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BAY往事：一群人的流动，一座城的变迁

2007年，从苏州火车站打车，出租车师傅大概率不会知道，生物纳米园在哪。2010，开车沿着星湖街从北向南开，一路上都不会遇到红绿灯。差不多两年左右时间里，BioBAY C1栋整个地下车库，只有纳微科技两辆车。

现代人关于城市变迁的记忆，很多和道路和车有关。但是，人和车都是慢慢多起来的，很难说清楚具体的时间节点。吉玛基因创始人张佩琢也不记得从哪年开始，星湖街就开始堵车了，或者从什么时候开始，在BioBAY要找一个车位，变得困难起来。

江必旺的纳微科技入园就拿了一个独栋楼C1，“我们也用不上，一开始一层楼就够了，但是后来每年增加一层，三年左右就用完了。”三年前，江必旺想再成立一个子公司，在BioBAY已经很难找到地方。

张佩琢、江必旺等最早的一批创业者刚刚落户苏州工业园区的时候，园区的房价才五六千块钱。独墅湖边的月亮湾，刚刚有房子建起来的的时候，房价也才一万多。那时候很多人觉得地方太偏，没买，现在已经涨到了四五万，独墅湖边也成为了苏州科技人才最密集的区域之一。

过去20多年里，中国是世界造城热潮的中心，而苏州工业园区是苏州造城热潮的中心。独墅湖边大部分城市景观都是新建造的，这个新的城区需要迎接科学产业的到来，要满足踌躇满志的中产阶级的需求和渴望。

15年间，怀抱梦想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来，城市的高楼一栋一栋地建。回头看，那真是城市建设的黄金时代。那也是一去不复返的，创业者、建设者们的纯真年代。

几十平米的便利店，最能见证这15年里，人的流动。

2008年，苏州大学毕业生蔡轩半年就厌倦了日常的上班族生活。她喜欢冒险。便利店是一种新兴产物，在BioBAY ，她开了第一家便利店。

当时的BioBAY太荒凉了，直营店开不过来。蔡轩自己投资，开了加盟店。来现场看的时候，招商员给她展示沙盘，告诉她，园区规划很好，未来这里将是生物医药产业的聚集地。看完以后郑重的说，“在我们这开店有一个特点，不要房租。”当时，在闹市区，一家便利店一年的房租已经高达十几万。

蔡轩不懂产业，只关心未来园区到底能有多少客流。最开始，整个园子也就三四百号人。蔡轩的第一家店开在 A2 楼的一楼的食堂里。面积大概几十个平方，放了几个货架。

开了几个月后，搬到了新建成的商圈鲜橙广场，那是BioBAY 至今唯一的商业广场。后来鲜橙广场餐饮企业变多，便利店又搬到了B2楼的101单元。刚搬来时，门口连路都没有。蔡轩告诉了BioBAY 的负责人，谁也没注意，一晚上，路就修好了。

第一年，蔡轩感觉，自己一直都是在不停拓荒。2010 年，便利店的来客量、营业额开始有起色； 12 年人多了起来；15年，蔡轩开的第二家店；现在，一家店平均每天的客流能达到七八百人次。

需求量在变大，顾客的需求层次也在变化。10多年里，便利店换了5次装修。一开始像小超市，卖日常用品。慢慢的，货架越来越少，餐食变多，主要服务园内上班族的早餐。

有一段时间苏州咖啡店流行，蔡轩也买了几套大红沙发放在店里。她发现，很多园内的创业者，都愿意在红沙发上坐下来聊聊。

2012年，蔡轩生孩子前，都是自己收银，她觉得跟顾客有情感纽带，“大家都是一起大肚子一起生小孩。”一些老顾客想买什么，不用说，她都知道。和公司行政的小姑娘走得比较近，她也听过公司内的一些“八卦”，诸如行政人员慢慢逆袭成为公司合伙人的励志故事。当然，也会有公司经营失败，突然搬走的。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来买东西的，很多都是大佬。”蔡轩也见到了很多大佬们生活中的另一面。

一家企业的创始人，每次来都要买一条最贵的烟。她的便利店卖得比外面贵， 700 块钱一条，其他人一听 700 块，都会讨价还价，只有这位创始人从来不吭声。店员之间开玩笑，称呼他是“款爷”。

蔡轩还发现，高层领导往往吃东西简单专一，甚至能做到数年来一模一样。她印象最深的，是丹诺医药创始人马振坤博士。马博士工作很勤奋，每天差不多七点半就来上班，晚上加班到很晚，到店里就是买一根玉米，买了七八年。

在蔡轩见过的所有老板里面，“他是最像科学家的。”

马博士吃的玉米，一直都卖三块九。特色关东煮，也一直卖到现在，还是那个口味。 14 年前，一块钱一粒，现在还是一块钱一粒。

早年的大佬，却慢慢不来了。买烟的“款爷”搬去了二期。很多企业，孵化大了以后，就迁到二期和三期。夏天，蔡轩批量给一些公司送饮料，送着送着就发现他们换地方了。

只有在朋友圈里，她还会看到园内企业一些动态，尤其是企业上市的时候最为热闹。

距离蔡轩便利店约3公里的车坊，则留下了很多BioBAY人的创业和奋斗记忆。

开拓药业创始人童友之回忆，创业初期缺钱，为了钱烧得慢一点，公司的实验不能做得太快，他和派格医药创始人徐敏等人，几乎每天五六点钟就打卡下班。下班后，三四个人就相约到车坊的大排档吃饭。

车坊原是吴淞江边的一个著名的水乡古镇，曾经是吴县第三大镇，因为距离BioBAY仅仅三公里左右的距离，是很多人到BioBAY工作后，租房的第一站。

2010年前后，车坊的拆迁房，一个月只要四五百元，就可以租到一个两室一厅。童友之和另外一个创业伙伴租了两室一厅，一直住到 2015年前后才买房。

饭局的常客，还包括纳微科技创始人江必旺、盛世泰科创始人余强、派格生物创始人徐敏等人。他们差不多都是上世纪90年代前后的大学毕业生，后来出国读书，到美国的大型外企或者生物制药企业工作，再回国创业，把公司落户在BioBAY里。

一群经历和理念相似的人聚集在一起，很容易产生共鸣。特别是当时，大家创业处境普遍都很艰难。余强记得，是童友之提议，要报团取暖，“互相之间没有钱能够支持对方，就做做心理按摩，相互鼓励，倾诉苦恼，提供感情支持。”

车坊的饭局，可以算是心理按摩。当时，做纳米微球的纳微科技，入园两三年就实现盈利，需要交税，在别人都在为生存而发愁，江必旺“抱怨”税交的太多。“凡尔赛，老是气我们。”童友之笑着回忆起当年的往事。

当然，也有切实的相互帮助。派格医药曾在2011年和2014年获联想之星两轮投资，共200万美金。之后，徐敏将联想之星介绍给了童友之，在开拓药业2012年天使轮融资时，联想之星是非常重要的投资机构。

江必旺、童友之、余强都是是北大毕业生，在BioBAY的创业圈子里，北大人不在少数：博瑞医药创始人袁建栋、天演药业的罗培志、海狸生物创始人任辉、晶云药物创始人陈敏华等都是北大校友。

“园内有4家北大人创办的企业上了科创板，另外还有2家上了港股和美股。”江必旺骄傲地说，他现在所在的纳米城，包括纳微科技在内，敏芯股份、纳芯微，三家上市公司创始人全是北大人。

北大人为什么在苏州工业园区成功了？除了化学、生物学科实力强之外，也离不开人才吸引的圈层效应。光是江必旺，每年都会引进一些北大校友来苏州创业，“到现在起码引进了十几家。”

北大社圈活动、商会活动也越来越活越，圈层效应带来了大量的人才和资源。

当然，人才来了，公司壮大了，产业发展起来了，园区的房价也开始飙升。车坊密密麻麻的拆迁安置房淞泽家园，已经发展到了8期，仍是很多产业园区的上班族租房的廉价选择，但是每月的租金已经翻了5倍不止，两室一厅的单间已经涨到了2500元左右。

人们目睹着，独墅湖边的一片荒地，如何平地起高楼，贸贸然兴起一栋栋居民楼，铂悦犀湖、花语江南、星湖公馆，连成了一片高端社区，围绕着独墅湖启月街1号的人才公寓菁英公寓，成了苏州科教人才最为聚集的生活区之一。

再后来，西南方向的尹山湖板块崛起，更多房子鳞次栉比地建了起来。地铁2号线的延长线也通到了独墅湖，从尹山湖坐到月亮湾，只有3站，不到10分钟。尹山湖成为更多园区上班族的经济适用之选。

车坊的饭局已成往事。很多创业者感概，大家刚来的时候，关系比现在要近得多。并不是富贵相忘，只是公司越来越大，创业者也越来越忙，行程表排得满满的，再也不可能下午5点就打卡下班。

“以前还能喝酒聊天，现在园区的这些老总经常到处跑。大家其实不是不见，而是因为时间成本很高。”贝康医疗创始人梁波感概，“你走得越远，可能就会越孤独。”

而在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中，随着工业园区向南开疆扩土，古镇车坊作为行政地名，也已经“不复存在”——2012年12月后，正式挂上了“斜塘街道”的牌子。

这些似乎是一个园区不断扩大，在人情味上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园内企业圣诺医药有两位13年的员工。

负责人事行政工作的Vicky和负责临床前研发的Kelly，分别在2009年5月和7月来到BioBAY。

Kelly是山东人，2009毕业于东南大学，她的同学们毕业后大多去了传统药企，特别是南京本地的先声药业最受欢迎，但是她却选择加入了一个小核酸创新药公司。

她的工作是开发可以往IND推动的项目，在她看来，这是“纯粹的新药开发”。Kelly亲历了圣诺医药第一个小核酸药物的临床IND申报，历时2年半。作为申报资料上的联系人之一，她天天都在盯着CDE 网站，留意最新的消息。每个审批进度的更新点，她都记得清清楚楚。可以说，她全程参与了从第一个实验到申报的全过程，这给她的成就感超过所有。

在圣诺13年，她的心里还是有一个小小的执念，要把药推上市，“我以后可以自豪地说，这个药是我开发出来的。”

Vicky是扬州人，中国药科大学毕业。负责人事行政工作的她，最清楚公司的变化。10多年里，圣诺医药的员工规模从最初的七八人发展到如今的60多号人。

他们经历了很多个第一次：圣诺医药成立后正式招聘的第一批员工，当时公司只有12个工位，没有坐满；苏州园区人才公寓的第一批入住者，那时候，菁英公寓刚刚建好，BioBAY就组织员工参观申请，两室一厅的装修新房，一套一千元左右，大家看完，都觉得“真好啊”。

Kelly的孩子还是独墅湖幼儿园第一批入园的宝贝，后来，家长们在一起聊天才发现， 很多人都在BioBAY里上班。

当然，15年，人来人往，有人坚守，也有人离开。但大多数人，都在苏州生物医药的圈子里流动。

特别是创园11年后，2018年，BioBAY迎来了发展小高峰。人才更加频繁在生物公司、各个企业和资本之间流动了起来。

同年，麦肯锡一份咨询报告介绍国内的产业园区案例，只提到了BioBAY。这份报告引了华润一位员工前来苏州调研。这次印象深刻的调研，在这位华润的员工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后来她从老牌央企辞职，苏州成为了她投入新兴产业的第一选择。

最令人感慨的是，15年，BioBAY的人才吸引力，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早年，张佩琢在招聘网站上，很少看到有医药领域的中高级科技人才把苏州作为首选工作地，不得已，他招人的时候只能先在上海入职，再慢慢吸引到苏州。

等到了2018年，园内企业思纳福创始人盛广济从北京到苏州创业，北京公司里有接近30位的员工跟着他一起到了苏州。“还有一批一起创业的朋友，我们不约而同都来了苏州。”他回忆，“刚开始京苏两地办公，有一段时间在高铁上偶遇，很意外，才知道大家都是去苏州。”

苏州生物医药的人才圈子越来越大。城市的人才结构、人口结构，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现在，当人们讲起BioBAY这15年，故事总是有不同版本。但无论局外人如何好奇这15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有一些感受只属于亲身参与的每一个人。

作为一个新药公司的创始人，童友之最大的感概是，“总是很艰难。跟其他创业者不一样，十年可能都赚不到一分钱，而且你也不知道将来是否能盈利，哪一天能盈利。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行业。”

但是正因如此，每一个创新药企的创始人，都在不断地寻找自己企业的出路。“追求创新的欲望非常强烈，想寻找机会的欲望会非常强烈。” 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眼神里充满神采。10多年前，在上海新天地的咖啡馆，他和派格生物的创始人徐敏第一次见面，徐敏劝他坚决不要创业。倏忽已经10多年，如今他的企业已经上市，但是还在寻找创新的出路。

江必旺则记得，自己刚到苏州的时候，还很年轻，经常被误认为是学生。后来创业，有点愁白了头，特别是公司上市，愁得更多了，难有情绪释放的时候。

还有一些感受只属于梁波，“我们这群人回国以后，就是个试错的过程。你试了100次，可能99次错了一次对了，你坚持下来就赢了。”他创业10年最大的感受是，“能力是逼出来的，成功是熬出来的。”

余强则和我们讲了一个对他触动很大的故事。

特立氟胺是盛世泰科研制的一款治疗罕见病多发性硬化症的首仿药，余强当时预估中国的患病群体规模可能只有小几万人，但是2014年，该药刚提交IND的时候，苏州电视台等当地媒体做了报道，“很多患者打电话给苏州电视台，被搀扶着走到我们公司来要药。等我们的首仿药准备报NDA的时候，我们在药监局的联系电话，被患者都打爆掉了，天天来问这个药什么时候上市。”

后来，生物医药行业对公众生活的重要性，因为一场出人意料的重大疫情，被人们看得更清楚。纳微、开拓、海狸生物等企业和新冠相关的产品，在疫情下，开始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了紧密的联系。

对于Kelly和Vicky这些在园内工作10多年的普通员工，从学校毕业到成家立业，BioBAY意味整个青春和奋斗。

没有人能够统计出，这个城市里、工业园区内，有多少人从事着Kelly和Vicky这样的和生物医药直接或者间接相关的工作。面上的数据是，仅仅是BioBAY内的企业，就约为35000人提供了就业岗位。

在历史上，产业变迁总是带来人的流动。无论是淘金移民潮，矿业移民潮，还是后来制造业兴盛的苏州，成为一大劳务输入城市。BioBAY 15年，背后更具人情味的部分，是人流动的15年——一群人，前往苏州，通过科学证明自己，也帮助科学慢慢取代实体制造业。

苏州工业园区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区，在这个科技园区和周边的社区紧密结合的新城区里，无论是创业者、科学家、还是产业生态圈、产业链上的每一个人，都希望享有一个平实却能安居乐业的环境。

他们也的确在这座新城区建立了自己的生活：孩子在这里长大，成为了新苏州人。他们对这座城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记忆，未来也将纳入苏州的城市记忆刻度中。

一个科学的城市建设，城市的科学性建立在人情味之上。在苏州东南的独墅湖边，一个新的城区在15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一种崭新的生活可能在这里展开——这才是BioBAY 15年的发展图景里，最令人感动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