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利益”占据主导，科研院校如何与科学家实现跨频道交流?

当前，高校院所的成果转化规模越做越大，市场对早期科研成果的关注度也日益提升。

近日发布的《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21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3554家高校院所的合同项数为466882项，同比增长7.85%；合同总金额为1256.1亿元，同比增长15.67%。

尽管创新与成果转化热情高涨，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的是，我国科研成果转化率当前低于10%，且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到5%，与欧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

为什么创新蓝海没有带来科研成果转化率的大幅提升？这必然是有原因的，其中之一就是科研院所与科学家如何在创新与成果转化过程中进行“有效交流”，即科研院校能够精准把握“入场”与“退场”的时间节点，与科学家在成果转化方面实现共赢。

那么如何“共赢”呢？为回答这一疑问，6月30日，动脉橙果局举行了“院所与转化”线上Panel，特邀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潘文志、中南大学知识产权中心湘雅医学部主任方丽、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成果转化经理朱钧陶、医疗资深投资人陈阳，围绕《科研院校如何与科学家产生“共鸣”》这一话题展开圆桌讨论。

第一排（上）从左到右依次为：动脉橙果局记者周梦亚、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成果转化经理朱钧陶

第二排（下）从左到右依次为：中南大学知识产权中心湘雅医学部主任方丽、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潘文志、医疗资深投资人陈阳

以下为圆桌讨论实录，为便于读者阅读，动脉橙果局在文字上做了不改变原意的编辑：

周梦亚（主持人）：科研成果转化离不开科研院所的参与，那么具体是如何推进的呢？换句话来说，科研院校当前是如何在创新与转化方面给予科研人员帮助的呢？

朱钧陶：深圳先进院一开始就将自己定位为面向产业需求的新型科研机构，科研人员不仅有基础科研的工作，同时也和企业紧密结合。我们的团队通过和企业合作解决产业需求，在成果转化和技术委托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在成果转化工作上，对内，服务科研人员，挖掘具有产业价值的优质成果；对外，对接各类合作载体，包括企业、资本、园区等，帮助成果在好的场景中转化。

虽然转化工作属性偏向管理，但我们的角色一定是服务者的角色。先进院的成果转化工作以知识产权为抓手，主动培育布局有应用前景的高质量高价值知识产权，对其进行全流程的管理与运营，为成果转化打下坚实基础。在成果转化工作策略上，先进院探索“一体规划，一体设计”的思路，从科研团队发表高质量论文之前的专利布局，到成果转化的企业合作对接，先进院转化部门会在一开始就设计成果转化的路径，在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之前，就已经展开了很多关键工作。

方丽：中南大学是近年来全国高校成果转化到账金额最高的学校之一。在科研成果转化的参与上，湘雅医学部有着先天优势，可以提供很多优质资源。

首先是医工结合的天然优势。工科和医学都是中南大学的特色学科，材料科学、工程学、临床医学、计算机科学和化学更是排在全球前千分之一。其次，国防科技大学坐落在长沙，使得湘雅占据军工医强强结合的地域优势。

近两年，湘雅也斩获了三个优质资源：获批全国首批国家医学中心；入选新序列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获批湖南唯一的省级实验室—芙蓉实验室。特别是由常务副校长陈翔校长牵头的个体化诊疗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重在全力推进医工结合和医学成果转化。

潘文志：我的工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心内科做临床医生，一方面从事科研成果转化工作。作为中国心血管创新俱乐部的研发部长，就俱乐部在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参与做个分享。

心血管医生创新俱乐部集创新培训、设计交流、研究支持、产业合作为一体，激发临床医生的创新潜能，引导其积极参与医疗技术及相关器械研究，并进一步为其提供临床前及临床研究平台，最终实现国产医疗技术与器械产品化的市场化。

俱乐部每年定期举办创新培训班，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创新研发团队提供专业化、系统化的培训课程，同时为临床医生与专业研发团队提供互动交流的平台，最终促成理念—实践—成果的创新产业链。

周梦亚（主持人）：在创新成果转化的过程中，科研人员和院所面临的困境有哪些？投资机构在参与有科研单位的项目时，存在哪些顾虑？对于这些困境和顾虑，应该如何解决？

潘文志：现如今，国家的创新政策和创新的氛围都越来越好。不论是科研人员，还是医院、高校，首先要放得开去创新。

在转化制度上，仍要持续推进更灵活、更成熟的机制来规范行为、理清关系。

然后是观念层面，医生跟企业在认识和对接上不够充分。医生在与企业沟通时要定好位，不能因为掌握原始的科研创意就摆出过高的姿态。对企业及工程人员来说，也要信任医生会对原创技术保密。

最后是商业化运作的问题，产品只有历经商业化的过程才能在临床上有很好的应用。因此，必须有专职的项目运作人员按照商业化的模式推进项目。

方丽：医生不仅是技术产出的源头，也是最了解临床的难点和痛点的。但是他们面临临床任务重，而且不懂商业推广和运营的困境。

此外，医学的成果转化与工科相比，需要更大的早期投资。但是政府、国家科技部和商业基金等都无法在转化刚起步或者动物实验之前就介入投资。前期缺少资金是一个比较大的障碍。

再者，专职的成果转化人员和相应的人才激励机制也存在匮乏。医学转化市场对成果转化负责人的专业素养要求非常高。他们需要对法律、经济、科研、临床等板块均有一定的认知。但是现有高校和医院培育人才的动力不足。

朱钧陶：从话语体系出发，科研人员在成果转化上存在两个维度的痛点。

第一个维度：科研人员跟企业等社会主体就技术问题交流上存在障碍。投资机构无法完全理解专业的技术内容；科研人员在表达和话语体系上又十分严谨，就研究成果不会轻易给出明确定论和全面阐释。成果转化工作者需要帮助科研人员构建和市场主体及投资机构有效沟通的桥梁，从话语体系上去帮助他们互相理解。

第二个维度：投资相关的专业话语体系的匮乏，使得科研人员在与市场主体的交流上存在天然隔阂与不信任。因此，为科研人员寻找专业的经营合伙人，培养科研人员对创业合作条款等基本市场情况的共识与认知，移除话语体系的天然障碍是成果转化非常重要的环节。

此外，就科研院所来说，成果转化的人才体系培养，未来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不能否认，无论是人才的定价和定位，还是人才梯队及体系的建设，我国在政策与实践上都在不断地摸索和进步。三到五年或者十年之后，国内会出现一批专业的技术经纪人，他们可以很专业地解决成果转化中科研人员面临的上述问题。

陈阳：投资机构在项目早期阶段主要关注两个要素，人和物，即创业的人和产品相关的产权。简单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创始人全职创业，与之前所在单位没有职务层面的模糊关联。有关产品的知识产权已经做了定价并且被买断转让出来，这是最省心的情况。另一种是创始人在职创业，无法在现阶段做IP完全转让，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与所在机构/单位之间做关于知识产权的约定，其中涉及到股权占比与定价。

高效的内部流程是灵活地进行成果转化的前提。针对第二种情况，所在的机构/单位是否有合适的主体去签订相关协议，领导换届后是否能够持续贯彻，以及在实操过程中（后续工商变更），内部审批与签字用章流程都可能会影响到公司发展的步调。作为外部投资人，由于无法了解单位内部的实际审批过程，会产生效率层面的顾虑。

关于效率问题，我还是秉持乐观态度。近几年，国家的机制越来越灵活，政府推动的力度越来越大，有些高校专门成立科研成果转化基金会以脱离固有的审核机制。这个顾虑未来是可以解决的。

周梦亚（主持人）：在转化过程中，科研院所和医院做了哪些创新举措？投资人对成果转化部门的工作又有怎样的期待？

朱钧陶：转化部门在常规的合作对接基础上，针对科研人员的技术领域，组织邀请对应的知识产权服务者，如专利代理人，知识产权运营机构的专家等，帮助科研人员将研究成果从市场角度进行解读与分析。通过对专利检索分析、对竞争对手及技术发展路径的分析，把科研人员的成果真正映射到市场对应的场景中。

其实，转化部门在早期的科研工作中就会介入，进行知识产权布局与成果应用场景的探索，寻找潜在的合作方，寻找产业孵化场景及社会资本，最终完成落地的一体化转化过程。最后的成果转化只是冰山一角，我们在“水底下”也做了非常多的转化工作。

方丽：关于如何突破学校和医院体制限制给大家提供一个可借鉴的方式——建设个体化诊疗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这一平台不同于医院和学校，后续可以成为独立法人。其在成果转化流程，资金分配比例，企业合作等各方面都优于传统事业单位的模式。

此外，湘雅后续会成立中国医学科技成果转化管理人联盟，惠及顶尖医院和顶尖的医学成果。联盟单位合作共赢，打造全生命周期的医学创新体系。该联盟不仅能帮助高校和医院突破传统体制限制，对项目进行早期投资和帮扶，还能给企业提供项目的精准推介。

在个体化诊疗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灵活的机制下，借助联盟的形式来助推医学的成果转化，是湘雅今后要做的一个重要探索。

陈阳：投资机构对于转化部门抱有角色和能力两方面的需求和期待。

首先是角色，无论是医院、高校还是科研机构，都只是下设科研转化部门，其并没有脱离传统事业单位的本质。面对繁重的日常工作，是否能分出足够的精力去做成果转化，这一点有待考量。如果机构能够辟出独立法人，比如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制，把协议签署和流程沟通等工作都移交到独立的主体，由专职的人去运营，可以极大提升科研转化灵活性与效率。

在能力上，对负责转化的专业人员有几点期待。首先要有市场感觉，早期传化项目的价值判断是一切的源头。发现早期技术和产品的差异化价值及未来的应用场景是成功转化的前提。其次是双向沟通的能力，即跟科研人员与市场双向的语言翻译能力。再者作为科研人员的代理，掌握一定的法务基础知识，在与外部机构沟通时，能够在早期维护发明人和团队的整体利益。

潘文志：站在一个技术人员的角度来讲，当前科研院校在“创新”方面有以下四点：一是在制度和机制上，逐步向市场看齐；二是在自我能力上，开始引入更多专业人才加入成果转化队伍；三是在资源链接上，开始有意识地去触达和匹配，与科研院校自身科研成果相契合的市场化资源；四是在对接形式上，开始主动地探索一些好的形式，例如路演活动、科学家论坛、项目对接会等等。

另外也想和各位科研人员分享一下与投资人交流的方式，在我看来，科研人员在与投资人交流之前，应该对自身科研成果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比如这项成果到底值多少钱，它如果想在未来有更好地发展，当前需要选择怎样性质的投资机构，以及我对这家投资机构有多少了解。只有做好这些前期工作，科研人员才会在后续与投资人的交流中更高效。

科研成果的转化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凭借单一主体就能实现的，它需要凝结科学家，科研院校、成果转化部门、投资机构等多方力量去共同推进。

成果转化部门的入局搭建起科学家与市场主体的沟通桥梁，为成果转化提供更多路径，新的创新方案持续涌现。从事成果转化的技术经纪人对内要做好对科研人员的服务，对外要积极构建连通各市场机构的转化网络。只有不断地拓展各环节专业能力的链接，才有机会把好的成果推到真正好的场景，实现成果转化的终极目标。

在此基础上，科学家和科研院校作为创新的源动力，要给予彼此足够的信任与支持，共同探索与推进转化。唯有这样，才能突破传统体制限制，未来的科研创新及成果转化之路才会无远弗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