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被“拯救”的科学家创业者

坦白说，看到这样的新闻，我的第一反应是诧异，因为这样的“求救方式”在国内并不常见，尤其是对于已经处于拟上市状态且在2018年入围“中国十大独角兽”的柔宇科技。

要知道，自从2014年生产出全世界最轻薄的柔性显示屏后，柔宇科技一直是资本眼中的热门投资标的。据公开资料显示，柔宇科技自2012年成立以来，目前已完成13轮融资,且站在其背后的都是国内外顶级投资机构。

柔宇有这样的投资热度不是没有道理的，毕竟就连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就因错过投资柔宇而后悔不已，“每次看到柔宇的好消息，我都心如刀绞，作为天使投资人的骄傲，被碾压得粉碎。”

但近一两年，徐小平可能很难再听到柔宇的好消息了。2021年2月，柔宇科技上市申请被驳回；2021年10月，柔宇科技被爆出大规模欠薪，且“欠薪风波”一直持续到现在：2022年4月，柔宇科技独立董事刘姝威公开“求救”。

事实上，柔宇科技这一两年并不好过。首先从公司层面来看，柔宇科技两次上市被拒，且已有两年没有融资；其次从市场情况来看，根据招股书显示，2017年至2021年上半年，柔宇科技净亏损31.95亿元；最后从企业自身来看，柔宇科技员工数量骤减，生产一度停摆。
那么，曾经风光无限的柔宇科技为何会走到如今的地步呢？

在“拯救柔宇”一文中，刘姝威指出，“柔宇科技的三位创始人均毕业于清华大学，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或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他们掌握国际领先的柔性技术，但是对于如何开拓市场，创造充足的经营性现金流量，保障公司的持续运营，缺乏经验。”
这并不只是柔宇科技三位创始人的痛点，对于当前国内绝大多数科学家创业者来说，虽然苦难各有不同，但核心诉求却是相似的。

把目光聚焦到医疗板块，当前，医疗领域正进入“科学家创业时代”。

这并不是在喊口号，而是有真实数据为证。根据动脉橙果局统计，在今年一季度完成早期融资的56家医疗企业中，90%以上的创始人都有科学家背景，并且大都出身于国内或国际一流科研院校。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一方面，在政策的直接引导下，国内科研院校近年来都在大力鼓励科学家创业，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一批科学家从实验室走向了创业场；另一方面，投资人当前都在往“早”走，并为科学家创业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撑，这让科学家对于创业很是心动。

但这并不容易，因为从一个科学家转变为创业者，中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意识问题。科学家与创业者在思维模式上有本质的差别，科学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性化，甚至需要理想化，但企业家必须要落地。以研发为例，科学家可以脱离市场去攻克一些技术难题，但企业家必须要以市场为基准去做研发，因为没有市场的技术，即便是做到了极致，也很难支撑企业走到最后。

其次要解决的是技术问题。当前，我国医疗领域已经跨过了在传统商业模式下，以“国产替代”为主旋律的创业时代，未来更多的机会必定是留给那些，真正具有原始创新技术且能满足临床需求的创新型企业。

因此，在这样一种市场环境下，科学家若想要通过创业分到一杯羹，就必须得拥有能打破行业垄断或者推动行业变革的关键性技术，且这项技术是能真正解决临床需求的，而且还要具有不可替代性，另外技术的市场空间也要足够大。

然后要解决的是市场资源的链接和应用问题。创业一定是面向市场的，所以如何与市场“打交道”，往往会成为科学家在创业道路上的一大难题。

这需要拆分成三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是链接，即科学家如何触达市场资源，对于国内绝大多数科学家来说，由于长期处于以科研院所为圈层的封闭体系，所以很难与市场资源正面接触。

第二个层面是筛选，即科学家如何通过评估从“鱼目混珠”的市场资源中筛选出最适合自身的；第三个层面是应用，即科学家如何将已筛选出的市场资源充分运用于自身，使其成为初创项目发展的核心动力。

最后要解决的是企业运营问题。这需要从多个维度考量，首先是团队，即如何招到合适的人以及如何发挥他们的最大价值；其次是节奏，即如何通过市场分析，把握好企业发展的节点；最后是资金，即企业如何维稳自身的资金链条，以及如何将资金充分运用。

当然，除了科学家自身，外部的市场环境现阶段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点是政策。根据动脉橙果局统计，2021年，我国在科研成果转化领域共出台49条政策，但实际效益却并不尽如人意，这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管得不够精准”，即政策无法真实解决科学家创业的难题；二是“管得太多”，即部分政策脱离市场对科学家进行管控，反倒成为了科学家前进道路上的“阻力”。

第二点是人才，这里主要指的是技术经理人。在动脉橙果局长期调研中发现，相比于顶尖科研人才，专业的技术经理人在我国更为紧缺，这不仅体现在绝对数量上，还体现在人才的质量上，也就是技术经理人的专业能力，与欧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

第三点是平台。科学家创业一定是需要载体的，而这个载体可能是科研院校自身的创新中心，也可能是由外部主导的孵化器。但从当前的市场情况来看，国内绝大多数转化机构现阶段只能解决行政上的问题，而在实际转化的深度过程中，例如项目评估、资源链接等等，科研院校当前还并不能很好地为科学家提供支持。

第四点是体系。医疗领域的创新转化实际上是一个灵活且多元的过程，因此，政府、科研院校、投资机构、企业等创新主体都需要深度参与其中，并形成环环相扣的协同效应。但从目前来看，由于创新体系尚未完善，这些创新主体的链接渠道并未打通，大都是“各自为政”。

问题既然已经存在，那我们应该如何解决呢？

首先在政策上，既要做到精准，也要学会“松绑”。

先说精准，相关职能机构在制定政策之前，应该充分结构市场需求，并根据实际需求制定相对应的政策。再说“松绑”，政策端在扶持科学家创业方面，应该做到有的放矢，给予科学家足够的自由。

其次在科研院校端，既要打通“产学研”链条，也要提升市场化运作能力。

作为科学家创业的“第一站”，科研院校首先是要充分挖掘科学家的创新潜力，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软件”上，主要是为其提供技术支撑；另一方面是在“硬件”上，主要是为科学家提供高精尖化的实验室。

而在释放科学家创新力上，科研院校应该主动地引入更多市场元素。一方面是要不断提升转化团队自身的市场运营能力；另一方面则是要建立自有“市场资源池”，与市面上的投资机构或者企业进行定向合作，以便于为科学家提供精准的市场资源。

然后在投资机构端，既要保持“理性”，也要学会“感性”。

从某种意义来说，早期投资机构当前与科学家一样，都站在了创业者的身份，所以，在市场竞争激烈和风险性极高的早期投资市场上，投资机构既要保持“理性”，也要学会“感性”。

“理性”主要指的是投资机构要懂得如何甄别科学家项目。不同于中后期投资，面对的都是相对成熟且经过市场验证的项目，早期医疗项目不可控性强，因此评判的维度更多也更加复杂，这需要投资人具备更多元化的项目筛选和审核能力。

“感性”主要指的是投资机构对于科学家的同理心以及做好“投后服务”。一方面，投资机构不要一位地想着“控制”科学家，而是充分站在科学家的角度，共同协商处理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投资机构要给予他们所需的市场资源，比如团队搭建、产品研发、商业转化等等，这比单纯的“钱”要来得更有价值。

最后是科学家自身，既要不断重构自己，也要充分解构市场。

一位资深投资人告诉动脉橙果局，他在选择投早期项目的时候，其实并不在于科学家，更多的还是在于技术或者产品本身。这是因为科学家在早期其实有很多特征没有表现出来，因此也看不出来今后的发展，即便是科学家存在“短板”也并不可怕，因为这都可以通过后期去逐步解决和完善。

所以，科学家在创业的过程之中，应该有意识地去做一些改变。先说“重构自己”，即科学家要不断通过学习，弥补自己在创业过程之中的短板，这主要体现在基于企业管理的意识、认知以及个人的复合型能力等方面。

再说“结构市场”，即科学家要永远站在市场的角度去推动企业发展，这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在产品研发上，要以市场实际需求为蓝本；二是在资源匹配上，要根据企业当前发展阶段进行合理的引入或者引出；三是在战略规划上，要时刻关注市场动态，并能引领团队做出恰当的反映，踩准市场发展机遇。

在创业这条艰难的道路上，科学家的身份的确是为其镀上了一层光，但真正决定其成败的，是创业的时机、赛道的选择、技术的创新性、团队的协作能力以及创始人自身的认知和成长。

这毫无疑问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同样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

因此，无论是已经站在创业场上的科学家，还是正准备踏入创业场的科学家，都应该潜下心学习，并一直坚持做难的事情，做对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