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是世界肺炎日。在2026年11月11日举行的“儿童肺炎链球菌疾病防控与疫苗应用研讨会”上，多位临床、疾控与公共卫生专家围绕儿童肺炎链球菌疾病的危害、抗生素耐药压力以及疫苗保护证据展开讨论，呼吁在现有循证基础上推动儿童肺炎链球菌结合疫苗（PCV）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试点。
与会专家指出，肺炎链球菌虽然名字中带有“肺炎”，但危害不止于肺部感染，重症可累及中枢神经系统，给患儿和家庭带来沉重负担；与此同时，常用抗菌药物耐药率持续处于高位，使经验性治疗面临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扩大儿童接种，被普遍视为降低疾病负担、遏制耐药的一项基础性干预。
更值得注意的是，PCV的价值并不局限于接种儿童本身。群体性接种可通过切断传播链对老年人等未接种人群形成间接保护，同时减少抗生素使用、减轻医疗系统服务压力。评估疫苗价值时，这些公共卫生收益需要被一并纳入考量。
肺炎链球菌是我国儿童呼吸道疾病最常见的病原体之一，5岁以下儿童负担最为集中。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研室主任、教授王伟炳介绍，一项2009年至2019年中国急性呼吸道感染研究发现，儿童中肺炎链球菌在细菌阳性检出中占比最高，占所有细菌阳性检出的38.5%，位列第一，高于肺炎支原体（18.8%）和流感嗜血杆菌（20.3%）。大约93%的儿童重症肺炎是肺炎链球菌感染引发的。每年全国约有8000名儿童死于肺炎链球菌疾病，主要发生在5岁以下儿童，农村和西部区域的疾病负担更重。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感染科、预防接种评估门诊主任医师田野分享的临床案例，直观呈现了这一病原体的凶险。他曾经收治的一名儿童患者，在常见呼吸道症状之外，还出现了精神状态异常和烦躁，进一步检查后，在脑脊液中也发现肺炎链球菌，说明感染已经累及中枢神经系统。田野介绍，这个患儿后来出现了颅内积液等问题，出ICU不久又进入神经外科继续治疗，最终接受了开颅手术。从发热咳嗽到开颅手术，这场漫长而复杂的病程，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说都是始料未及的。
根据严重程度分类，肺炎链球菌会引发两类疾病：第一类是肺炎（非菌血症性）、中耳炎、鼻窦炎等非侵袭性疾病；第二类是菌血症、败血症、化脓性脑膜炎和菌血症性肺炎等侵袭性疾病。一旦发展成侵袭性疾病，医疗体系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救治，对患儿和家庭都是很大的负担。
肺炎链球菌还是一种可长期定植于鼻咽部的病原体。王伟炳介绍，它本质上是一种“机会主义者”，并不是只有在发病时才会出现在人体内，可以定植于鼻咽部，携带者可能没有明显症状，但仍可能参与传播；在一定条件下，如感染病毒后人体免疫力脆弱时，定植状态可能进一步发展为感染。儿童是肺炎链球菌的主要携带人群。文献汇总数据显示，我国约25.9%的健康儿童携带该菌，且携带率随入托入园快速攀升。
与高疾病负担并存的，是日趋严峻的抗生素耐药形势。2025年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监测报告显示，肺炎链球菌对红霉素、克林霉素、四环素等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已经超过90%，这意味着临床经验性治疗失败风险增加、住院时间延长和费用上升。田野指出，临床上肺炎患儿往往缺乏充分的病原学检测。一方面，由于肺炎链球菌广泛定植，“检测到肺炎链球菌，并不意味着它们就必然是儿童发病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在基层和门诊，受实验室条件、检测费用和家长接受程度影响，病原学检测的开展非常有限，经验性治疗仍是主流。医生在确定不了明确病原体时，只能靠临床经验联合用药，进一步增加了抗生素管理的难度。
田野介绍，过去在部分肺炎病例的治疗中，甚至会直接使用美罗培南等“顶级抗生素”，这也导致抗生素耐药问题日渐突出。“所以有的时候，虽然病人挂着水吃了药，但病情仍在进一步的发展，就是因为发生了耐药。”他表示，疫苗接种是儿童肺炎链球菌疾病的重要预防手段，疫苗的意义不仅在于减少患病，也在减少耐药等方面有更广泛的意义。“哪怕减少一半的发病率，我们的耐药问题就能得到非常大的一个解决。”
目前，全球已上市6种肺炎链球菌结合疫苗（PCV7/10/13/15/20/21价）。国内目前主要以覆盖13种血清型的PCV13为主，有4家厂商供应，其中3家为中国本土企业。王伟炳介绍，我国肺炎链球菌不同地区流行的血清型存在差异，但主要以19F（27.7%）和19A（21.2%）为主，这两种血清型均包含在PCV13的覆盖范围内。对于肺炎链球菌侵袭性疾病（IPD）而言，13价疫苗的血清型覆盖率约88%。从苏州、上海等地的经验看来，PCV13普及后，疫苗覆盖血清型导致的IPD占比逐年下降，直接说明了疫苗的保护效果。
国内也有企业正在研发更高价次（24/25/31价）的疫苗。目前来讲，虽然更高价次疫苗理论保护上限能达90%，提升幅度有限。大规模接种后，一些疫苗未覆盖的新兴血清型的检出占比可能上升，要保持持续的监测，以指导后续长期的研发和接种策略。
王伟炳介绍，全球多国的证据显示，PCV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后，疫苗血清型侵袭性疾病显著下降。北欧挪威等国家甚至发现，PCV纳入免疫规划后对2岁以下的儿童染患侵袭性疾病的下降幅度达到100%；以色列的保护也达到95%，美国持续监测数据显示93%的儿童IPD得到有效控制。这些证据为其他国家引入PCV提供了参考，也说明疫苗保护效果在不同人群和国家具有一致性。
不过，本土证据仍需补强。王伟炳在问答环节指出，肺炎链球菌引起的疾病目前还不是我国法定报告传染病，临床报告存在选择性；同时，该菌培养鉴定存在难度，系统性监测质量仍有提升空间。加之我国侵袭性肺炎病例可能被较高强度的抗生素使用所“掩盖”，临床不易获得菌株，直接套用欧美国家以IPD为核心的评估框架存在困难。因此，推动全国性、系统性的肺炎链球菌监测，仍是完善本土证据链的基础性工作。
PCV的临床与公共卫生价值已经比较清晰，但接种率仍是突出短板。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栾琳认为，家长对PCV的认知总体仍然不足，即使在经济较发达地区，接种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认知之外，价格也是重要因素。由于现在PCV在国内仍未纳入免疫规划，需要自费接种，一剂次价格在几百元不等，按照标准免疫程序全程接种的费用在几千元。以江苏地区为例，在南京等接种率较好的城市中心城区，PCV接种率约为50%，周边区县约为20%至30%；苏州总体约为30%，接种较好的中心城区约为40%，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
在研讨会上，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项目官杜珩也表示，应更多关注资源匮乏地区的家庭和脆弱人群，他们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更少，儿童患病后对家庭的冲击也更大，并呼吁PC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让低资源地区的孩子也能获得疫苗保护。
杜珩指出，免疫规划的收益不仅属于接种者，还包括对老年人等群体的间接保护，以及减少抗生素使用、减轻医疗系统服务压力，在整个人群中的收益预计是非常显著的。
据了解，间接保护已有本土量化研究。一项针对苏州接种的模型研究显示，儿童PCV13群体性接种后可以产生群体免疫效应，使老年群体中肺炎链球菌性社区获得性肺炎减少约30%，由此可以避免老年群体感染耐药相关死亡每年约170例，到2050年则估计累积可避免死亡可达920例。
成本效果是政策讨论的核心变量之一。王伟炳认为，目前国内从疾病负担估计到血清型覆盖、疫苗效果评估再到成本效果测算的证据链已逐渐闭合，应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先行先试。但他同时指出，采购价格和筹资机制是当前的核心变量。以传统阈值为参照，上海、苏州将PCV纳入免疫规划的成本效果阈值分别约为581元/剂和522元/剂，低于202元/剂则完全具成本效果。“如果低于两百元，在青海、西部、农村等低资源地区也有非常好的成本效果。”而越来越多国产疫苗的上市，为集采降价创造了空间，也为逐步将PCV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提供了重要的产业基础。
服务能力方面，栾琳称，以苏州为例，目前已经建立了很完善的预防接种体系，而随着出生人口减少，增加一两种疫苗，对冷链和接种工作量的影响相对有限。“多剂次疫苗接种的关键往往是第一针，因为这是家长作出选择的时刻。”
栾琳指出，开始接种后，后续剂次通常更容易推进。由于六个月以内的常规接种安排较密集，新增疫苗需要做好程序衔接。她建议，可以在符合接种规范的前提下，考虑通过使用联合疫苗或多个疫苗同时接种来减少前往接种门诊次数、优化接种安排，为PCV接种留出空间，提高全程接种的依从性。
政策窗口也在打开。2025年11月，HP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这给外界带来积极信号。2026年7月，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按照“有进有出”原则，动态优化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种类。王伟炳认为，当前应推动有条件地区先行试点，以真实世界数据示范疾病负担变化和筹资路径，再向全国层面扩展。与会专家同时认为，肺炎链球菌疫苗应成为优先考虑纳入免疫规划的疫苗之一。从临床个案到群体证据，从儿童保护到老年间接获益，PCV所承载的已不只是一支自费疫苗的选择题，而是一项涉及儿童健康、抗生素治理和全人群公共卫生收益的制度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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