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近5000位科学家和医生参与上千个项目， 欧洲最大医疗机构为何在创新上这么忙？

自疫情爆发以来，夏里特医院就成为了德国甚至整个欧洲的新冠肺炎患者检测和治疗的中心，全球第一个COVID-19诊断测试就是在这里发生。试想，如果没有足够的硬实力，夏里特医院又怎会在紧急时刻“挑大梁”？

事实上，作为欧洲最大的医疗机构，夏里特医院的底气可谓是相当之足。首先从行业地位来看，夏里特医院长期位列全球医疗机构前十，且被德国最权威杂志《Focus》连续多年评为德国第一医院。

其次从规模来看，作为已成立近300多年的“老古董”，夏里特医院发展至今已建立四个院区，总面积达到近61万平方米，且拥有来自89个国家的、超过15000名的医生和护工，庞大的容纳体量也从侧面印证了夏里特医院强大的临床能力。

最后从科研情况来看，夏里特医院绝对是行业翘楚，德国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得主有一半以上都出身于此。除此之外，自医院成立以来，传染病就成为了夏里特医院的研究重点之一，研究人员也一直在研究和治疗Zika、SARS和MERS等病毒以及引起的传染病，据悉，夏里特医院每天大约有近5000位科学家和医生参与上千个创新项目。

这样的科研体量和工作强度实在是让人震撼，那么，作为欧洲医疗体系的“里程碑”，夏里特医院究竟在创新和转化上忙什么呢？他们忙的效果又如何呢？为解开问题的答案，动脉橙果局进行了深度分析。

1710年，德国传奇皇帝弗里德里希一世建立了夏里特医院，因其最早是感染瘟疫病人的隔离地，后来也被作为为市民和战士免费治疗的野战医院，因此取名为Charité（法文中“慈善”的意思）。

从成立之初，夏里特医院就树立了“科研、教学、医疗、造福病人”的核心理念，虽然已走过近300多个春秋，也多次面临被摧毁的风险，但夏里特医院一直没有忘记初心，始终在前沿医疗创新上不断发力。

也正因如此，夏里特医院当前已是欧洲最大的教学医院，并建立了引以为傲的世界三大医疗中心。

一是临床医疗中心。作为欧洲医疗机构的“代名词”，夏里特医院的临床能力有目共睹，据统计，夏里特医院每年住院病人约13万，门诊病人约50万，世界各地病人都求医于此，这也造就了夏里特医院的医生，在罕见病等疑难杂症的临床治疗上也有着丰富经验。

二是科学研究中心。目前，在夏里特医院工作的科研工作者大约有5000名，他们组建了多个科研组，致力于上千个医学基础和临床科研项目的研究。根据数据统计，整个德国医疗体系约1/3的发明和专利均来自于夏里特医院。

三是教育教学中心。1999年，夏里特医院成为德国首个医学教学改革试点，使得改革医学和传统医学在这里并存。与夏里特医院在医疗体系的地位一样，夏里特医学院同样“位高权重”，是欧洲最难上的医学院，目前有近九千名注册大学生，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将会在未来成为夏里特医院的后备力量。

不可否认，“临床-教育-科研”的创新医疗体系已经被全球多家医疗机构成功验证，夏里特医院也是如此。

在这个三角体系中，临床医疗始终是源头，一方面是可以救治病人，另一方面也是在不断地挖掘临床痛点，所以如果与教育结合，那么它就可以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临床医生，更进一步地提升医院的临床能力；如果是与科研结合，那么它就可以培养出更多专业的研究人员，也会因此更进一步地提升医院的创新和转化能力。

据了解，坐落于德国柏林的夏里特医院当前已是柏林最大的人才聚集地，目前拥有近1.6万名员工，如果算是子公司，员工数量将达到2万名。

如此庞大的人才体量也为医院在创新和转化上带来了巨大的营收，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夏里特医院在创新和转化上已实现了近22亿元欧元（折合人民币约158亿元）的营收，这其中包括外部资金和投资捐赠。

数据不会骗人，如此可观的收益，说明了夏里特医院在医疗创新和转化上的成功。

那么，夏里特医院究竟是怎样使创新技术成功走向商业化的呢？除了在临床、教育与科研三个方面下“狠功夫”外，夏里特医院还专门成立了柏林卫生研究所（BIH）来助推其转化研究。

柏林卫生研究所成立于2013年，是由联邦教育和研究部和柏林州联合建立的，其中联邦教育和研究部出资90%，柏林州出资10%。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柏林卫生研究所内部建立起一个全面的生态转化系统——一个强调对健康和疾病的全系统理解并促进生物医学研究文化变革的生态系统。

具体而言，这是从科学家的一个生物医学新想法出发，从试验项目到首次人体试验、临床试验再到技术转让，最后转化为个性化预测、预防、诊断和治疗的新方法，反过来，又利用临床观察来开发新的研究思路。

在这个过程中，柏林卫生研究所将转化研究与系统医学的总体方法相结合，形成“从长凳到床边，从床边到长凳”的环形知识转移架构。

根据美国“巴士底”公司的调查显示，美国高校教授创业的失败率高达97%，这说明在转化研究中，科学家们往往过于注重学术研究，而忽视了市场化的选择，因此在商业化上常常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因此，为了解决这一痛点，让创新研究成果更好、更具体地走向市场，柏林卫生研究所为这些科学家们提供了一系列服务。

首先是发明公开，使科学家的成果得到一定的关注度；其次是就知识产权相关问题提供建议，帮助科学家们更好地维护自身的权益；然后是在申请拨款申请方面上提供咨询，继续推动科学研究；再者是在创建衍生公司的过程中指导科学家，让他们少犯错误，甚至是不犯错误；最后是支持合同管理领域的科学家发展，帮助公司在后续健康成长。

这样周到的服务，不仅吸引了诸多科学家们的入驻，许多资助机构、基金会和行业合作伙伴也相继加入。据悉，夏里特医院每年都会举办800多项临床试验，这些“研究者发起的试验”（IIT）主要依赖于第三方资金，而这些资金都是来自于公共资助机构（BMBF、DFG、欧盟）、基金会以及行业合作伙伴。

除此之外，柏林卫生研究所自身还开发了两种资助工具，分别是合作研究资助 (CRG)和结对研究资助 (TRG)，其目的都是缓解科学家在创新孵化早期的经济负担。

虽然目的相同，但两种资助方式的侧重点却有很明显的差异。合作研究资助 (CRG)主要是面向那些体量较大且长期合作的项目，每笔赠款最多资助8个子项目，资助期可以延长至四年；结对研究资助 (TRG)则主要是面向那些体量较小且短期合作的项目，资助期主要是两到三年，且只针对完成专科培训后的年轻科学家和医生。

当前，全球各大医疗机构都在创新和转化上探索，但如何制定转化机制，并很好地运作是现阶段医疗机构所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而夏里特医院的成功模式也许可以给这些在创新和转化上“年轻医疗力量”提供一些参考。

首先从构成来看，柏林卫生研究所是“五脏俱全”的，科学家、咨询机构、投资机构分别在前中后三个阶段发力；其次从储备力量来看，“临床-科研-教育”孵化模式为医院培养了既有实操能力又有学术能力的优秀人才，为科研创新源源不断地输入了新鲜血液；最后从研究本身来看，注重基础研究和临床试验，由浅及深，实现科研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