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验室走向创业场再走向上市，科学家“敲钟之路”到底有多难？

上市，似乎在医疗领域变得越来越“容易”了。

根据动脉橙果局统计，2020年，我国医疗健康领域共有71家企业上市，同比增长73%；进入2021年，这一上市热度仍在延续，我国医疗健康领域全年共有98家企业上市，同比增长38%。

在这一热度背后，动脉橙果局看到了三个趋势：一是上市企业主要以生物科技类和医疗器械类为主，占比达到80%以上；二是上市周期大幅压缩，以2020年的数据为例，在71家上市企业中，有27家企业成立时间小于10年。

三是科学家开始在IPO上崭露头角。据统计，在近两年共169家上市企业中，35%以上的创始人都有科学家背景，这其中包括2018年8月在港交所敲钟上市的百济神州创始人王晓东博士、2020年3月在港交所敲钟上市的诺诚健华创始人施一公博士、2021年7月在香港主板挂牌上市的归创通桥创始人赵中博士......

这并不容易，尤其是对于科学家来说，虽然他们在技术层面已经做到了极致，但如何将技术应用与市场，这中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所以，在创业这条艰难的道路上，真正能走出来的是极少数，而那些最终将企业推向IPO的更是凤毛麟角了。

那这些走在前列的科学家创业者们究竟做对了什么呢？为解答这一问题，动脉橙果局将从三位科学家创始人（诺诚健华创始人施一公博士、归创通桥创始人赵中博士、百济神州创始人王晓东博士）的创业进阶之路中找到答案。

科学家为何要创业？

针对这一问题，动脉橙果局在长期的调研之中听到了很多不同的答案，有的是让人振奋的，比如想要把多年的研究技术造福更多患者；有的是让人敬佩的，比如对创业这件事的认同和执著；也有的是让人忍俊不禁的，比如被科研院校逼的，被投资人逼的，被父母逼的等等。

但无论给出的答案如何，科学家走上创业这条路必然是有原因的。

1974年，王晓东的母亲因癌症去世，看着病床上饱受病痛折磨的母亲，强烈的无助感让年轻的王晓东萌生了学医的想法。

1980年，王晓东考入北师大生物系；1985年，直升本校生物专业研究生；一年之后，到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师从Richard A. Padgett攻读博士学位；1991年，师从两位诺奖得主约瑟夫·戈尔茨坦和迈克尔·布朗教授致力于博士后研究。

之后，王晓东选择了回国，并在1995年建立了细胞凋亡研究领域实验室，开始了独立科研的道路。在这段期间，王晓东的人生发生了很多事：当选美国院士，创立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偶遇未来搭档欧雷强......这其中的每一步似乎都在指引王晓东创业。

2010年12月，经过多次长谈和反复的自我纠结，王晓东与欧雷强联合德国默克等投资机构共同筹资了3200万美元，在北京昌平创办了百济神州，致力做中国版的“基因泰克”。

说到施一公，其实是一个带有很多标签的传奇人物。1984年，施一公以全国高中数学联赛河南赛区第一名的荣誉直接保送清华大学，大学毕业以后，施一公并不打算从事科学研究，在一次演讲中，他直言，“一心一意想下海经商”。

但事与愿违，一心想从商的施一公踏上了赴美留学之路，并于1995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博士学位；1998年到2008年，施一公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职；2008年，施一公宣布放弃1000万美元的科研资助，并辞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的职位回国。

归国后，施一公任职清华大学，并在2015年出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也是在这一年，施一公与崔霁松等人一起创办了生物科技公司诺诚健华，终于在人快要过半百的时候，兑现了年轻时要经商的诺言。

在创业之前，赵中在强生公司工作了整整9年，在任职期间，赵中参与了全球第一个冠脉药物洗脱支架Cypher的开发，并在第一个季度就为公司拿下了10亿美金的销售额。

Cypher在全美大获成功之后，很快就进入了中国市场，当时的产品单价是4万元，超高的费用让大部分国内患者发了难。这让当时的赵中大受触动，于是萌生出“开发质量媲美一流进口产品、价格却只要前者二分之一的国产高端医疗器械”的想法。

2012年，赵中离开了强生，并在当年11月成立了归创通桥的前身浙江归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简称“浙江归创”），公司取名“归创”，即归国创业之意。

出发不容易，往前走更不容易，施一公曾公开表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鼓励科学家创业。

这句话没有错，我们可以通过两个核心指标来进行验证：一是低转化率，虽然我国从2019年开始，在专利数量上已连续三年排名全球第一，但关键的转化率仅为5%，与欧美国家差距巨大。

二是创业失败率高，根据世界领先的技术转移公司美国巴士底的数据显示，美国高校教授创业公司的失败率高达96-97%。商业极度发达且拥有完善创新转化体系的美国都尚且如此，还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在这一数据上只会更高。

数据不好看必然是有原因的，因为科学家在创业道路上遇到的困难是具体的，同样也是棘手的。

第一点就是身份的跨越与认同。

科学家与企业家虽然有一定的交集，但思维模式还是有本质上的差别，科学家可以理性化，甚至需要理想化，但企业家必须要落地。

以技术研发为例，科学家可以脱离市场去研发一些前沿技术，在技术本身上攻克难题；但企业家必须要以市场为基准去做研发，因为没有市场的技术，即便是做到了极致，也很难支撑一家企业走到最后。

第二点是市场资源的链接与应用。

科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市场，但企业永远都会与市场捆绑。但如何与市场“打交道”，成为了科学家创始人的一大难题。

这其中包含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链接，即科学家如何触摸到市场资源。以赵中为例，在创立归创的前两年里，赵中过得特别辛苦，这主要是因为刚刚回国，一没资源，二没人脉，企业向前的步伐非常缓慢。

第二个层面是应用，即科学家如何精准筛选适合自身的市场资源。以王晓东为例，在百济神州成立的第一年，王晓东就犯了难，因为三千多万美元的启动资金，很快就因高额的研发费用所剩无几了，最落魄的时候，公司账上仅剩下1万多的现金。为了让公司“活”下去，王晓东半年时间跑遍了整个投资圈，最后还是德国默克投资了2000万美元才让公司缓过了劲。

第三点是公司团队的搭建与管理。

一位成功创业者告诉动脉橙果局，科学家创立企业时，最核心的工作就是不断地去找到行业内最优秀、最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然后促成优秀人才之间的良好合作，最终形成一支强大而稳定的团队。

这并不容易，这其中有几个核心问题需要科学家解决：第一是如何找到人，技术方面的人科学家没有问题，但在一些基础岗位，比如财务、人力、销售等，科学家往往很难链接；第二是如何找到合适的人，即甄别应聘人员是否符合企业的发展；第三是如何促成团队的合作，即如何更大限度地发挥团队的应有价值。

这也难怪，施一公一直站在科学家创业的对立面，他表示，“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懂一点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

科学家创业实际上就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只有那些一直在做对的事的科学家，才能在这条充满荆棘的道路上走到最后。

那他们究竟做对了什么呢？

首先是“自我革命”。

创业成功的科学家们无一例外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选择接纳，这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接纳技术的商业化，二是接纳团队的多样性。

先说技术的商业化。很多科学家在面对商业化问题时，总会产生一种抗拒心理，认为这就是为了赚钱，是在对自身技术的一种“变相侮辱”。但从经济学来讲，企业一经诞生，它的目的就是为了逐利，因为只有盈利，才能让企业“活”下去。

以王晓东为例，在创业之初，因为巨额研发费用导致资金紧缺时，王晓东果然放缓了研发速度，而是选择先将手上的产品研发出结果，在有一定的收益之后，再开发新产品。这一改变“救”了当时处于水深火热的百济神州。

再说接纳团队的多样性。出于对自身的保护，科学家总是会把专利牢牢攥在手里，也因此会拒绝一部分带有商业属性的“合伙人”，但实际上，“科学家+职业经理人”的合伙人模式非常有优越性，一方面它可以弥补各自的不足，另一方面它也让各自的优点最大化。

以施一公为例，它的合伙人崔霁松就是一位资深的职业经理人，在加入诺诚健华之前，崔霁松已有逾20年医药行业研发和公司管理经验，曾任BioDuro的首席执行官兼首席科学官。他的商业意识与管理能力，无疑给了诺诚健华莫大的帮助。

其次是“坚持研发”。

一位资深投资人曾告诉动脉橙果局，现在资本市场对于硬科技创新是非常认可的，只要保证技术和产品的先进性，并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和想象力，那么因为新的研发投入而导致盈亏平衡点晚一到两年，并不是一件坏事，毕竟创业是一项面向未来的工作。

顶尖的科学家创始人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以施一公为例，在2019年递交招股书的时候，诺诚健华年研发投入达到了1.5亿，但这钱并没有白花，在成立不到四年的时间里，诺诚健华研发团队共研发了九种具有成为“Best in Class”和“First in Class”潜力的候选药物。

再比如王晓东，王晓东组建了一支来自全球各大药企及著名学府科研人员构成的400多人核心团队和1200多人的临床开发团队，专注于全球生物医药技术的最前沿。

另外在支出上，据数据显示，2019年百济神州研发费用率为223.03%，高于同行研发费用率均值88.89%约2.5倍；2020年百济神州前三季度研发费用率为452.66%，更是高于同行研发费用率均值68.7%约6.6倍。

然后是“资源链接”。

对于科学家来说，除了要做好自身，即专注产品研发之外，还要懂得利用外力，即精准链接投资机构。

以归创通桥为例，在上市之前，归创通桥共完成了8轮融资，这其中包括弘晖资本、奥博资本、方源资本、国投创新等多家VC/PE及产业投资者。而在IPO阶段，归创通桥引入了12名基石投资者，这其中包括高瓴、富达国际、清池资本、博裕资本、AIHC、Hudson Bay、雪湖资本等，这为其成功上市加注了筹码。

一位成功创业者在接受动脉橙果局采访时表示，科学家在选投资机构的时候，一定不能只向“钱”看齐，当然也不能向投资机构的“名气”看齐，而是要根据企业当时的情况进行定向选择，例如在早期，可以选相对熟悉的投资机构，而到了中后期，就可以选择一些产业投资机构。

最后是“相信团队”。

与做科研需要团队协作一样，创业也同样如此，一定是团队分工合作，各自发挥自身所长。

站在这一点上，科学家不能只顾着“单打独斗”，什么事都亲力亲为，而是报以绝对信任的理念，将专业的事交给更专业的人来做，认识到团队的重要性并充分相信自己的团队。

以百济神州为例，王晓东除了是创始人，还是企业的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也就是说，王晓东主要负责的是产品研发；而欧雷强除了是联合创始人，还是执行董事、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主要负责公司的整体运营。一位双料院士科学家加上一位懂科学家的管理者，这是药企创业再好不过的搭配。

在利好政策和市场环境的双重影响下，医疗领域当前正进入“科学家创业时代”，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走出实验室，走向了创业场。

但这和科研一样，看重的并不是“数量”，而是“质量”，因为只有那些真正具有原始创新性，且能满足临床需求的前沿技术，才能真正从实验室“走出来”，才能真正落地并得到市场的“认可”。

这还仅仅是一面，其他环节例如科学家是否具备复合性能力等，也至关重要。

因此，如果要成为那成功且稀缺的3%，正走在或正准备走在创业路上的科学家们，应当一边“解构市场”，一边“重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