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波士顿-剑桥-肯德尔广场的研发大楼依旧灯火通明。

不一会，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云层，这座城又开始焕发活力。

不少人或许听过 “凌晨四点的洛杉矶”的励志故事，而我们这周却亲历了“凌晨四点的波士顿”。

如白昼的深夜，生命科学创新在这里不断生根、发芽、结果。

2024年5月，动脉网受邀来到美国波士顿，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学习访谈，并与波士顿-剑桥-肯德尔广场附近的创新中心和实验室进行了大量交流。

肯德尔广场的凌晨，动脉网摄

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被誉为“全球最具创新性的一平方英里”的波士顿-剑桥-肯德尔广场。

据介绍，这里目前拥有超过200家生命科学公司，超过80家风险投资公司以及超过850家初创企业，堪称全球生物技术公司最集中的地方。

我们同时查询了动脉橙数据库，检索波士顿和剑桥地区的创新企业，发现目前当地超过500家生物医药企业有过融资，其中上百家企业已经成功IPO或被大药企并购。

肯德尔广场早期是查尔斯河旁的盐沼地，从美国南北战争到20世纪上半叶，这里都是工业中心，主要生产自行车轮胎、肥皂、望远镜镜头、乒乓球拍等产品。

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其产业业态发生巨变，大量企业开始外迁寻求更廉价的劳动力，这里逐渐变成了工业废墟。由于公司失速、居民失业，这个区域也迅速失去了活力。

从传统工业区转变为生物医药创新高地，肯德尔广场成为美国生物医药产业从萌芽到领先的缔造者。

在Jonathan Gruber撰写的《美国创新简史》中曾介绍到，在最困难的时候，剑桥市长向肯德尔广场的著名“居民”麻省理工学院求助。1960年，麻省理工学院校长James Rhyne Killian宣布收购前肥皂制造商勒弗兄弟的厂址，并将其开发为绰号“技术广场”的写字楼区。

由此，埋下了创新的种子。

波士顿-剑桥地区的基因小镇（Genetown）聚集了大量的生物科技公司，动脉网摄

在生命科学领域，1974年，Salvador Luria教授创立MIT癌症研究中心，组建了包括5名诺贝尔奖得主的分子生物学家“梦之队”。

其中麻省理工学院诺贝尔奖获得者Phillip Sharp教授最初在日内瓦创立了一家重组DNA技术的企业。随后，他希望公司尽可能地接近他的实验室，于是公司总部在1982年搬到肯德尔广场，成就了如今神经科学领域的先锋——渤健公司。

在良好生态的促进下，美国健赞公司（赛诺菲-安万特201亿美元收购）于1990年将总部迁到这里，美国千禧制药（武田制药88亿美元收购）于1993年在这里成立。

目前，全球最大的20家医药公司中，除了罗氏以外，其余19家均在这里设有创新研发中心。

我们目光所及，是随处可见的药企大楼，拜耳、诺华、辉瑞、渤健、默克、安进等MNC异常醒目，同时聚集了Moderna、Karuna、Beam Therapeutics等全球知名Biotech。

亦有不少中国Biotech在此落户，在制定战略时，他们常常会以“波士顿经验”为导向。

创新需要环境、需要资本、更需要人才，这些恰好成为了肯德尔广场的“天时地利人和”。

在美丽的查尔斯河畔，肯德尔广场的楼宇布局合理美观，不仅注重科研办公场景的创新构建，同时还兼顾营造出生活和娱乐为一体的舒适体感。

马萨诸塞州对肯德尔广场的支持也显而易见，这里汇聚了全球顶尖的风险投资机构，投资规模早早突破了数百亿美元。在2023年12月麻州州长Maura Healey公布的未来4年经济发展计划中，明确提出了“引领未来几代人”的口号，并将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领域排在优先发展的第一位。

肯德尔广场的地下有一条建于1897年的红线地铁，这也是美国第一条地铁，从“Kendall/MIT”到“Harvard”就两站地铁，连接着世界上两座著名的研究型学府：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哈佛大学，在”2024年QS世界大学排行榜”中，这两所大学分别位列全球第一和全球第四。

研究人员在博德研究所做实验。资料图

在“Kendall/MIT”周边汇聚了大量全球顶尖企业、机构和研究所。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大街415号的博德研究所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之一，这也是MIT和哈佛大学在生命科学领域的科研明珠。

博德研究所创立于2003 年 6 月，其目标是系统性解析疾病遗传学基础、研发有效预防诊断与治疗手段。通过建立“两校一所”的跨机构协同创新机制，以促进学科交叉、机构协同、跨界合作的探索性实验。在20年时间里，博德研究所已成为世界顶尖研究中心之一。

博德研究所7楼是与拜耳联合成立的精准心脏病学实验室，据实验室负责人Carla Klattenhoff 博士介绍，拜耳和博德自2013年起开始开展肿瘤学合作，2015年又合作了心血管疗法。精准心脏病学实验室自2018年建立，其目的是利用创新技术更好地了解心血管疾病，以寻找新的药物靶点。

在实验室里，我们甚至难以区分哪些是拜耳的科学家，哪些是博德的科学家，这样的联合研发团队组合从底层设计上就建立了高度的协同性，通过共同管理和决策，以及项目和知识产权共享的方式，让双方更好地实现价值创造。

心血管疾病是全球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中占总死亡率的32%，每年死亡数据也呈上升趋势。心脏病发作会杀死数百万个心肌细胞，使心脏处于衰弱状态。由于人体无法自行再生心肌细胞，因此心脏移植是心衰患者目前唯一临床可行的选择。鉴于全心脏移植费用昂贵且难以获得供体，细胞疗法的探索成为热门研究方向。

博德研究所工作人员向我们演示了心肌细胞从建模到染色到筛选的全流程以及专利细胞培养皿，其原理是利用IPSC诱导多能干细胞，更好地还原和培养心肌干细胞，通过运输和注射到心脏受损区域，以促进其再生和功能恢复。当然，目前尚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

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动脉网摄

不仅是博德研究所，在拥有百年历史的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原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里，美国癌症研究学会院士Timothy Rebbeck教授向我们展示了哈佛公卫在癌症预防和早检方向的研究成果。

液体活检是Timothy Rebbeck教授特别期待且看好的一项精准诊断技术。

比较有意思的话题是，美国和中国在液体活检领域遭遇的困境比较类似，即液体活检的特异性和敏感性还存在明显不足，且现阶段缺乏有效的商业化路径，这一项目的主要研发经费来自政府和风险投资机构。无论在哪，成本和时间投入都是技术创新绕不开的课题。

哈佛医学院外有一条著名街区Longwood，波士顿儿童医院、布列根和妇女医院、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Joslin糖尿病中心都从我们眼前掠过，不远处还有麻省总医院，这些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附属医疗机构已成为“美国乃至全球最顶尖医院”的代名词。

如果说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让肯德尔广场成为美国生物科研的“创新心脏”，那么源源不断的产业创新投入和孵化才是其真正的“供血系统”。

工作人员在拜耳研究与创新中心做实验。资料图

2022年，肯德尔广场中心迎来一位新朋友——拜耳研究与创新中心（BRIC），拜耳为此耗资1.4亿美元打造，成为其精准分子肿瘤学研究团队驻地。

此前，拜耳以15亿美元收购化学蛋白质组学平台Vividion，启动了包括多个精准肿瘤学靶点以及精准免疫学靶点的重点项目。

过去，拜耳凭借索拉非尼与瑞戈非尼在肝癌领域声名鹊起，如今为壮大肿瘤学的地位，前列腺癌成为重点突破的切入口。

两款已上市产品诺倍戈（达罗他胺）和多菲戈（氯化镭 [223Ra] 注射液）为拜耳在前列腺癌治疗领域积累了不少优势。

前者是一款口服雄激素受体抑制剂（ARi ），获批用于治疗非转移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nmCRPC），及转移性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mHSPC）。目前，诺倍戈也被纳入中国医保。

后者是目前首个且唯一获批证明能够延长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mCRPC)男性患者生存期的靶向α疗法（T α T）。

此外，自2021年收购Noria Therapeutics和PSMA Therapeutics后，拜耳还搭建起Ac-225标记的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PSMA）靶向核素产品管线。

截至2023年6月，9款候选药物串起拜耳RDC管线，其中具备first-in-class以及best-in-class双重潜质的候选药物BAY 3546828已于2023年9月启动治疗前列腺癌的I期研究。

不仅是肿瘤学，细胞和基因疗法也是拜耳研究与创新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故此，拜耳研究与创新中心还承担着加强拜耳研发部门与拜耳子公司以及其他外部合作伙伴之间（如博德研究所）的合作使命。

在拜耳的战略里，医疗领域的疗法创新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小分子药物-大分子和靶向药物-细胞和基因疗法，而针对现阶段没有突出疗效或缺乏有效治疗的适应症，细胞和基因疗法在未来有可能带来新的突破。

从2023年Q3的FDA披露的数据来看，目前在细胞基因疗法领域有29个产品获批，约3800个在研管线。

全球来看，目前已有数十款治疗肿瘤、获得性和遗传性疾病的细胞基因疗法已获批上市，而用于神经退行性疾病、心血管疾病、自身免疫等领域的在研产品也受到广泛关注。

据拜耳处方药事业部细胞和基因疗法业务商业策略和运营负责人Doug Danison介绍，拜耳目前拥有七个处于临床阶段的管线，重点方向是针对引起衰弱及难治性疾病的疗法，如帕金森症、充血性心衰等。

近几年，拜耳陆续为建立细胞和基因疗法平台投资超过35亿欧元，包括收购细胞疗法企业BlueRock进军iPSC领域、收购基因疗法企业AskBio获得AAV腺相关病毒载体平台。他们是拜耳在细胞基因领域的主要合作方及子公司，其他合作方还包括Mammoth Biosciences、Acuitas Therapeutics。

BlueRock是一家专注于利用iPSC诱导性多能干细胞平台开发神经病学、心脏病学和免疫学领域的工程细胞疗法，目前拥有9个产品管线，其首个帕金森病研究项目已进入临床阶段，神经退行性疾病和遗传性视网膜管线即将推进临床研究。

AskBio则是一家基于AAV腺相关病毒载体的基因疗法公司，其管线组合包括用于治疗神经肌肉、中枢神经系统、心血管与代谢性疾病的临床前和临床阶段候选药物，例如庞贝氏症、帕金森症和充血性心力衰竭的疗法，以及用于治疗血友病和杜兴氏肌肉营养不良症的授权开发临床候选药物。

在适应症的选择上，帕金森病研究在BlueRock和AskBio的产品管线中都占据重要位置。

BlueRock是利用由多能干细胞（PSC）衍生的多巴胺能前体细胞，开发一种细胞疗法，旨在让大脑重新受神经支配，恢复失去的多巴胺能功能；AskBio的基因疗法旨在上调大脑中自然存在的基因，该基因负责GDNF（胶质细胞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蛋白质的表达。这种蛋白质将有助于挽救和刺激逐渐死亡的神经元，这类神经元则负责产生多巴胺。

无论是利用细胞疗法还是基因疗法，对于神经系统疾病的研究和攻克显得至关重要，用不断创新的技术去满足临床未满足需求，这才是科研的意义，也是科学家们最想实现的价值。

拜耳在中国、美国、德国、日本搭建Co.Lab全球共创平台。图为拜耳Co.Lab剑桥。动脉网摄

除了疗法研究以外，在生态建设上，为了更好地孵化并推动细胞和基因疗法及肿瘤领域的优秀初创企业与早期创新项目，拜耳还在中国、美国、德国、日本搭建Co.Lab全球共创平台。

据Co.Lab全球负责人Friedemann Janus博士介绍，Co.Lab将在全球范围内挑选极具发展潜力的细胞和基因疗法及肿瘤领域的早期创新成果。除了提供先进的实验室设备及共享办公空间外，拜耳还为这些初创公司提供专业知识及创业辅导，并帮助他们对接全球医药产业生态及创新合作网络，同时更希望与他们一同探索进一步合作的可能，让这些项目得到更有效、更快速的发展。

目前，位于美国剑桥的Co.Lab已有8家细胞和基因疗法及肿瘤领域的初创企业入驻。与此同时，拜耳还与上海生物医药前沿产业创新中心合作，在上海张江共建Co.Lab。这将是拜耳在亚太地区设立的最大共创空间。Co.Lab上海计划于2024年9月正式开幕，首批入驻企业招募工作正在进行。

在物理空间上，肯德尔广场给我们最大的印象是既拥有大量富有科技感的新时代楼宇，又体现出与旧时代建筑有机融合的独有魅力。在设计上，这里强调了区域的开放性包容性，实验室之于大楼，干净、通透、明亮，落地窗外有美丽的查尔斯河；这里也突出了公共空间的互动性，咖啡间、图书室、围坐一起的开放会议室比比皆是。以这样的基础为底色，不仅成就了科研的热土，还是一个充满生活与娱乐为一体的混合创新区，科学家们在面对冰冷的仪器之余，还能充分感受生活的美好。

人才是一个地区能否持续创新的源动力，在这里，最不缺的就是人才。肯德尔广场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生物科技高地，与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创新人才资源“赋能”密不可分。从“Kendall/MIT”到“Harvard”的两站地铁，连接着美国乃至全球最顶尖的人才命脉。人才满足供给侧的背后，就是科研成果的源源输出。

创新需要付出成本和时间，哪怕你是麻省理工和哈佛，也不可能一蹴而就。生物科技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并不是突然做出一个爆款，也不是累计完成多少融资。以细胞基因治疗赛道为对比，如果说小分子药物的特质是结构式决定的，那么生物药的特质就是工艺过程决定的。中国在管线数量以及技术水平上已经不输甚至优于美国，但在工艺过程处理上，整个行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人才建设、成本投入、时间积累，都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耐心。

正如拜耳的科学家们给我们传递的观点：在没有后顾之忧（融资）之后，我们可以更专注于研究，去攻克临床未满足需求，现阶段很多研究都处于早期，我们需要时间去探索技术，最终为患者的疾病找到解法。