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多数生物医药公司仍在为体外CAR-T疗法的定制化生产、高昂定价和漫长排期而奔波时，一条赛道已经悄悄铺设——将“细胞工厂”直接搬进人体，让T细胞在血液中自主完成改造。

这正是体内in vivo CAR-T技术描绘的愿景。2025年，这条一度潜伏的赛道逐渐升温。有行业观察者预测，中国将涌现数百家布局体内CAR-T的企业。

而在生物医药行业，常见的故事是，领先一步因太超前成先烈，落后一步又因太滞后成炮灰。神拓生物创始人周露判断，这是继PD-1之后“值得all-in的肿瘤赛道”。在这个赛道，神拓生物要做“剂量最低、安全性最高”的那一家。

周露敏锐地捕捉到中国的独特优势，即当下工程师红利以及巨大的“临床资源红利”。庞大的临床需求若能配以巧妙的商业模式，可转化为强大的研发驱动力。当前跨国BD交易的活跃，正是中国临床数据价值和研发效率被国际认可的体现。

“美国上临床要2-3年，中国IIT可以3-6个月把剂量探索做完；海外Biotech等不起时间，只能来买中国数据。”周露如此形容中国的“速度优势”，这也是他选择回国创业的原因之一。

神拓生物创始人周露 来源：受访者提供

当体内CAR-T真的涌进临床一线，罕见病、自免、实体瘤的边界将被逐一抹平，而神拓生物要做的，就是那只最先飞过终点的雨燕。

这个自信源自何处？或许源自四张硬牌：神拓生物把体内CAR-T的起效剂量压低、工艺降本、临床速度刷新。此外，第五代慢病毒载体平台从体外细胞改造转向体内改造，避免了体外改造的繁琐、困难和高成本过程，从而大幅降低了治疗成本。

四张牌连在一起，形成一条“半步领先”的赛程优势。

在创新药研发领域，一道深刻的“不可能之三角”横亘于前：很难同时实现快速临床转化、产品广泛应用和可观商业利润，这是一个明显的逻辑悖论。

选择罕见病赛道，固然能凭借清晰的发病机制、快速的临床试验和监管绿色通道率先撞线，但终将面对市场规模有限的现实；若瞄准患者基数庞大的重大疾病，则意味着漫长、艰难且充满不确定性的上市之路，商业回报虽诱人却远在天边。

“如果你非要同时满足快上市、大市场、高利润的目标，那只会把自己逼进死角。”周露用“不可能之三角”解释行业焦虑。对此，神拓生物的破解之道是“先上车，再换座”——通过罕见病快速进入临床，再把通道里打磨出来的载体平台平移到自免、肿瘤等广阔天地。

这也是神拓生物正在实践的——切中NF2 基因突变导致的神经鞘瘤病。全球发病率1/25000，属于罕见病，却正好命中基因治疗最拿手的单基因缺失模型。

神拓生物在2025年2月启动全球首个“体内慢病毒递送 NF2基因”的IIT研究，合作方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国家癌症中心），目前多例患者已完成给药。

据Maximize Market Research数据，全球神经纤维瘤病治疗市场价值预计在2029年达到270.6亿美元，约1449亿人民币，复合年增长率增长为13.3%。另据企业财报，现有NF1的靶向药司美替尼2023年销售额3.31亿美元，年复合增长72%，却受限于终身服药、耐药和甲沟炎等副作用。

“如果我们能通过一次性的体内基因替代治疗，使肿瘤体积稳定并改善患者症状，就等于将终身服药转变为一次性治愈。这对支付方和医保体系都具有强大吸引力。”周露指出，罕见病审评是“小门”，但推开之后，通往的可能是更宽广的应用天地。

更关键的是，NF2项目也成为神拓生物验证最低起效剂量的试验场。

“剂量每降一个数量级，成本就下降约70%，毒性也随之大幅降低。”周露透露，已在原代模型里反复验证发现，仅最低起效剂量就足以使Merlin蛋白在肿瘤细胞内恢复表达，并高效抑制肿瘤生长。“只要能在人体重复这个数，我们就拥有了全行业最低的起效阈值，后面到自免、实体瘤都能复制这套公式。”

神拓为何坚定选择体内CAR-T？其优势是多维且具有颠覆性的，尤其在治疗可及性与成本控制方面表现突出。治疗流程的极致简化，是体内CAR-T的另一大吸引力。它摆脱了体外CAR-T所需的细胞采集、运输、制备、扩增、质检等耗时数周的环节，患者也无需进行淋巴清除化疗，真正实现了“即来即打”，治疗时间从以周为单位缩短至以小时计。对危重患者而言，这无疑是生死时速的差别。

“体外CAR-T是‘手工作坊’，体内CAR-T是‘流水线’。”周露概括称，体内CAR-T把体外CAR-T复杂的细胞分离、激活、扩增、质检、回输，压缩成批量生产和一次静脉推注。这种效率提升可能使能够获得治疗的患者数量增加70%，进一步扩大药物的可及性。

技术路径的选择，始终是体内CAR-T走向成熟的关键挑战。

载体之争在业内由来已久。周露认为，不能孤立评判载体（比如慢病毒或腺相关病毒）的优劣，而应结合适应症特点、靶细胞类型及给药策略进行综合考量。

以神拓专注的慢病毒载体为例，对T细胞等分裂细胞转染效率高，且其源自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与人体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历经长期共同进化，有其内在合理性。据周露介绍，慢病毒支持多次给药以增强或维持疗效，目前也有多家公司在临床探索多次给药，初步显示了可行性。相比之下，AAV虽在非分裂细胞转染上有优势，但面临预存免疫可能中和药效、以及某些高剂量案例引发严重安全性问题等挑战。LNP也存在瞬时表达，药效持久性和整合效率的挑战。每种载体的优缺点也会因为适应症的需求而进行转换。

周露坚信，所有治疗的终局都将走向“体内化”。ADC是给药物装上导弹，体内细胞改造相当于在体内建立了一座“兵工厂”。载体技术的未来，在于能否实现真正的“体内制药”，即引导人体自身细胞持续不断，甚至终身生产出治疗性蛋白或CAR结构。

基于这一判断，神拓生物专注于体内CAR-T与基因治疗的底层平台能力建设，搭建一体化细胞基因治疗平台，覆盖病毒载体构建、组织器官精准靶向、免疫激活与转录调控。

沿着这一平台思路，神拓生物锚定了两个核心方向：坚定不移的“体内”路径，以及不断追求“最低起效剂量”。

找到最低起效剂量，不仅意味着更好的安全性，也代表着在特定赛道实现“best-in-class”的潜力。在安全阈值间，将剂量做到“全行业最低”，也是对传统“最大耐受剂量”爬坡模式的一种颠覆。周露透露，现有临床数据已显示其低剂量方案能将细胞因子风暴等毒性降至较低水平。

神拓生物的“野心”不止于 NF2，系统性红斑狼疮等自身免疫疾病被视为下一战略方向。由于自免疾病进展相对缓和，预计所需剂量更低，若能结合非整合型慢病毒载体，有望在安全性和成本上挑战现有抗体药物。

神拓生物的计划是双线推进：一方面为NF2管线申报IND，另一方面启动新管线研发，并运用微流控、AI模拟等工具优化工艺与临床设计。

当低成本、可规模化生产的基因药物成为现实，当病毒或非病毒载体的GMP生产走向标准化，治疗的可及性将不再受制于制备复杂性与价格。这种策略被周露比喻为——先把医院的停车场建好，患者就会自己过来了，即消除除支付能力外的所有障碍，为疗法的普及扫清道路。

面对未来国内可能出现的百家体内CAR-T企业同质化竞争，周露表现冷静和乐观：“行业大浪淘沙后，最终能站稳的只会是少数。”在周露的判断中，体内CAR-T的终极形态，是变成生物医疗领域多方共建的基础设施，这次异常火爆的风口也是国内biotech的历史机遇，未来国内体内CAR-T有望在全球领先，并将破局“不可能之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