仅排名第18位，与其全球第一高校的位置相差甚远。

但哈佛显然并不甘心接受这一有点丢人的事实，学校很快就在生物医疗技术转化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主要包括成立技术开发办公室（OTD）、完善成果收益分配条例、成立临床与转化科学研究中心(Harvard Catalyst)等标志性动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哈佛大学已经尝到了甜头。在2014年《Reuters》发布的全球最具创新力大学排行中，哈佛大学已经跃升至第三，并连续四年蝉联这一高位。这表明哈佛大学在医疗领域的创新和转化领域，已从最初的“追赶者”蜕变为“领导者”。

那么这一关键性身份的跨越，哈佛大学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在2005年以前，哈佛大学虽然拥有近260亿美元的捐赠基金和一流的研究实验室，但并没有取得太多实质性成果，尤其在至关重要的商业化方面，哈佛大学严重滞后。

因此，为了寻求与产业界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哈佛大学在2005年成立了技术开发办公室（OTD），并由其统一负责发明专利的商业化。

但当时在校内基本找不出任何能够胜任的团队，于是时任哈佛校长萨默斯亲自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请来了曾主管该校技术转移机构的艾萨克·科尔伯格担任OTD的主任。

图1 | OTD为科研转化两大主体提供的服务

实际上，OTD是链接哈佛内部创新力与外界的纽带，通过代表与外界进行商业谈判、签订转移转化协议等方式，为生态链的双方提供高效化服务，推动创新项目快速落地。

具体而言，对于研究人员和发明家来说，OTD主要提供三种服务：一是通过企业合作伙伴关系和加速器计划来帮助推进研究；二是保护知识产权，为商业发展开辟一条清晰的前进道路；三是许可和授权新企业，执行业务发展战略。

而对于行业和投资者的需求，OTD则提供另外三种服务：一是获得与哈佛的研究人员沟通、互动的机会；二是提供具有商业潜力和降低商业风险的许可技术；三是促进创业，重点投资突破性创新。

除此之外，OTD还设立了生命科学和物理科学两个加速器基金，其目的是重点推动这两个专项领域的研究成果商业化进程。

据统计，在过去十年中，OTD为世界各地超过145家哈佛系初创公司提供了资金扶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仅在过去5年中推出的90多家哈佛初创公司中,就筹集了超过45亿美元的股权融资。 

图2 | 哈佛孵化的生物医疗创新公司矩阵（来源：哈佛大学官网）

如果说OTD是哈佛大学科研成果转化的突破口，那么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制度就是哈佛科研成果转化实现成功的助推器。

哈佛大学现行的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条例于2010年4月修订，该条例体现出三个特点：一是对象明确，对分配主体无论是实验室、学院、学校和研发管理基金，还是一名甚至多名创造者都有明确、可操作的分配方案。

二是多劳多得，可按每个创造的相对价值进行成果收益分配，创造者的个人收益一般在30%左右，且个人的收益所得都将支付给个人。

三是资源公平，创造者的个人收益一般约为30%左右，归入学校各级各部门的收入约55%左右，其余作为创造者后续的科研经费约占15%。

在科研成果转化中，人员激励机制是重要环节。这个“对象明确、方式明确、较高的‘反哺’比例”的条例，充分调动了哈佛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正是基于此，OTD架起基础科学研究与成果商业化的桥梁，让哈佛教授们在追求真理的同时，也能将自己的成果商业化并获得显著收益。同时，学校和学院也从技术商业化过程中获得了可观的收入。

显然，哈佛已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建立了成熟的孵化体系，那么聚焦到医疗领域，哈佛大学又是如何挖掘内部创新潜力的呢？

作为哈佛大学医学中心，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 HMS)是美国顶尖的医学院。哈佛医学院为人类医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人工呼吸机、外置式心脏起搏器、脊髓灰质炎病毒的疫苗的发明和应用、乙醚麻醉的应用、肾脏移植手术等医疗领域的历史性突破都诞生于此。

图3 | 哈佛大学医学院（来源：哈佛医学院官网）

尤其在哈佛医疗科研成果转化方面，哈佛医学院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于2008年5月开设了临床与转化科学研究中心(Harvard Catalyst)，并将其称为“哈佛催化剂”。

“哈佛催化剂”要求哈佛大学各个学院的教育人员要同医学院及其卫生机构的研究人员合作,以促进不同学科或机构的研究人员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开发新的预防、诊断、治疗疾病的方法。

在这种跨学科、跨机构的运作模式下，主要开展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社交网络，这是“哈佛催化剂”的底层基础，该平台汇集了哈佛大学所有教授和研究人员的详细信息，可以将用户连接到许多有价值的信息资源，例如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资助导航和多学科资源等。

二是研究导航员，这相当于“眼睛”和“耳朵”。负责连接研究人员与“哈佛催化剂”的基金资助机会和资源，使研究人员访问技术中心、转化技术中心以及其他资源中心更加方便快捷。

三是人才评价，利用社交网络上的信息建立专家数据库，来评估哈佛大学的人才其贡献及工作能力。

截至目前，哈佛生物医学研究的成果在哈佛大学技术转化的比重中已超过50％，衍生了Aldatu Biosciences、Beam Therapeutics、艾欧米生物、BrightSpec等众多生物医疗科技公司。

医疗科研成果转化是提高医疗领域发展水平的重要环节。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医疗科研成果转化，我国高校医疗科研成果转化情况已有极大的改善。

近年来，北大医学院陆续出台多项政策完善激励机制。以知识产权分割为例，北大医学院采用发明人占70%、医学部占15%、学院占15%的模式进行分配，同时还给予科技人员一定比例的免税激励。此外，技术人员还将获得70%技术股权，明确精准的利益分配机制将更大限度地激发创新活力。

除此之外还有清华科研院，为了更好地在医疗器械领域孵化更多创新力量，清华科研院在2017年设立了GHIC（全球健康产业创新中心），这是一个专门为早中期医疗器械项目提供全方位支撑孵化的转化平台，目前已孵化了像图湃医疗、超目科技等行业佼佼者。

但必须正视的是，我国高校现阶段医疗创新转化能力与欧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尤其是在创新力和转化率这两项关键数据方面，差距尤其明显，是我国高校当前普遍存在并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站在这一维度之上，哈佛大学的医疗科研成果转化之路还是给我国高校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首先是立足于扎实的技术研究和有竞争力的创新。从哈佛大学的科研成果转化之路可以看出，扎实的技术研究和有竞争力的创新成果的产生是其成功技术转移的基础。

据数据显示，清华大学每年的专利申请量是哈佛大学的10倍，但清华大学对科技的贡献却在全球排名600名左右。我国高校必须扎根于基础研究，解决科研成果转化面临的“无米之炊”的尴尬局面。

其次是做好组织协同，理顺机制。教育教学、科技创新和技术转移三个组织部门在科研成果成功转化中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教育教学为技术转移提供支持，而成功的技术转移项目也可以用来进行教育教学。

相应地，技术转移与科技创新之间也有着相互作用，建立健全相关协同工作制度，保障组织间的信息顺畅流动，更好的促进成果转化。

然后是搭建好专业的TTO这一转化桥梁。TTO在我国高校并未被充分重视，导致这些机构在很多时候只是起到了协调的作用，其工作人员也多是由科研人员兼职充当。

但这显然是行不通的，高校应该成立独立运营的科研成果转化机构，并赋予其权利，必须要“让专业人做专业的事”，将科研人员解放出来，使他们能够潜心科研和人才培养。

最后是做好关键的利益分配。哈佛大学推行了公平、透明的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原则，在此结构下创造者及其所在院系和校方均可以享受到技术转移所带来的收益。

因此，我国高校应该按照相应的收益分配原则，设置合理的收益分配比例，让科研人员、学校和运营管理人员形成利益均衡的收益分配模式。

从当前的视角来看，影响我国高校医疗科研成果转化的阻力还有很多，科研成果转化之路道阻且长，但我们仍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或许当下的我们就像曾经的哈佛大学一样，还处于“追赶者”的角色，但总有一天，我们也能成为真正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